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王國平 張路延 攝影 忻曉松
龍永圖，一位在中國對外開放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他自己總結說，在他所經歷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中，親歷了三件大事：
一是，1978年他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的時候，親歷了中國一次重大的政策調整，開始接受國際援助；二是，親歷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三是，把博鰲亞洲論壇從名不見經傳打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議。
11月17日，海南三亞。在一場會議的間隙，龍永圖接受了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採訪。
龍永圖接受封面新聞記者採訪
接受援助成破冰之舉
1961年，18歲的龍永圖考入貴州大學。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僅僅是因為自己的愛好，並“希望通過英文閱讀來理解最原始的英文文學”，在前輩的建議下，龍永圖從中文系轉讀英文系。而這次對專業的選擇，也影響了他的一生。
1965年畢業後，龍永圖進入當時的外貿部工作。
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開始與西方進行接觸。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1973年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批留學生，學英語出身的龍永圖便是其中之一，和他同行的還有一個人叫楊潔篪。20多年後，他們分別擔任過外經貿部副部長和外交部副部長。
龍永圖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了一年的國際經濟學專業。1974年回國後，進入經貿部擔任翻譯。
1977年9月，34歲的龍永圖再次因為語言優勢，成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員。此後，又成為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一名官員。
在聯合國工作期間，龍永圖親歷了中國一次重大的政策調整。
“中國過去從來不接受外國和國際組織的援助。”龍永圖說，當時他分管的工作正好是聯合國向全世界100多個國家提供援助，“只有中國不接受，人家都覺得挺怪的，有點自我孤立的感覺。所以我們不斷向國內報材料，講接受聯合國援助並不是接受一種施捨，而是國際合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龍永圖說，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沒過多久，國內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紐約，決定接受聯合國的援助了。
在龍永圖看來，這是中國真正加入世界大家庭的破冰之舉。
在聯合國工作期間，龍永圖得到各方好評，幾年內便晉升為聯合國的高級官員。
1986年，國家外經貿部組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需要一個能夠代表中國和聯合國打交道的人，龍永圖又成為最佳人選。他沒有猶豫，當即放棄在聯合國的高薪，回國任職。
2001年11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簽字儀式圖片
參加中國復關談判
在龍永圖回國這一年，中國正式申請恢復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締約國地位。
當時，龍永圖擔任的是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主管聯合國開發署對中國的援助。
1992年1月，49歲的龍永圖被任命為外經貿部國際司司長，開始參加中國復關談判，由此開啟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龍永圖曾回憶說，當時一般國家加入世貿只用1年到3年的時間，中國用了差不多16年的時間。而最初的6年都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不是市場經濟？
由於當時的話語體系以及經濟體制，中國使用的是“商品經濟”一詞，翻譯成英文是“commodity economy”。龍永圖說，人家不懂這個詞。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緊接著當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上，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頂層設計的改變，解決了中國入世最大的問題，從1993年開始，談判進入密集期。
在1993年和1994年，中國曾做了一次衝刺，希望在關貿總協定轉為世貿組織之前恢復中國的締約國地位。
龍永圖回憶說：“我當時確實是帶著代表團作了一次很大的努力。如果說我們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能夠闖進去的話，那我們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
但由於美歐的掣肘未能最終達成協議。
也就在這一年，龍永圖接替谷永江擔任中國談判代表。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開始運作，取代關貿總協定。同年11月，中國復關談判轉為加入WTO的談判。
1994年復關談判受挫未果至1998年中期，雖然經過多次磋商，但談判僵局一直未能打破。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副本）
朱鎔基推動談判結果出爐
在入世談判中，最難“啃”的對手就是美國。
龍永圖說，當年世貿組織130多個成員經濟體，只有30多個成員經濟體和他們進行了談判，其他沒有參與談判的大多數，則是相信美國的談判立場可以代表他們。
因此談下美國，就意味著中國消除了中國入世的主要障礙。期間，中美之間的談判，前後多達25輪。
中美最後一次談判，是在1999年11月進行的。這次談判不僅是一場談判桌上的唇槍舌劍，也是一場心理戰。
1999年11月10日，美國代表團抵達中國，雙方的“艱苦”談判開始。等到11月14日，雙方談判基本上破裂。14日凌晨，美方代表突然中斷磋商離場，並準備奔赴機場回美國。
當晚，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打來電話，詢問情況。根據朱鎔基的指示，龍永圖與美方取得聯繫。
11月15日，中美談判最後一天。當天凌晨4時，龍永圖與美方各帶幾個人開始了“工作會談”。
實際上，當時美方已準備好了所有談判的協議文本，雙方一頁一頁核對完後，最後剩下七個問題，“對方說，這七個問題，中方必須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前面談的所有協議都不作數。”
在最後關頭，龍永圖給朱鎔基總理打去電話。朱鎔基總理來到了談判的第一線，直接推動了談判結果的出爐。
龍永圖後來回憶，談判開始後，對美國人拋出的前三個問題，朱鎔基都說“我同意”。龍永圖有些擔心，不斷向朱鎔基遞紙條，上面寫著沒有授權，但朱鎔基回過頭來對他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從第四個問題開始，朱鎔基對美方表示，後面的幾個問題你們也該作點讓步了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
五分鐘後，美方同意與中方達成入世談判協議。
中國政府代表簽署《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時使用的檯筆（左）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第143個成員。
從1986年開始，中國“復關”和“入世”之路經歷15年。從1992年開始參與談判的龍永圖，則是其中重要的親歷者和推動者。
龍永圖說：“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人家外國人說，可能你做的事情是個Long process，是很長的一個進程。”
世界貿易組織第四節部長級會議通過《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時會議主席使用的木槌（右）
為“博鰲”拒絕了安南的邀請
除了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外，龍永圖這個名字，還和中國最著名的非官方國際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緊密相連。
在龍永圖的回憶裡，博鰲亞洲論壇的舉辦並非順風順水，也是一個逐步成長的過程。剛開始的頭兩年，因為缺乏舉辦國際會議的經驗，也出現過許多失敗教訓。
“2003年那次，午餐會的時候，因為人多，準備的菜、桌子都不夠，我看到了董建華先生作為香港特首，拿了一個盤子東轉西轉想拿幾個菜吃都找不到，我趕緊吩咐人給董特首拿一點菜吃。聽說李澤楷先生那次也來了，他是住在一個簡單的酒店裡面，房間裡面沒有廁所，他半夜起來，到走廊裡面找廁所，這對於他來講可能也是難忘的經歷。”
而要搞好論壇，最重要的一個核心要素，是要有好的嘉賓，龍永圖說，如果沒有好的演講家，再一流的設施也白搭。
“當時請演講嘉賓很不容易。”龍永圖舉了邀請李光耀的例子。
因為擔任中國入世談判代表時，他曾經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新加坡參加部長級會議，和新加坡外交部長比較熟悉，就請對方幫忙引薦，拜會李光耀先生。“他見我的時候就開門見山說，我知道你英文很好，我們今天干脆用英文交談吧。那天談了兩個多小時，談的很開心，我就請他來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他最終答應了。”
2005年，已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的龍永圖，收到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一個邀請，“他邀請我出任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秘書長，他說如果你去擔任這個秘書長，那將創造一個歷史，這將是第一個由中國人擔任聯合國一個專門機構的第一行政首長。”
當時博鰲亞洲論壇還處於初始的發展階段，另外龍永圖的父親在2003年去世，母親還處於極度悲傷的時期，“我想用更多的時間來陪伴我的母親。”龍永圖說，“所以我放棄了，繼續幹我這個博鰲亞洲論壇的秘書長。”
在龍永圖的帶領下，經過八年時間，博鰲亞洲論壇由名不見經傳，成為今天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議組織。
龍永圖說，博鰲亞洲論壇的成長，在某種意義上反應了中國逐漸走向世界，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的歷史過程。博鰲亞洲論壇的發展，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在飛速增長，這讓全世界開始把眼光聚焦在中國身上。
對話龍永圖：
“整個入世的過程，就是一個開放的過程”
記者：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經驗，就是以開放促改革，在您看來，這個入世的過程，對中國當時進行改革開放具有什麼樣的影響和意義？
龍永圖 ：整個入世的過程，就是一個開放的過程，開放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接受國際規則的過程。在這樣一個接受國際規則的過程中，就使得我們能夠對我們國內的體制、營商環境及一些標準，能夠做出一些改善，使我們的規則體系和營商環境，能夠逐漸符合國際標準和國際的規則體系。
這樣的話，就使得我們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在一個符合國際慣例的環境中進行。比如說我們過去搞外貿，只能由少數的外貿公司壟斷，後來根據世貿組織規則，成千上萬的企業都可以直接搞外貿了，解放了整個中國外貿體制的生產力。所以這是用開放的手段，來促進國內體制的改善。
記者：入世過程中，中美最後一次談判時，是您給朱鎔基總理打的電話？
龍永圖： 當時中美已經到了談判的最後關頭，對我們談判的這些一線的同志來講，一些最困難的問題很難得到解決，這個時候只有由中央的高層來做政治決斷，所以當時我打電話給朱鎔基總理，他親自到了談判第一線。
對於美方提出來的一些要求，比如說關於解決反傾銷中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我們當時的底線還是隻能是五年，後來朱總理提出，可以把它延長到十五年，這就使得美國覺得我們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調整，所以他們後來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也作出了一些讓步。比如說化肥和一些主要農產品、農業資料的進口，還是由中國政府來調節。
記者：當時朱鎔基總理在當應美方的前三個問題時，您曾給總理遞條子上去，寫著沒有授權，是這樣嗎？
龍永圖：是啊，因為在總理最後進行談判之前，這七個問題，當時的授權都是作為不可讓步的一些底線。朱總理上來以後，就在三個問題上做了讓步，當時我意識到朱總理日理萬機，對一些談判的細節可能不是很記得住，所以我就提醒總理。但是朱總理為了最後解決中美談判的問題，做出了一些調整，來換來對方的讓步，最後促使整個協議的達成。他從一個全局的高度，戰略的高度來解決了一些談判的細節問題。
人物名片
龍永圖
1943年5月出生於湖南長沙，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原理事、秘書長；中國入世談判代表團第四任、也是最後一任團長、首席代表。由於他對中國入世的巨大貢獻，“龍永圖”三個字，也成為中國入世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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