◆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不僅需要創新求變的科技，更需要守正固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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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說的這家企業有點特殊，它是一家出版社。
如今電子化閱讀盛行，紙質書離我們越來越遠，出版社日漸聲名不彰，儼然成了不為人熟知的存在。
而在百年前，這家出版社聞名全國，不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更是改變了中國歷史。
它就是商務印書館。
1
既然名字叫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到底印了哪些書呢？
商務印書館傳承百年，出版的書籍可謂卷帙浩繁、不可計數，這裡且列舉三類。
第一類是學術類：
歷史課本上提及的嚴復的《天演論》，便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實，有過英國留學經歷的嚴復，還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名著。商務印書館擇其八種出版，稱之為“嚴復八大名著”。
（《天演論》）
商務印書館還有一套“社會科學名著選讀叢書”，收錄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盧梭的《民約論》、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看看這作者和書名，都是如雷貫耳的大家大作。
商務印書館最為現代人熟悉的，還是“漢譯世界名著叢書”。2017年，商務印書館為紀念120週年，曾出版一套“分科本”，總計多達700種，所收著作均為世界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
（“漢譯世界名著叢書”）
這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最為重要的學術叢書，而且仍在繼續出版。
第二類是教材類：
1902年，清政府廢除科舉，遍設學校。然而，當時的小學教材不過寥寥數本，皆模仿外國，無法滿足中國教學需要。
商務印書館見此情景，籌劃教材出版，編出了《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引起爭購，數月間風行全國，銷售十餘萬冊。緊跟著又編輯出版了一系列學生和教師配套的用書。
（《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
到1906年，清政府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共計102種，由民營出版機構出版發行的有85種，其中商務版的就有54種，佔據半壁江山。
商務印書館的教材，規模之大，營業之盛，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類是工具類：
你肯定用過《新華字典》，沒錯，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新華字典》）
早在19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
商務印書館創下了工具書出版發行史上的眾多第一：
世界上發行量第一的工具書——《新華字典》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第一部語文-百科兼收的現代漢語詞典——《新華詞典》建國後第一部英語-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建國後第一部中外合作的工具書--《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建國後第一部德語-現代漢語詞典建國後第一部法語-現代漢語詞典……從基礎性的工具書、到初階的教材，再到深奧嚴肅的學術名著，商務印書館皆佔有一席之地，堪稱全能。
2
誰說印書賺不了大錢？
1897年，商務印書館創立於上海之際，只有3750元資本，4年後，已達5萬元，增長了11.5倍；到1914年高達200萬元，增長了499倍。
（創立之初的商務印書館）
17年的時間，資本額平均每年增長29倍多。這樣的速度，不但在國內企業少有，國際上也不多見。
再看市場份額，據統計——
清末，中國書籍的營業額每年約500萬元，商務印書館獨佔30%。民初，中國書籍營業額每年約為1000萬元，商務印書館獨佔40%。
（1935年商務印書館市場佔有率）
鼎盛時期，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最大出版機構：總人數達到4500人，擁有當時最先進的印刷設備和印刷技術，在上海、北京、香港設有印刷廠，在全國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設有85處分支館，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也設有分館。
商務印書館還是一家龐大的社會文化企業：旗下還有電影公司、機器製造廠、益智玩具廠、文具教具科學儀器廠，有幼兒園、小學、師範學校、商業學校、各種函授學校、夜校。
（鼎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
一家出版社有這樣的規模和產業格局，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3
印書以文濟世，名也；賣書財源滾滾，利也。
商務印書館何以名利雙收？
成功的原因在於“人”。
清末民初，出版行業乃完全競爭之市場，要想發展壯大，只能自力更生。這要求，經營者必須既有文化功底，又懂商賈之道。
商務印書館的歷任掌舵人皆是如此。以第二代總經理王雲五為例，他既是大學問家，又是大企業家。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帝進犯淞滬，將商務印書館作為重點攻擊目標。商務印書館印刷總廠、倉庫、編譯所及東方圖書館先後被炸，浩劫之後，生機幾失。
（1932年，轟炸後的上海商務印書館）
王雲五臨危不亂，以“壯士斷腕”的方法，先遣散員工，省錢下來重建商務，情況好轉後，再漸次召回職工。1937年，全國新出版書籍共9438種，其中商務一家即出4938種。
歷經戰亂而不倒，創下了商業史上的奇蹟。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籍，大多領一時風潮，水平極高，這得益於集聚了當時最頂尖的學者。
嚴復的《天演論》，並非商務印書館首發。商務印書館看到後，力邀嚴復出書，形成一整套的“嚴復八大名著”，嚴復後來還成為了商務印書館的股東。
商務印書館還“培養”了一批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擔任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後來，成了北京大學校長竺可楨：擔任過商務印書館史地部部長，後來，成了浙江大學校長朱經農：擔任過商務印書館哲學教育部部長，後來，成了齊魯大學校長周鯁生：擔任過商務印書館法制經濟部部長，後來成了武漢大學校長任鴻雋：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後來，成了國立四川大學校長此外，著名的學者鄭振鐸、歷史學家顧頡剛、作家茅盾、社會學家陶孟和都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梁啟超、魯迅、陳獨秀等都曾在商務印書館旗下的雜誌發表過文章。
（商務印書館名人牆）
正是集聚了這些文化巨擘，商務印書館得以成為文化高峰，進而立於出版業之巔。
4
回顧歷史的長河，商務印書館成功的另一個秘密，還在於與時代同行，將企業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緊連接在了一起。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處於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社會思潮風起雲湧，國人急需開眼看世界，汲取世界先進知識的養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籍，恰恰迎合了市場需求。
當然，商務印書館絕非完全出於市場逐利，自創立之始，商務印書館便確立了“開啟民智、扶助教育”的理想和決心。
雖然商務印書館不曾標榜自己是啟蒙者，但是，無論是學術叢書，還是各類教材，都悄然扮演了近代思想啟蒙的角色。
《天演論》、《論法的精神》、《國富論》，一批批代表西方先進文化的經典之作，藉由商務印書館，走入國人的視野，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
煌煌百年，商務印書館始終佔據著思想和文化的制高點，滋養社會精英與普通民眾，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更為難得是，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商務印書館始終保持著嚴肅、正派、權威，猶如一位穩重的智者，引領著人們沿著知識的階梯前進。
一個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不僅需要創新求變的科技，更需要守正固本的文化。
商務印書館
大國基石
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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