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你介紹的這本書叫做《國富論》。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並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全書共分為五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講合作分工優點和勞動價值論。斯密說，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為金和銀像其它商品一樣，價值是變動的。任何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所交換到的其它商品數量。取決於已知金銀礦藏的豐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為衡量尺度，自身價值不斷變化的商品，決不能成為其它商品價值的精確尺度。而同等數量的勞動，在所有時間和地點，可以說和勞動者具有同等價值。按照勞動者的身體健康情況和技能熟練程度，他必然總是犧牲相同份額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無論他得到回報物品的數量如何，他所支付的價格必然是相同的。誠然，這種勞動所買到的物品的數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然而，變動的是這些物品的價值，而不是用來購買它們的老動價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費許多勞動的物品價格就昂貴，反之則低廉。因此，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才是最終而真實的標準，一切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勞動來衡量和比較。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為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希望用這筆資產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保留適當的部分維持生活外，可以將資產劃分為兩部分：他所希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為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
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被用來生產﹑製造或購買產品，然後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為流動資本；第二，資本可以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改變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為固定資本。
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的積累。斯密說，有一種勞動投入到勞動對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為可以生產價值，所以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稱為非生產性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又非常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僱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
斯密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都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篇，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認為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再生產。所以，鄉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資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鄉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為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這裡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它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為鄉村的剩餘產品提供市場；鄉村用剩餘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為鄉村居民提供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說，通過分工合作，然後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
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與製造業的國家裡，大地主的剩餘產物沒什麼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餘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製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餘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於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於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隻“無形的手”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並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
關於把資本用在哪裡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並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並引導其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並不十分明顯。
由於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一定資本後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提供的利潤，大於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麼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
壟斷確實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於阻止了資本的自然增加，不會增加國民資本利潤總額，而是減少了這一總額。因為大資本小利潤（薄利多銷）比小資本大利潤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壟斷雖然提高了利潤率，但肯定比沒有壟斷時候少。由於壟斷，所有收入的來源﹑勞動力的工資﹑土地的利潤，都不如沒有壟斷時候那樣充裕。所以，壟斷是為了一個小階層的利益，而傷害了其它所有階層的利益。
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第一章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斯密認為，君主或國家的開支主要分為四個不同的種類：1﹒是國防開支。君主的首要職責在於保護社會不受其它獨立的社會侵犯。只有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這一職責。2﹒是司法開支。君主的第二個職責是儘可能保護社會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欺侮與壓迫，即設立嚴正的司法機構。3﹒論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的開支。斯密認為，建立和維護某些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機構和公共工程，而這類機構和工程的屬性在於，如果由少數人辦理，他所得利潤絕不能償還其所支出費用，所以，這種事業要由政府建立和維護，這也是政府的義務。
斯密舉例說，車輛通過公路或橋樑，船舶通過運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噸位比例交納通行稅。似乎這種方法是公平的。況且，這通行稅雖然由承運人支付，他只不過是暫時的墊付，最終會轉嫁的貨物價格上，由消費者承擔。同時有了這類公共工程，由於交通的便利，會使貨物的運輸費大大減少。消費者雖然支付了通行稅使貨物價格抬高，但終究比不上運費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於交通便利，使運輸效率的提高，雖然要交運輸稅，並且這運輸稅最終由消費者承擔。但不會使貨物價格高過沒有便利的交通設施的時候，並同時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斯密是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他認為，在文明商業社會，對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更需要國家關注。因為，有錢人在年青的時候有時間﹑金錢來學習。此外，有身份與財產的人所從事的職業，用腦時候多，用手時候少，不至於使腦力變的遲鈍。而普通人由於生活壓力，即缺少財產和時間，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用腦力會很少，所以窮人更需要國家教育資助﹒﹒﹒﹒因此，國家只需要以極少的費用，就能夠使全體人民，甚至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並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學業優良者，國家應給予獎學金。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並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於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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