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除了武俠小說中刀光劍影的江湖,金庸還有另一個江湖,這便是他的“報人”身份。

很多人“讀”金庸小說,讀的是書中的現實折射。而這與他的報人身份密不可分。


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有身在江湖,方能書寫江湖。

古文人俠客夢。金庸的筆下江湖,成了我們這個群體的時代烙印——武俠曾承載了青春的喜怒哀樂。武俠的真正魅力,是讓我們生活在別處。

而《明報》,卻將金庸的讀者拉回到了現實,只有入世,方能出世。《明報》遭人圍攻時,他寫下了喬峰一人大戰聚賢莊;讀者因為發對他的政治主張,在報社門口火燒《明報》時,他寫下了尹志平玷汙小龍女……

左手武俠,右手社論,這才是最真實的金庸。

金庸用自己的筆墨創造了兩個奇蹟:其中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一個在中國新聞史。金庸以武俠小說名垂後世,查良鏞則以政論聞名於當今。

撰文 丨 一紙清風

本文首發於澳門新聞通訊社-M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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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

金庸原名查良鏞,祖籍為江西省婺源縣,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寧。

查家為當地名門望族,有“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之譽。歷史上查家最鼎盛期為清康熙年間,以查慎行為首叔侄七人同任翰林,有“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之說,後全族人分入漢族八旗,正式成為包衣。

現代查氏家族還有兩位知名人物,南開大學教授查良錚(穆旦)(四十年代九葉派代表詩人,翻譯家),臺灣學術界風雲人物、司法部長查良釗。

出自海寧的著名人物還有王國維和徐志摩,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

金庸先祖查繼佐是“明史案”最早被告發人之一,祖父查滄珊是“丹陽教案”的當事人。“文革”中,查家曾遭受迫害,後來金庸偷渡到香港,也與此有很大關係。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離開家鄉海寧。1939年,15歲的金庸和同學一起編寫了一本指導學生升初中的參考書《給投考初中者》,暢銷內地。這是此類書籍在中國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書。


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金庸說,中學時代是他最快樂的時期。他天生記憶力超強,應付考試得心應手,除數學成績平平外,門門功課都考第一。金庸覺得考試是一件樂事,而他的同學卻多有“恐考症”。

於是,俠義心腸的金庸便想拔刀相助。他與兩個同學一番策劃,就鼓搗出了那本叫做《獻給投考初中者》的書來,細細道出應付考試的經驗和技巧。

這本小書卻出奇地暢銷,除了本省,連江西、福建、安徽等地都有得賣。小小年紀就賺了一把!回首此事,金庸十分得意,似乎這“處女作”比他的14部武俠經典還值得驕傲。

1944年,一心想做外交官的金庸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系,因對國民黨職業學生不滿投訴被勒令退學,一度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後轉入蘇州東吳大學(今蘇州大學)學習國際法。

抗戰勝利後,金庸回杭州進《東南日報》做了記者。1948年在數千人參加的考試中脫穎而出,進入《大公報》,做編輯和收聽英語國際電訊廣播當翻譯。

不久《大公報》香港版復刊,24歲的金庸乘一葉孤舟,南下到了香港。

02 將姓改為“金”:窮記者的致富夢

1950年,當金庸的父親查樞卿在內地被作為“反動地主”批鬥時,在香港,金庸也正過著不得意的窮記者的生活。

為了生計,1952年,金庸跳槽到《新晚報》做副刊編輯。副刊負責人羅孚見他“功夫”了得,便請他和另一位編輯陳文統(即梁羽生)寫武俠小說連載,於是《書劍恩仇錄》一炮打響,金庸從此開始了光輝燦爛的“大俠生涯”。

金庸寫武俠純粹是是被逼的,當時為救《新晚報》每日一篇“武俠”的急,1955年,從未寫過小說的金庸開始寫《書劍恩仇錄》。1956年金庸再為《香港商報》連載《碧血劍》;到1958年《射鵰英雄傳》獲得極大成功。


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

1960年代的香港,充斥了難民、小市民、移民和殖民者,雞零狗碎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而武俠小說就正好滿足了民眾的此種需求,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時石破天驚,人手一冊,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氣勢。

他的小說中,充滿了對世間淨土的渴望,如桃花島、俠客島、終南古墓等;他的筆觸,也充滿了對小人物的命運關懷,比如郭靖、楊過、石破天等都出身貧賤,又如長臺關被阿紫割舌的店小二,襄陽城外被李莫愁殺死的孕婦。

《新晚報》之外,他又開始在《商報》連載《碧血劍》,之後是《射鵰英雄傳》。

鮮為人知的是,金庸那段時間還以姚馥蘭、林歡的筆名撰寫影評文章,還為長城電影製片廠寫劇本,《絕代佳人》、《蘭花花》、《王老虎搶親》等,編劇即為金庸(林歡)。其中,《王老虎搶親》還使他過了一回導演癮(與胡小峰合導)。

當時,電影是金庸的第二生命。

也正是在這個期間,金庸解釋了自己的一生摯愛:夏夢,並對夏夢展開了苦苦的追求。在小說《天龍八部》裡,段譽對王語嫣的追求,便來自於金庸本人的經歷。

其實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金庸的小說女主人公無一沒有夏夢的影子。從《書劍恩仇錄》的香香公主,到精靈古怪的黃蓉,再到清冷絕塵的小龍女、任盈盈……金庸寫盡了世間女兒的千般嫵媚,主人公卻都是這個叫夏夢的女孩。

絕代佳人夏夢

小記者追求大明星,當然是追不到的。

於是,金庸用他的另一個身份完成了華麗轉型,那便是武俠小說作者。但當他聲名如日中天時,夏夢也早已嫁為他人婦。

03 “大俠”創辦報紙 成了業界“豺狼”

金庸的武俠小說震動了文壇,具有出色的生意頭腦的金庸見有機可乘,就借“大俠武夫”和“威名”創立了自己的報紙,是謂《明報》。時在1959年。

那時香港的報紙,大體有二類,一類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星島日報》、《華僑報》等;另一類是低層次的如《響尾蛇》、《超然》等,以色情為招徠,迎合男性讀者的低級趣味。早期的《明報》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

35歲的金庸希望《明報》成為一份“走偏鋒”的小報,利用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 再配上他的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發家制富。

香港《明報》

《明報》創辦時,資本僅10萬元港幣,金庸出8萬,另兩萬為他的中學同學沈實新所出。到《明報》1991年股票上市時,其市值已達8億7千萬,金庸獨佔六成。1992年,金庸開始賣出《明報》的股份,估計前後可套現10億以上。

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儘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鵰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虧空嚴重。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開始關注《明報》。慢慢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才有所上升。

直到1962年,《明報》才找準了自己的定位。

受“大躍進”影響,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

由於這種關注,按現在的話說是“炒作”,《明報》的發行量由萬餘份飆升到4萬份,其真善和勇敢的形像,深入民心。作為選題策劃者,金庸的生意頭腦和俠義心腸於此又見一斑。


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他甚至批評過陳毅。

1963年,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在一次記者見面會上說出了:“我寧願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這樣的話,這段話傳到香港,金庸立刻爭鋒相對的寫出了一篇《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社論。

在這個與陳毅的觀點完全相反的文章中,金庸寫道:政府應該將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上,他希望陳毅只是在激憤之下說出了這樣的話,並且希望他說的話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是整個高層的認識。

金庸還說,要核子是沒有用的,又不能去炸美帝,也不能去搞蘇聯,與其浪費這個勁,還不如多弄幾條褲子穿。

《明報》在金庸主政時踢爆了不少火藥桶。金庸本人甚至被一些人罵為“豺狼鏞”。

04 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的政治生命

被別人罵的多了,也就不在乎這些流言蜚語。就如《射鵰英雄傳》中的“東邪”黃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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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金庸的名言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少做工夫,多嘆世界”,被人認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

儘管《明報》與查良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牆頭草”。但到1980年代 《明報》已經被視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份子報刊,贏得很高清譽。

1988年《明報》日銷量已是11萬份,1989年躍升到18萬份。明報集團1990年度的盈利高達七千萬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億元。金庸個人財富在1991年《資本》雜誌編輯《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中名列第64位。

《明報》初創時,以連載金庸自己的小說《神鵰俠侶》為號召。此外,金庸還親任社論主筆,成為吸引讀者的另一塊黃金招牌。那時他下午寫小說,沉浸在虛構的古代江湖刀光劍影裡;晚上則寫社論,又在現實的世界中“神鵰俠侶”起來。

幾十年來,《明報》的社論一直對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備受港英當局關注,甚至也受到內地和臺灣的重視。而金庸,也成為海峽兩岸都想爭取的諍友。

金庸曾作姿態競選香港特首是眾所周知的。

早在1973年,剛寫完《鹿鼎記》宣佈封筆,他即以記者的身份赴臺10天,獲蔣經國的接見,而1981年,金庸又成為鄧小平的座上賓。

他是鄧小平接見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那時鄧小平告訴他,自己每晚睡前都讀他的小說。1985年,61歲的金庸還榮幸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1995年又成為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為香港迴歸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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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南巡

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縱橫捭闔的謀略,在香港是“馬基亞維裡型的知識分子”。金庸的“政治現實主義”使得他在臺灣、大陸、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認可。

從1970年代開始,他成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勳銜。撒切爾夫人首度訪華,金庸單獨會晤撒切爾夫人。

他出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澤民等許多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因此,很多人在金庸的小說中都能看到政治的影子。在《笑傲江湖》這樣的帶有明顯政治風向的小說裡,人物的言談舉止莫不體現出政治鬥爭中的技巧和殘酷之處。

05 辦報紙很“摳門” 不能過分浪漫

金庸曾說:“辦報紙,不能過分浪漫。”

辦報紙不同於寫那些武俠小說,金庸看得十分實際,實際到摳門的程度。他對《明報》記者,一直實行“微薪制”。他對年輕的記者說,在《明報》工作是他們的光榮,別看就這麼一點工資,還有人排隊想進來!

不過,事實卻是是無論誰只要在《明報》幹過,立即會身價大抬,從此不愁。今天,香港報界的一些老大如《蘋果日報》社長董橋、《信報》社長林行止、《東方日報》主筆陶傑等,都曾在《明報》幹過。


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金庸給作者的稿費也不高。不少名專欄作家,如張小嫻、亦舒等都是從《明報》出的名。《明報》的專欄版極有江湖地位。大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是身份的象徵。

在《明報》都開過專欄,還怕搞不到錢嗎?

不過,也有人對金庸談稿費。林燕妮現被稱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當初也為《明報》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費。

金庸說:“你那麼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費,他又說:“你又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麼用?”亦舒為此在專欄裡罵他。金庸看了,仍笑著說:“罵可以罵,稿照樣登,稿費照樣一點不加。”

不過那些閉口不提“加”的,到年底,金庸反而會加一點。這是他性格好強的表現。

金庸回顧一生,快樂良多,卻也有遺憾,就是把時間都花在辦報和寫小說上了,沒有好好做學問,“別人(指他接觸的一些外國學者)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談到法國史就背一段法文出來,真是不同的,我拍馬都追不上了。”他對記者這樣說。

但他接著又說:“不過沒關係。我背一段《論語》、《孟子》、《史記》,他們就不會。”


另一面金庸:“報人”查良鏞


專訪金庸:立志辦世界第一大報

1959年5月20日,香港的武俠迷們沒有在《商報》上看到金庸的武俠小說連載。同一天,一份叫做《明報》的創刊號橫空出世。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這份報紙的創辦人查良鏞正是金庸。《明報》取“明辨是非”之意,金庸說,這是一份只說真話的報紙:

金庸:這個《明報》,我們堅持一個原則:一定要講真話。所以我們就跟記者、編輯講,我們《明報》登的消息一定要真的,你講假的絕對不登。

《明報》的第一期,一張紙,四開四版,印數八千,卻沒有賣完。為吸引讀者,還刊登了金庸全新的武俠小說《神鵰俠侶》。創辦初期,條件艱苦,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使《明報》得以勉強維持。但一張報紙不能單靠武俠小說,為此金庸想盡辦法,立志把《明報》變為重視港聞的大報。

金庸:我自己做過記者,做過英文的翻譯,所以記者也做,廣播也做,後來寫社評也寫,編報紙也編過,所以說報館的全部工作,我也都懂的。

1959年6月6日,《明報》出至第18期,改出對開大張。金庸在當天的社評《我們的立場》中正式提出“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之後,金庸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幾十年堅持不懈。金庸的社評大膽分析中國時局,獨樹一格,在海內外政界、文界備受尊崇:

金庸:公信力好了,我們這個報紙的銷路就慢慢好了。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的第一位香港同胞——金庸。當天晚上,中央電視臺在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鄧小平接見金庸的消息。當年9月,《明報》發表了金庸和鄧小平談話的記錄,及《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

金庸:當時他穿著夏威夷衫,他手一舉,說,你的小說我看過,你的社評我也看過。

金庸以武俠小說名垂後世,而查良鏞則以政論聞名於今。金庸自己說,報業才是他的第一生命,儘管已離開《明報》多年,但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作為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明報》陪伴了香港人半個多世紀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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