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清水江流域苗族銀飾文化的成因

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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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透過白銀在清水江流域銀飾化的歷史，窺探到的是苗族社會附著在銀飾上的多元文化互動、交流與交融的圖景。

【關鍵詞】白銀；銀飾；清水江流域；苗族

苗族銀飾以其獨具特色的造型風格成為彰顯苗族服飾魅力的重要元素之一。在現代旅遊及影視、網絡等傳媒的推動下，苗族銀飾盛裝給人們留下了炫目多彩的深刻印象。

相對於中國南方其他地區的苗族而言，清水江中上游兩岸及雷公山區是最大的苗族聚居區。該地區也是苗族盛裝中銀飾款型分佈最為密集的地區。拙作《苗族服飾文化》中類分的施洞、丹江、黃平、革一、大塘等服飾款式，就是全國苗族服飾中銀飾數量最多且最有特色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分佈情況？

清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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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貿易：白銀流入清水江流域

從國家層面上說，總體而言，中國自產白銀數量並不敷用。因此，明朝和清中期以前的對外貿易之興盛及一定程度的貿易順差，成為白銀流入中國的主要因素。

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中說，新大陸的發現哥倫布的貢獻之一就是新世界出產的金銀對世界金銀存量和貨幣流動的貢獻。他還進一步指出，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即從明末至清初）的100餘年時間裡，在全球總計約38，000噸白銀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國。

世界貿易給中國帶來的大量白銀存量，既為白銀在國內流通提供了堅實基礎，也為國內及清水江流域白銀貨幣化提供了可能。

清水江流域為苗族、侗族聚居地區，由於黔東南特別是清水江中上游環繞雷公山地區為重要的林產區之一（尤以產出杉木最為著名），到清代，清水江航道得到了疏浚，藉助便捷的航道往來，流域內的木材貿易非常繁榮。

據有關文獻記載，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商賈駢裡，齎刀幣而治質劑者，歲以數十萬計，……經坌處、遠口、甕洞，入楚之黔陽，合沅水達於東南諸省”。僅黎平府所屬部分流域即能“歲以數十萬計”，那麼市場輻射範圍廣及中原、東南諸省的整個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可能帶來的白銀流入數量就可想而知了。

白銀作為通貨在清水江木材採運活動中的流向，一是來自下游的木材客商，他們攜帶銀兩到木材交易指定市場支付交易費用，白銀主要流向山客手中；二是山客回到上游支付木植的購買、伐運費用，白銀流到木主或山主手中；此外，部分流向作為下游木商和山客交易中間人酬勞的“三江”主家手中。

儘管很難統計自明朝開市至民國這一長時段歷史流入清水江流域苗族社會的白銀數量，但僅以光緒《黎平府志》所記的“三江”貿易每年“二三百萬金”等粗略數字，還有歷史上出現的“假銀案”及本文後面所論之白銀在苗族禮俗生活中的事實，可以窺見白銀在清水江流域流動的大體面貌。

清雍正年間在苗侗聚居區設置“新疆六廳”之後，該區域苗族、侗族百姓逐漸被納入“編戶口，納錢糧”的軌道。據《錦屏縣誌》記，明萬曆九年（1581）前，田賦徵實（實物），明萬曆九年推行“一條鞭法”後，改徵銀兩。這項制度沿襲到清初。清雍正九年（1731），田賦改徵半銀半米。此後，丁稅也以銀兩繳納，田賦則以秋米、折米、條銀分別繳納。該項政策一直沿用到民國末。

稅收中的白銀貨幣成為國家與清水江流域苗族社會不能割捨的聯繫紐帶。而“一條鞭法”的改革，即各種稅費、徭役等均可以白銀繳納，無疑為白銀在這個地區更為廣泛的流通打開了渠道。作為貨幣的白銀的流入對清水江流域及雷公山區苗族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包括帶來了服飾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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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與白銀：

支付手段、財富表徵和“通靈”之物

現在很難去復原白銀流入前清水江中上游及雷公山區苗族社會是怎樣的一幅圖景，但有一點可以料想到的是，在清雍正年間設立“新疆六廳”前，儘管清水江“

在一個沒有貨幣流通的社會里，如何衡量交換價值在涉及“議價”的民俗活動或者賠償命案等事項時，以什麼作為財物計量的標準單位？

其實，歷史上很多民族社會，在進入貨幣社會前，在貨幣不發達的區域貿易中，都出現過以某一實物作為財物交換或賠償的價值基本單位的情況。在10世紀唐代商業交往比較繁盛的敦煌地區，紡織品被當作一種支付手段流通，而不是一種商品。在四川涼山彝族傳統社會的命案賠償中，牛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計量單位。

同樣，牛在苗族社會生活中亦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據《貴州圖經新志》記載，生活在黃平、施秉、凱里等地的“黑苗”，族內“婚姻以牛為聘禮”。由此顯現出牛具有財富表徵的性質。此外，“

牛在苗族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還集中體現在祭品上。《貴州圖經新志》記載，鎮遠府苗人“其俗每三年一次殺牛祭祖”。《鎮遠府志》載，苗族人死“椎牛敲銅鼓名曰鬧屍”，“每十三年畜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牯朦”，如今在黔東南雷公山、月亮山區的苗族村寨裡這些風俗依然保留。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牛是指水牛而非黃牛。當地苗語將水牛稱為“紐”，將黃牛稱為“胳”，兩者的社會價值明顯不同。苗族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耕種水田、種植水稻為生計根基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水牛的生產力價值遠比黃牛或其他牲畜重要。清水江流域苗族社會經歷多次變遷與轉型，但始終保留水牛和糯米在祭品中的重要地位。水牛等古老祭品在祭祀中的核心位置持續不變，源自苗族社會傳統信仰，因為當地人們相信只有水牛等古老祭品才能得到祖先的認可，才能溝通陰陽兩界。

從黔東南苗人的習俗及其自我解釋來看，在前貨幣階段苗族實物經濟社會中，水牛既是財富計量基本單位、財富表徵，具有交換媒介的特點，同時又具有“通靈”的性質，這一點與貨幣所具有的財富表徵特性、交換職能，以及白銀在苗族觀念中的“靈性”是相通的，因此，白銀貨幣流人之後才可能與水牛形成對接。換句話說，當白銀貨幣進入苗族社會之後，在一定程度上替換了牛的部分職能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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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飾與銀飾：盛裝配飾的傳統

筆者認為，清水江中上游及雷公山區苗族將相對稀缺的貴金屬白銀用來裝飾身體，無疑與當地社會將白銀視為財富象徵、視為通靈之物有莫大的關係，與苗族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中國西南，不僅是苗族，還包括其他一些民族群體，以貨幣為服裝配飾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近十幾年筆者在考察西南各民族服飾的過程中，採集到的各類貨幣裝飾物亦豐富多彩。足見在中國西南還有好些民族至今仍保留用海貝、貨幣裝飾的習慣。

需要深入一步論說的是，不論是早期的海貝還是後來的白銀，它們用以裝飾身體，首先是因為其具備貨幣的財富表徵性，投合了一些民族盛行的誇富風俗。從貨幣交換職能延伸出來的通靈性也是幣飾傳統形成的重要成因。貨幣所具有的交換溝通等“媒介”性質，足以使人相信它可以“通靈”，不僅可以跨越社會邊界，與陌生人溝通，也能實現人神之間的聯繫。更何況作為貨幣之物，多是來自“遠方”或是稀缺貴重之物，由此也往往成為人們的悅神、獻神之物。

貨幣成為裝飾物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中國的“壓勝錢”傳統。源起於漢代的壓勝錢，不是用於購物流通，而是用於祈福、辟邪、娛樂等活動。貨幣流通到無貨幣的民族社會中併成為裝飾身體的飾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族際文化的交融。

概而言之，從白銀流入清水江流域到成為生活於該區域的苗族身上的銀飾，至少說明白銀貨幣的銀飾化與當地苗族社會文化存在如下相關聯性。

第一，白銀裝飾身體具有重要的信仰意義。另外，還受到類似“壓勝錢”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還需指出的是，白銀的顏色，即白色，在清水江流域苗族中是神聖的、通靈的顏色。大凡探視死者或上墳祭祀必須使用白雞，視白雞為可以通靈神聖。當地習慣，小孩子常常生病或身體虛弱，父母就打一根銀鏈給他佩戴，他們認為這樣可以鎖住小孩的魂魄，免得到處遊蕩，小孩就可免除疾病。由此足以顯示，人們相信白銀能夠通靈，銀飾具有護佑生命、身體的意義。

第二，白銀的銀飾化，以及追求銀飾形大、樣多、量重的特點，與多餘的白銀在當地苗族社會中出現有關。自乾隆皇帝於乾隆元年親自下詔在苗疆永免苗賦之後，苗民的生活負擔有所減輕。一些多餘的白銀流人苗民家中，被他們用於裝飾身體。這樣既能實現信仰之義，又能滿足誇示富足心理之需。

第三，白銀貨幣的銀飾化與苗族的財產繼承製度有關。在苗族家庭的財產繼承中，房屋、田產及耕牛等由兒子繼承，因此，大多家庭會為沒有固定財產繼承權的女兒置辦服飾嫁妝來補償。這也是清水江流域苗族銀飾傳女不傳男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作為盛裝配飾出現的銀飾，具有突出的禮俗文化意義和審美價值。苗族盛裝是社會等級秩序、倫理規範、身份標識的重要表徵。在比較隆重的苗族蘆笙舞會中，佩戴銀飾的盛裝者要列隊於前，無銀飾著裝者則列隊於後，其意義恐怕不僅僅是審美角度的“好看”。

第四，當然，在白銀貨幣轉換為附著民俗文化意義的銀飾的過程中，既有精神文化上的選擇，也有製作工藝上的引進、篩選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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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匠村形成：

清水江流域銀飾技藝的傳承

包括上游雷公山區在內的清水江流域苗族銀飾，從大樣上分，大致有五個款式，即丹江型、大塘型、革一型、施洞型、黃平型。這些銀飾款型儘管各具特色，但都有品類多、造型大、白銀量重的共同特點。

在品類方面，每一款銀飾差不多包括了頭飾、胸頸飾、手飾、衣飾、背飾、腰飾、腰墜飾、腳飾等，從頭到腳包羅了人體各重要部位，而且每一部位的飾品都有若干件。以臺江施洞型為例，整套銀飾由銀角、銀冠、銀花、銀簪、銀梳、插針、耳環、耳柱、耳墜、項圈等組成，其中包括頭部飾品14件，胸頸部飾品8件，手部飾品11件，銀衣片有44件，分正方形、長方形，圓形三種，表面浮雕獅、虎、膜磷、鳳凰、錦雞、龍、仙鶴、蝴蝶、花卉、羅漢、仙童等形象，帽式銀衣泡595個，蝴蝶鈴鐺吊60件。在用白銀重量方面，少者170兩，多者重達230兩。

在幾種款型中，丹江型、施洞型、革一型都有水牛角造型銀角。丹江型的銀角高達80餘釐米，為穿戴者半個身高。

有一些學者據苗族史詩的《運金運銀》篇章等認為，苗族銀飾很早就有。但是，並沒有翔實的歷史文獻材料可以說清苗族銀飾製作技藝的緣起及早期傳承的狀態。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期開始，木材貿易帶來的白銀大量流入是其流行的重要條件。因此，技術的成熟也可能在明朝及之後。現存的苗族銀飾工藝技術並不十分複雜，包括熔鍊、錘打、拉絲、鐫刻、鏤空、編結、洗滌等，似乎意味著其歷史不可能太長。

在考察中筆者還注意到，在這些銀飾款型流行的區域，分佈有一些製作銀飾的村寨。這些較為著名的銀匠村寨大多分佈在交通便利的明清兩朝開闢的“苗疆”通道上。製作丹江型銀飾的是雷山縣控拜及其附近的麻料等幾個村寨。這些村寨坐落在過去從丹江（今雷山縣）去臺拱（今臺江縣）到鎮遠府的主要通道上。製作施洞型、革一型銀飾的是臺江縣施洞鎮的塘龍寨、崗黨略寨，它們緊鄰清水江上游重要碼頭施洞鎮。製作黃平型銀飾的是黃平縣谷隴鎮翁板村及周圍苗寨，距離谷隴、重安江等集鎮不遠。

從苗族銀飾造型及其紋飾也可以看出，儘管苗族文化特點鮮明，但也不乏外來文化的痕跡。黃平型、革一型銀帽與漢族地區戲曲表演用的鳳冠較為相似，是否受之影響引人深思。各地苗族銀飾上八仙、羅漢、丹鳳朝陽、獅子滾繡球、二龍戲珠、松鶴並蒂等紋樣的大量使用，無疑是借鑑漢族銀飾及工藝的結果。

技藝作為擴張性的社會產物一直在流傳，它比其他任何社會現象更易於跨越社會的邊界，且極易被借用。在清水江中上游及雷公山區苗族村寨中，銀匠僅分佈於屈指可數的十幾個村寨，因此，為滿足人們製作銀飾的需求，銀飾匠人成為傳統苗族社會中游走四方的人。他們既遊走在本支系、本民族內，也遊走於毗鄰居住的其他民族中，成為族際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

就此而言，苗族銀飾傳統制作技藝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產物，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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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明代中後期興起的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以及明清兩朝的貨幣和稅收制度為白銀大量流入該區域苗族社會提供了條件，也成就了現今的苗族銀飾在清水江流域及其雷公山區集中分佈的格局。

苗族社會原有的以水牛作為財富計量單位及財富表徵的傳統，以貴重之物或貨幣裝飾身體、祈福辟邪的傳統，為白銀貨幣的銀飾化提供了可能。

水牛等苗族原初社會價值計量及表徵之物被貿易舶來的白銀貨幣替代之後仍然折射為銀飾上的水牛角造型符號。

苗族財產繼承權的性別差異，引發了銀飾的性別偏重，由此形構了家庭傾力為女性添置銀飾的習俗慣制。

透過白銀在清水江流域銀飾化的歷史，窺探到的是苗族社會附著在銀飾上的多元文化互動、交流與交融的圖景。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於《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限制，註釋從略。文章有刪節。

楊正文，苗族，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西南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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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民族學與人類學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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