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40年眾志成城，40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中國40年改革開放，不僅全面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是中國和世界共同發展進步的偉大曆程。為紀念這一改革壯舉，浙江大學頭條號【啟真新論】板塊特別推出“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系列文章，邀請浙江大學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解讀40年來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發展及成就。本期，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同舫《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落到實處》一文。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人類發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和熱烈響應，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等價值追求熔鑄於一爐，有力地回應了人類社會普遍關切的安全、發展和秩序問題，為世界擘畫了光明未來和新的發展方向。不斷擴大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必須深刻把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意義，正視和破解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現實難題。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全球問題的根本方案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各國經濟社會發展聯繫日益密切，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日益改變國際力量對比。同時，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衝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風險挑戰加劇。西方的理念、體系和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國際格局和時代潮流，各種弊端積重難返，甚至連西方大國自身都治理失靈、問題成堆。國際社會迫切呼喚新的理念和方案，構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秩序，開闢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第一，安全問題。當前，國際安全形勢動盪複雜，區域衝突等傳統安全威脅和恐怖主義、難民潮以及氣候變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安全問題的內涵和外延都在進一步拓展，同時人類越來越利益交融、安危與共，任何區域性問題都有可能產生全球影響。經濟全球化加快了風險的傳播速度，擴大了風險的覆蓋範圍，釋放出更為強大和持久的破壞力。應對不斷出現的全球性風險問題，維護人類社會的整體安全，成為困擾世界各國的共同難題。在這種新形勢下，冷戰思維、軍事同盟、追求自身絕對安全那一套已經行不通了，迫切需要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
第二，發展問題。在如何實現發展以及如何分配發展成果等世界性難題上，由西方世界主導構建的“中心—邊緣”體系，其實質是縱容少數國家和利益集團維護自身的壟斷地位，尤其是利益分紅機制。“中心—邊緣”體系長期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置於生產和價值鏈末端，不但難以彌合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差距，反而進一步拉大了發達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帶來了愈加嚴重的全球性經濟結構及秩序失衡。
第三，秩序問題。當今世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均衡，世界多極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成為大多數國家追求的共同目標。但是，個別國家仍然從一己私利出發，破壞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無視多邊規則，製造大國矛盾，影響全球發展，加劇全球問題，成為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主要矛盾。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回應國際社會的共同訴求，準確把握當今世界全球性問題和國際秩序的現狀，先後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和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提出了中國的全球化觀、全球治理觀，全面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主張就是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單贏，其核心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直面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是在總攬人類社會高度依存現狀的基礎上，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化解國際社會風險，體現和平與發展時代要求的必然選擇。人類命運共同思想體超越意識形態藩籬、超越社會制度對立、超越發展水平差異，是一種真正具有全局性眼光和世界性視域的發展理念，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性。
二、穩紮穩打、循序漸進地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大力倡導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和構建實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賞和廣泛認同，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世界各國攜手合作的社會實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需要鍥而不捨地探索與努力，使之不斷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從而實現人類和平、安全、發展、包容、美麗等美好願望。
第一，大力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力促增信釋疑，達成普遍深度共識。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達成全球範圍內的深度共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前提。2017年2月10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將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的社會層面”決議。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載入安理會決議。2017年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糧食權”兩個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次被載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2018年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7屆會議呼籲，各國共同努力，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在聯合國文件裡，第一次把“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項中國理念同時寫入。從中國倡議到國際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熱烈響應，並且產生了日益廣泛而深遠的國際影響。
然而，也必須看到，不同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接受，少數發達國家對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充滿了警惕和猜忌，凝聚共識的工作任重道遠。為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需要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進行深入研究，挖掘其價值內核、理論資源和現實意義，將這一創新思想打造成為中國原創話語體系，在革新全球治理和穩定世界秩序的宏大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要加強高層對話，利用重大的國事活動和大型的國際交流活動，不失時機地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宣傳上，要根據對象的差異性和具體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精準宣傳。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要重點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四不”特徵——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不觸動各方既得利益、不建立“勢力範圍”、不爭奪發展主導權，以此打消其猜忌、戒備心理；對於發展中國家要著力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推動經濟發展、縮小經濟差距、擴大經濟總量、改善物質民生等方面的發展前景，為觀望者注入參與信心。
第二，建立廣泛而穩定的利益聯繫，推動形成發展成果共享的利益共同體，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共同利益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決定了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聯互有差異。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國家和地區極易滋生極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不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思潮，而少數發達國家則極易恪守自身利益優先、排他的固定思維，鬆散的利益聯繫難以使人類社會結成休慼與共的“攻守同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站在人類整體利益的角度思考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各國政府相向而動，形成持之以恆的共同意志。需要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實現發展成果共享，將參與主體“擰成一股繩”。
當前由我國著力推進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新倡議、新平臺，都是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據統計，自2013年至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和地區推進建設75個經貿合作區，為東道國貢獻稅費22億美元，創造21萬個就業崗位。在國際舞臺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80多個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舉辦，成為推動全球發展合作的機制化平臺，贏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譽。下一步，要拓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空間，充分發揮“一帶一路”“亞投行”對資本、人力、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和資源的配置功能，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搭建起經濟橋樑，刺激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為參與主體帶來更多現實利益，讓相關國家民眾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密切各參與主體之間的經濟往來，減輕以至消除利益分歧和利益爭端，倡導發展成果共享，逐步將由歐美等西方國家主導形成的“中心—邊緣”體系改變為“平行網絡”體系，變發展的零和對抗模式為合作共贏模式，推動形成穩定而均衡的利益共同體。
第三，處理好長遠目標和階段性目標、整體目標和局部目標之間的關係，穩紮穩打、循序漸進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目標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項長期任務，應當積極推動參與主體之間達成各種階段性的共同目標，以強化彼此的共同聯繫。這就要求強化頂層設計，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目標為各階段性目標，釐清各階段的構建思路、重點難點和構建路徑；強化以政策為紐帶的利益聯合機制，針對合作各方的利益需求找準利益結合點，加快出臺促進雙方利益增長的經濟、軍事、文化和外交政策，推動局部的、階段性共同目標的達成。
第四，著力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尤其是大國關係，發揮大國的牽引和推動作用。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實質，就是要走出一條國與國交往的新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闢道路、積累條件。大國因其具有經濟、文化、外交等諸方面的優勢，應在全球事務中主動承擔更大責任，發揮牽引作用。大國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係。應進一步密切與大國在國際重要事務上的對話、交流和協商，搭建高層互動、人文交流的多層次合作網絡，以重大合作項目為紐帶，推動信息、技術、資源的互通共享，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的有機互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和使命，需要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要按照各自能力分別承擔相應治理責任，形成一種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責任共同體。
文章來源：《紅旗文稿》2018/21
本文作者：劉同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閱讀更多 浙江大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