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邏輯的辯證統一。”習總書記有關社會主義道路的論述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鬥90多年曆程的經驗總結，也吹響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號角。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必然選擇，是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確定的奮鬥目標，寫在了中國共產黨的黨旗上。不管世界風雲如何變化，不管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如何艱難曲折，中國共產黨人也從來沒有改變過這個初心。今天，在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周圍、意氣風發地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時，我們回顧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軌跡，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在各種救亡圖存的道路中，選擇社會主義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有多少，因資料不全尚待定論；一般認為有50多人，可以考察到籍貫、年齡的54人。其中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生於1876年；年齡最小的是劉仁靜，生於1902年。粗略統計，生於19世紀80年代後的13位，90年代後的32位。也就是說，19世紀80後、90後佔了當時全部共產黨人的8成以上。雖然他們各自的經歷不同，但有如下幾點則是共同的：
首先，他們出生在國運存亡之際。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五七國恥日”伴隨了他們的青少年時代，待亡之痛是無法揮去的夢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成了他們的座右銘
其次，絕大多數人出生於殷實人家，從小受到傳統教育。他們從“古訓”中吸取積極向上的元素，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熔鑄他們的靈魂。惲代英的話具有代表性：“我常回想到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所想象的只是‘中流擊楫’‘攬轡澄清’的人格。”這些傳統的積極人生觀與價值觀使他們少年時代就樹立了救濟世危、振興中華的抱負。
最後，他們生於憂患，具有強烈的使命意識，不斷上下求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國難當頭，他們“從冷靜處窺探人生，於千辛萬苦中，殺出一條”救國的“血路”。他們最初憧憬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民族復興的良方。陳獨秀崇尚法蘭西文明；李大釗在《青春》中以德意志的崛起為精神力量。毛澤東曾總結：我們青年時期，產生了一種信心，就是學習資本主義，“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
但是，資本主義的弊端漸漸顯現出來，貧富兩極衝突日益激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將15億人民拖入戰爭災難之中，導致3000萬人傷亡，資本主義的自私殘酷暴露無遺。
十月革命向中國人民展示了一個以公有制為特徵的社會主義，與以私有制為特徵的資本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資本主義強權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社會主義的蘇俄卻宣佈取消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在這樣強烈的對比下，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義無反顧地摒棄資本主義，擁抱社會主義。他們認識到社會發展的規律，確定“向資本主義的路上走去，是逆而必敗之道；向社會主義的路上走去，是順而必勝之道”。
二、在各種社會主義中，選擇科學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思潮與運動，從莫爾的《烏托邦》算起，迄今已有500年曆史。社會主義的共同特徵是主張公有制，最終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共產主義社會。由於當時各種理論對實現共產主義的途徑看法不同，因而社會主義分有200多個派別。
19世紀末，即我國的晚清時代，社會主義便隨著西方的“新思潮”來到中國：共產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宗教社會主義、集產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讀互助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紛至沓來，一時讓人們目迷五色，難以分辨。正如瞿秋白所說：“社會主義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19世紀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的，不十分清晰。”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一開始就把科學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陳獨秀將有重要影響的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流派一一作比較後指出，工團主義是由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派合演而成，它的最大缺點是不要國家與政權，然而資產階級卻要拿“國家及政權來壓制勞動者”。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經濟組織由行會管理，是受到工團主義工業自治的影響；主張政治組織由國家管理，是受到國家社會主義不反對國家存在的影響。它的要害是希望通過行會組織與資產階級協調，從而改變工人受壓迫的狀況，這無異於痴人說夢。無政府主義不要國家、政府，保護人人絕對自由。在實際生活中，“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經濟兩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還要向這條路走，非致撞的頭破額裂不可，這是何苦呢？”
國家社會主義最有迷惑性，它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主要代表。該黨與馬克思、恩格斯有密切的關係，其領袖都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嫡派”，其中考茨基還曾發表過一些詮釋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例如《階級爭鬥》《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都有中文本，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產生過很大影響，但該黨後來卻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該黨分為兩派，即伯恩施坦的修正派和考茨基的正統派。修正派對於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和階級鬥爭“都加了嚴格的批評，要大行修正運動”。正統派極力攻擊階級鬥爭，極力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修正派與正統派彼此鬥爭，但其主張“卻大同小異”。他們企圖通過改良的方法，即不改變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來達到社會主義，其實質是放棄階級鬥爭的手段，通過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方式去達到所謂的社會主義。對此，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社會主義，經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蹂躪，精彩完全消失，由國際主義墮落到國家主義，由社會主義墮落到自由主義，由革命主義墮落到改良主義，由階級鬥爭墮落到階級調和，由直接行動墮落到議會主義”。他們主張的結果不但不能施行，而且被資產階級同化了，這是“為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他們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卻掛著馬克思的招牌，有很大的迷惑性，“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主張代表馬克斯（思）派社會主義，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在各派社會主義中，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信仰科學社會主義。他們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理論和階級鬥爭理論，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科學社會主義從人類的基本活動中總結出經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基本動力，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它是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解放的指南針。李達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在社會主義上，並且在人類生活史上，也劃成一個新紀元”。李漢俊指出，馬克思已經將改造世界和改造中國的學說都為我們準備好了，這對“我們後進中國人”實在是天賜之幸。這天賜之幸只在等著我們中國人伸手去受，我們如果連這手都懶得伸，就未免是太甘暴棄，恐怕終免不了要遭天譴呢！”瞿秋白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社會科學是改造社會的真理，是指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
在各派社會主義中，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李大釗說：“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十月革命“這種不可擋的潮流，都像凜冽的秋風一般，將枯黃的樹葉一片一片地吹落在地。“由今而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陳獨秀說：俄國共產黨是真的馬克思主義，它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階級調和、勞資攜手、議會選舉，主張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他指責社會民主黨的“民主政治”，實際是為資本主義的虎謀皮的伎倆。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勞動者手裡”。我們中國人應該採用蘇俄的社會主義，若是採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只是給資產階級“以作惡的機會罷了”。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黨的第一份綱領，就是以俄國共產黨黨綱為藍本，旗幟鮮明地宣佈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取與俄國共產黨同樣的名字，為“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傢俬有制”“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等均來自俄國共產黨的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表明，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以蘇俄共產黨為榜樣，將科學社會主義寫在了自己戰鬥的旗幟上，莊嚴宣告自己是為無產階級與勞動大眾解放的黨，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三、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
中國共產黨人引進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初，就十分明確地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提出這一思想的是李大釗。他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中共北京早期組織重要成員劉仁靜指出：“我們現在的任務，在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Inslitiongs Customs，尋求出一個適合國情而又能達到共產主義的方針來。”李漢俊在與張聞天討論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時，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理論體系，不能隨意“伸縮”；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必須要適應各個國家的情況，“到中國要成為什麼呢？現在還不曉得，這就要靠中國人底努力了。我們努力底結果，或者能夠造出什麼來。張聞天先生，我們大家來努力罷！”瞿秋白強調：“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確定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個有意義的嘗試，確定走蘇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他們通過對各種救亡之道與主義比較而推求的結論。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蘇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的光輝典範，開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確定中國走蘇俄社會主義道路彰顯了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的最初水平。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學習馬克思主義之初，還不善於用馬克思的辯證法剖析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是機械教條地照搬唯物史觀的一般原理。他們強調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因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4種社會形態。資本主義不是哪一國的現象，而是世界性的，封建社會過後必然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後必然是社會主義。
他們幾乎異口同聲指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不過與西方不同的是現代經濟十分落後。李達明確肯定：“中國現在已是產業革命時期了。中國工業的發達雖不如歐美日本，而在此產業革命的事情內，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更甚。”資產階級是國際性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固然沒有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發達，但只是規模、程度的不同而已，其剝削的本質屬性卻沒有差別。“資本家是虎，我們不能說，本國的虎比外國的虎不會食人；我們也不能說，只可抵抗外國的虎，不必撲殺本國的虎。資本主義是流行世界的瘟疫，瘟疫的菌能夠流播全世界，我們不能說，本國的瘟疫不可怕，而外國的瘟疫可怕；我們也不能說，只可消滅外國傳來的瘟疫，不必消滅本國的瘟疫”。
在與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論爭時，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強調中國沒有現代經濟，是很落後的國家，當務之急是發展實業，增強富力。另一方面，他們聲稱“馬克思自己說產業發達的國家，即資本主義興盛的國家，方能實行社會主義”“中國本是農業國，產業不甚發達，有很多的地方，簡直無產業可言。產業不發達，就依馬克思的理論來講，也不能實行社會主義”。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針鋒相對予以駁斥：
首先，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貧乏。這裡涉及到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中國貧乏無須討論，這是無人能夠否定的現實，問題在於造成貧乏的原因。李漢俊認為，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因果倒置，中國落後的原因決不是中國的貧乏，貧乏只是現象。資本主義競爭和佔有中國市場的過程中造成中國資本主義與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才是實質。中國現代經濟雖然不發達，但已經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之中，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必然發生，無產階級已經產生，社會革命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其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發展實業的實質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張東蓀主張中國當務之急不是進行階級鬥爭，而是增加富力，發展實業。陳獨秀在復張東蓀的信中說：“如果說中國貧窮極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們不反對這話；如果說增加富力非開發實業不可，我們也不反對這話；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不可，且非資本集中不可，我們不但不反對這話而且極端贊成；但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主義不可，集中資本非資本家不可，我們便未免發笑。”因為資本與資本家不是一物。
再次，改造中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不必蹈資本主義覆轍。資本主義曾經創造了極大的財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將世界“弄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特別是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的弊端暴露無遺。中國是現代工業後進的國家，我們完全不必走這條老路，而應直接進行社會革命，奪得統治權，極大地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正途。有人說，在發達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講社會主義，但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甚發達，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呢？陳獨秀指出，資本主義是世界性的，並非某一個國家的現象，既然“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那能夠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社會主義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勞動階級奪得了統治權，可以更好地發展實業。中國的無產階級通過聯絡蘇俄和歐洲的無產階級，獲得獨立與解放，才是發展實業的正確道路。因此“我們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底可能，而且有急於講社會主義底必要”。
最後，指出落後的中國走蘇俄革命的道路，是追趕世界潮流的最便捷途徑。中國共產黨人以世界大視野論述這個問題，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性的。俄國十月革命，表明社會主義運動已經成為世界不可逆轉的大潮，十月革命昭示世界資本主義開始“崩壞”。中國要趕上世界的步伐，完全不必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而可以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鑑於以上認識，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制定的第一個綱領，就規定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
第一個黨綱正確的一面，是從一開始就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不足的一面，就是沒有與中國特殊的國情相結合，不知道像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會，能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一不足，到第二年就得到了解決。
192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革命戰略，彰顯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飛躍。中國革命第一步（即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第二步（即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中共二大的綱領明確了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首先要進行以打倒封建軍閥為目的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圖。
中國革命戰略實現質的飛躍，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列寧主義，尤其是東方革命理論指導下取得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後，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就確定要以俄為師，開始傳播列寧主義。共產國際、蘇共與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後，宣傳列寧學說就成了中共的工作重點。有資料顯示，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後，列寧著作的翻譯工作不斷加快。中共一大後，黨組織翻譯出版了列寧的《勞農會之建設》《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等重要著作。列寧東方革命理論使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稍稍將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理論進行對照，不難發現東方革命理論對中共二大文獻的巨大影響。
中國共產黨自覺地運用東方革命理論探索中國特殊國情，對中國革命有了新認識、新境界。其實中國特殊的國情，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講並不陌生，只是由於在馬克思的字典裡，還沒有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樣的概念；他們在黑暗中摸索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只能從馬克思的語境中找理論根據。但在與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論戰中，他們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中國社會的二元性，看到了近代中國不同於傳統的封建社會，也不同於歐美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農業雖然遭到破壞，但還是一個“農業國”，“一切農業都還在小農狀態，手工業佔全產業底大部分”。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大部分農民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終歲勞動。每年收穫交租之後，所餘“總不足維持他家庭的生活”（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現代生產雖然出現，但還“十分幼稚”“新式生產機關絕少”。“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由發達而傾於崩壞，在中國才開始發達”。中國現代經濟組織及現狀，“還非常薄弱”（施存統《我們要怎麼樣幹社會革命？》）。中國資產階級與西歐的資產階級不同，他們同樣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壓迫與阻礙，因此他們有參加國民革命的要求與需要。
當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傳入中國後，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立即接受了這些新概念。最先運用新概念分析中國社會的是《共產主義與智識階級》。這本1921年6月在漢口印行的小冊子指出：“稍微明瞭一點中國現狀的人，都知道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已漸漸佈滿了這個酣睡的中國。那些資本家，用偉大的經濟力，挾著他們的保護商業政策和可怕的殺人的軍備做後盾，把中國變作了國際掠奪階級的公共半殖民地。”這種“公共半殖民地”是畸形的社會，一方面資本家從工人中獲得“極大的利潤，過他們的快活的日子”；一方面貧苦農民“自己沒有田地，或是自己的田地只能夠養活幾隻小雞，因此他們不得不向地主租點地來耕種。他們用自己的血汗，牛，鋤犁等，來耕種田地，來奉承地主”。這樣的分析今天來看雖然太簡單，但卻是第一次用“公共半殖民地”的新概念剖析中國社會的例證。
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這是思想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唯物史觀的到來，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科學的宇宙觀和方法論，認識到世界社會發展的規律，確定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進方向。第二次是列寧的東方革命理論，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徹底的辯證法，啟發革命必須要與本國國情相結合。中國特殊的二元社會，決定了中國革命與歐洲和俄國革命不同，必須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民主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中共二大剛結束，中共就明確聲稱中國現階段的民主革命為“國民革命”。陳獨秀在《造國論》等文章中指出，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通常有兩種：一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二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是各個革命階級聯合的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這是由中國特殊國情所決定的，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因此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而僅僅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國民革命的實踐認識到，中國特殊的社會決定了中國特殊革命的性質，探索出了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革命對象、革命的同盟者，武裝鬥爭，特別是對土地問題、國民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即社會主義）等特殊規律，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體系理論的“基本思想”。“基本思想”標誌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思想飛躍，這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理論成果。
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的激烈武裝鬥爭，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於1949年10月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再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經過艱難曲折而又偉大的探索，終於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繼承了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確定的社會主義道路，更將馬克思主義與新時代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與實踐的創新，將馬克思主義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選自《決策與信息》2018年第5期，湖北新型智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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