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的相聚與分離，有時隨著時代的漩渦讓人無法回頭，望盡天涯路，有時卻在驀然回首時，找到當初的痕跡。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第一次來老莫是1968年，要去北大荒插隊，離開北京時大家一起到老莫吃告別飯，“感覺像是在宮殿裡就餐似的”。
建成於1954年的莫斯科餐廳（北京人習慣稱其為“老莫”餐廳）是北京歷史的重要符號，也是中蘇關係的重要象徵。通過莫斯科餐廳，中國人（北京人）不僅瞭解了俄羅斯（中國人習慣稱為蘇式）餐飲風格，更重要的是認識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所代表的蘇聯文化，瞭解到了列寧、斯大林、高爾基、烏蘭諾娃等蘇聯政治文化精英形象。莫斯科餐廳作為一個常見但又特殊的“公共空間”，在曾經的中蘇交往和政治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見證了半個世紀以來中蘇關係由同志+兄弟到敵人+叛徒，再到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變遷，它也見證了當代中國社會的變化以及北京人私人領域和個人情感的變化。莫斯科餐廳開業至今，經歷了由“政治符號”向“文化符號”的轉變。這一過程，所牽涉的不僅僅是這一家餐廳的歷史，還有中國現代史和北京城市史以及中蘇關係史。
本文借鑑法國學者列斐伏爾（HenriLefebvre）的“空間政治”（The politics ofspace）和德國學者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採用社會問卷調查方式（涉及20世紀30—40年代、20世紀60—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出生的三代人），以歷史學為基本研究方法、以社會學和政治學方法為輔進行研究。
政治符號：友誼與衝突——1968年，在“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恢復營業，但餐廳更名為“北京展覽館餐廳”。這家政治背景濃郁的西餐廳，由此進入其命運中最荒誕的時期。
隨著1949年底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和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中蘇兩黨和兩國關係加速升溫。1954年以後，中蘇關係進入“蜜月”期。就推動雙邊關係而言，這一時期蘇聯採取了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而中國方面的響應也十分熱烈。
1952年，中國政府決定按照莫斯科全蘇國民經濟展覽館（выставка достижений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樣式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建立“蘇聯展覽館”，中方為此在1953年提供了2400萬元人民幣財政支持建設蘇聯展覽館建築群。其中北京的“蘇聯展覽館”最大，投資最多。並且只有北京的“蘇聯展覽館”設有“莫斯科餐廳”，作為對等的回報，莫斯科同時建設了北京餐廳。1954年，蘇聯展覽館建築群僅用一年時間在北京落成，成為北京最初的十大建築之一。1958年，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意見，蘇聯展覽館更名為北京展覽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百業待興之時，修建如此龐大的一套蘇聯式建築群，足見當時中國國家領導人對中蘇友誼的重視。即使在今天，站在距離展覽館一千米的西直門立交橋上，也能清楚地看到北京展覽館上直插雲霄的紅星。
1954年10月2日，莫斯科餐廳正式開始營業，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剪綵。開業當天，周恩來總理在莫斯科餐廳舉行了盛大宴會招待蘇聯貴賓及眾多中外專家。那也是“老莫”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莫斯科餐廳最初的接待對象主要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官員、國家領導人、蘇聯專家和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其宗旨是“為中央服務，為政治服務，為賓客服務”。
中國領導人對“老莫”關懷備至。1954年10月25日晚7時25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等領導人前往西郊蘇聯展覽館參觀《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主任鮑裡辛科等人陪同。毛主席等人仔細參觀了展覽會的工業館、農業館、食品館、文化館、高等教育館和美術作品館等後，來到了莫斯科餐廳進餐。這是“老莫”第一次迎來毛主席的到訪。對此次“老莫”之行毛澤東主席十分滿意。他在題詞中寫道：“我們覺得很滿意，很高興。”“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在我們的建設事業中給了我們多方面的一貫的巨大的援助……也正是蘇聯對我國熱情援助的一種表現。我們代表全中國人民對於這種情同手足的友誼表示感謝。”
1957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劉少奇在莫斯科餐廳設宴招待。1958年，朱德委員長在莫斯科餐廳親自主持了慶祝蘇聯建國40週年活動。1959年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之際，莫斯科餐廳廚師被派往釣魚臺國賓館，為來華訪問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服務。
莫斯科餐廳最初因為頭上頂著特殊的政治光環而令常人無法接近。來就餐的多是蘇聯專家、官員和歸國知識分子，門口站的不是門童而是軍人，就餐須憑特殊餐券而不是付錢。人們穿著中山裝和列寧裝步入吊燈高掛、紅毯鋪地的餐廳，彷彿前來“朝聖”，而不是趕赴飯局。“當時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的大小宴會幾乎都由莫斯科餐廳來做。”曾任莫斯科餐廳廚師長的王兆忠回憶說：“‘老莫’接待的客人以蘇聯專家和參展官員為主，同時面向高級知識分子和外國專家人群。莫斯科餐廳來過很多首長，朱德、彭真……，蘇聯國防部長、莫斯科市長也來過。他們什麼時候來的，我不大記得了。我記得有一次蘇聯國防部長來莫斯科餐廳吃飯。那次我們給他們上的所有菜都需要留樣一天，查看是否會出現食物中毒；給他們上的每樣酒也都需要人先品嚐。”讓王兆忠記憶猶新的是，“1957年蘇聯國慶宴會，餐廳迎來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廚房為此特別製作了兩個巨型糖花：一座是克里姆林宮，一座是天安門”。
莫斯科餐廳除了在中蘇交往中發揮作用外，在國內政治活動中也是一個十分有特色的場所。很多招待、國宴、慶典也在此舉辦。除了領導人之外，來這裡的更多是官員、蘇聯專家、知識分子等。著名記者羅雪揮寫道，其實“文化大革命”前老莫大部分是高知去，高幹很少去，他們都是從抗戰、解放戰爭走過來的，除非是有外事活動，否則更習慣吃中餐。後來去老莫的人成分改了，會吃不會吃，敢吃不敢吃，都來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老莫還是保留了一個高尚的氛圍，這裡沒有划拳行令，大聲呼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來莫斯科餐廳吃一次飯也是價格不菲的。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是中國極少見的一級教授，每月工資345元，加上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津貼100元，共445元。按照陳明遠的估算，20世紀50年代一般知識分子的月工資為25—60元。“到莫斯科餐廳吃一次簡單的飯，一人約需為1.5－2元，湯菜俱全，有黃油麵包，還有一杯啤酒。”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藍英年回憶：當時他是中國人民大學外語系俄文專業的大三學生，“蘇聯成就展期間，老莫的確還是憑票才可以進去就餐，主要保證蘇聯專家和看展官員的就餐。但這個日子似乎並不長，展覽結束之後，餐廳就對外開放了，有對外贈券。贈券主要面向高知和外國專家，但普通老百姓有錢也可以吃上一頓。身為大學生的我，每月有24塊的補貼，除了12元伙食費之外，剩下一半可自由支配，我會不時來老莫花上兩三塊打牙祭”。對於“月平均工資十幾元錢的普通民眾來說”，來莫斯科餐廳消費一次幾乎要花去其大半月工資了。
1955年，一位姓穆的男士用攢了3個月的錢請女朋友在莫斯科餐廳吃飯，他唱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向女朋友求婚。結婚30週年紀念日，穆先生帶著妻子第二次來到莫斯科餐廳吃同樣的菜。舉起酒杯時，妻子的淚水伴著穆先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聲流了下來。
曾經擔任莫斯科餐廳廚師長的王兆忠回憶：“2000人同時在展館中央大廳就餐，幾百號員工都要出動，帶著鍋碗瓢盆，甚至連桌子都要拉過去。”這是20世紀50年代莫斯科餐廳的經典場景，幾乎成為了展現中蘇偉大友誼時期最令人震撼、輝煌的時刻。
即使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莫斯科餐廳仍然成為少數被“特殊供應”的單位，供應量也沒有削減分毫。最初餐廳的服務員都是清一色穿著碎花裙子的蘇聯姑娘，中蘇關係緊張後，中國的服務員取代了她們。著名作家和戲曲學家章詒和回憶，年少時自己經常與同為中國著名民主愛國人士的父親（章伯鈞）與母親（李健生）去莫斯科餐廳吃西餐。印象中，餐廳的服務員都神氣得很，同去的著名作家聶紺弩批評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
在莫斯科餐廳最輝煌時期，儘管來赴宴和吃飯的都是北京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但時常發生銀質餐具丟失事件，讓人覺得難以理解。曾經擔任餐廳廚師長的白忠義解釋：“那時候，到這來就餐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但你說你來過老莫，空口無憑，怎麼辦，有的人就拿個杯套、拿把餐刀，回去一亮，特別自豪。”
20世紀50—60年代，大部分人去莫斯科餐廳用餐的目的不是為了吃飯，而是政治“朝聖”和尋求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認同。因為莫斯科餐廳就意味著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化。北京市民韓忠森先生回憶：“老莫的西餐究竟有多好吃，說不清楚。但在我年輕的時候，要是能吃上一頓老莫，那就跟出了趟國一樣令人羨慕。”“第一次來老莫是1968年，要去北大荒插隊，離開北京時大家一起到老莫吃告別飯，‘感覺像是在宮殿裡就餐似的’。”莫斯科餐廳實際上是幾代人對那段紅色年代的集體記憶。
中蘇兩黨兩國關係交惡以及“文化大革命”打斷了莫斯科餐廳的雅緻與寧靜。1966年，北京展覽館被紅衛兵佔領，莫斯科餐廳自然也成為蘇聯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象徵。王兆忠回憶：“那天，紅衛兵進來，我正在廚房。就聽到別人說‘小學生’上桌子了，說‘你們還在這吃飯，你們都是修正主義’，這一說把顧客都嚇跑了。最後紅衛兵到了廚房，在廚房門口指著我們鼻子罵，‘你瞧你們戴的那大蓋帽、棺材帽，都是修正主義。’當時我們戴的廚師帽是圓的。這一鬧，餐廳就不敢開了。”1967年，莫斯科餐廳第一次停業。次年，在“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恢復營業，但餐廳更名為“北京展覽館餐廳”。這家政治背景濃郁的西餐廳，由此進入其命運中最荒誕的時期。
更名後的莫斯科餐廳開始做起中餐。廚師長王兆忠笑容中透著無奈：“很快，串聯的紅衛兵大量湧入北京。整個展覽館被紅衛兵佔領，各個展廳都鋪上毯子，睡滿了人。餐廳開始負責給這些外地來的紅衛兵們供應伙食。”餐廳的西餐師傅們轉做燒茄子、京醬肉絲、蛋炒飯、蓋澆飯接待紅衛兵。北京市民秦大同接受採訪時說：“1968年為躲避抄家、揪鬥，父母帶著秦大同一個月去了七次動物園，結果趕上莫斯科餐廳重新開張，父母‘鋌而走險，冒著被人認出揪走’的危險咬牙決定吃一頓。走進已經改名為‘北京展覽館餐廳’的‘老莫’大廳，秦大同不禁一愣，雕鏤精緻的柱子上糊著紅色大標語，玻璃窗前用鐵絲吊著一排標語和大字報，周圍是嘈雜的人聲和語錄歌，西側的牆上懸著塊小黑板，‘最高指示’下只有五六個菜名……無奈歸無奈，可人們依然有辦法自得其樂。坐在純俄羅斯風格的大銅柱旁，看著頭頂的‘雪花’天花板，那一刻，秦大同一邊吃著雞蛋炒西紅柿、蛋炒飯，一邊在心底悄悄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出生於1948年的周先生仍然清楚地記得“文化大革命”時期，莫斯科餐廳被改名叫作“北京展覽館餐廳”的事。“當時，（‘老莫’）改了名字了，叫什麼‘北展餐廳’。但我們大多數人私下裡還那麼叫，這個名字我記得叫的也並不多，似乎就沒傳開。可能因為大家覺得，‘老莫’就是‘老莫’，改了什麼名字，都還是叫‘老莫’吧。這個名字是不會被人那麼容易遺忘的。”
文化符號：飲食年代——“不知道為什麼，一進這個廳，我激動得就想哭一場。”
對莫斯科餐廳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節點。正是在此背景下，莫斯科餐廳開始褪下政治的外衣，進入普通市民的生活。
莫斯科餐廳的老顧客們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雖然宴會廳中央那四個雕滿各種可愛小動物的大銅柱有時候會被大紅布包裹，牆壁和窗戶上也會張貼各種政治標語和口號，但餐廳內部設施基本沒有什麼變化：雪花屋頂，木地板，高大的穹頂，列維坦的油畫，噴泉，方形木桌椅，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畫像，等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許多獲得平反並且補發工資的人來到莫斯科餐廳，在魚子醬和伏特加的滋味裡追憶逝去的年華。中國女權運動先驅、上海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在《我的一個世紀》中談道：“猶如27年前上海解放，頓時一切都明亮了。……最後，國瑛女決定，我同意，明天去西郊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喝一杯慶祝酒。”著名電影演員趙丹的女兒、舞蹈家趙青清楚記得，1978年2月，父親趙丹特地在莫斯科餐廳請著名導演陳鯉庭和著名女演員於藍吃西餐，討論15年前就想搬上銀幕的《魯迅傳》。他想請陳當導演，請於藍扮演許廣平。儘管這部電影最終沒能拍成，但是趙丹與朋友在獲得政治新生後選擇莫斯科餐廳作為談話地點，可見莫斯科餐廳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
進入20世紀80年代，莫斯科餐廳的地位和形象進一步平民化，籠罩在莫斯科餐廳上的政治和特權色彩逐漸淡去。1983年，北京市民郭愛國在莫斯科餐廳舉辦了婚禮，他看中的是莫斯科餐廳優雅的氣氛和適宜的價格。他在回答記者採訪時說：“外人以為老莫很高檔，其實當時真不貴，咱們去四五十人，一人的標準就四五元，總共才花了220元。”
1984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68週年到來之際，莫斯科餐廳恢復了原來的名稱。時任莫斯科餐廳廚師長白忠義回憶：“顧客猛增，特別是老百姓多起來了。”他繼續回憶：最火的是在1984年到1989年，尤其是週末“開門之前，顧客就在門外拐彎地排著隊拿號，進來之後，還得排隊”。此時的莫斯科餐廳已經不再是隻為重要來賓和高幹子弟服務的“特殊場所”，而來莫斯科餐廳尋找蘇聯文化和青春記憶的那一代已步入中老年，餐廳的顧客越來越年輕化和多樣化。現在，莫斯科餐廳人均消費在150元人民幣以上，儘管並非西餐廳中最昂貴的，但無疑仍高於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由於餐廳溫暖、濃厚的懷舊氣氛，來此就餐的客人多是家庭成員和朋友，而少有商務往來的人士。很多人的父輩或者他們自己，心中都懷有濃厚的蘇聯情結和懷舊情結，來這裡尋找曾經的青春記憶。餐廳中悠揚的背景音樂往往是人們所熟悉的旋律。人們在吃飯的時候可以欣賞來自俄羅斯演員演唱的《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莓花兒開》，也可以自己上臺演唱。
2000年，莫斯科餐廳進行了現代化裝修，隨後取得了北京市政府頒發的餐飲行業的五星級認證資質。這次裝修並沒有得到老顧客的認同，他們感覺莫斯科餐廳的建築風格甚至菜式風格都發生了變化，他們為此表達了強烈的不滿。2009年莫斯科餐廳再次裝修，又回到了1954年開業時原汁原味的俄式風格。
莫斯科餐廳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代表著政治、地位和尊貴，今天的莫斯科餐廳在北京人心目中已經完全失去了十月革命形象和列寧形象，失去了中蘇關係友好或敵視的象徵，失去了政治的公共空間的地位，它在北京人的意識中只代表著俄羅斯（蘇聯）式的建築風格和廚藝，已經完全由政治符號轉為文化符號。甚至，當詢問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北京人時，他們大多不知道“老莫”的名稱，即使知道它是莫斯科餐廳的別名，但基本不知道為何他們的父輩稱之為“老莫”。莫斯科餐廳的歷史記憶不僅存在於20世紀40—50年代出生、現在年齡在60—80歲之間的北京人心中，莫斯科餐廳的形象也體現在反映那些年代北京人生活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之中。
在曾經擔任中國政府文化部部長的著名作家王蒙的筆下，莫斯科餐廳儼然成為了一段最神聖和最美好的記憶。在他的記憶中，“上個千年的最後幾年，在我們這個城市的俄羅斯總領事館附近，開了一家俄式西餐館。對於它的烹調我不想多說什麼，反正怎麼吃也已經吃不出50年代專門去北京到新落成的蘇聯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吃2.5元的份飯（現在叫套餐）的那個香味來了”。“不知道為什麼，一進這個廳，我激動得就想哭一場。其實進這個廳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幾乎每一頓飯都是供不應求，要先領號，然後在餐廳前面的鋪著豪華的地毯擺著十七世紀式樣的大硬背紫天鵝絨沙發的候吃室裡等候叫號。甚至坐在那裡等叫號也覺得榮幸享受如同上了天，除了名稱與莫斯科融為一體的這家餐廳，除了做偉大的蘇聯飲食的這家餐廳，哪兒還有這麼高級的候吃的地方……我只覺得革命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只覺得人間天堂已經歸屬於我這一代人了。”
影視文學中的“老莫”記憶——“兩撥人浩浩蕩蕩開赴莫斯科餐廳痛飲。一溜長桌排開，數百支扎啤在鏡頭的景深裡明晃晃地舉起來，喊聲一片，‘乾杯’”
由中國著名導演葉京編劇並導演的《夢開始的地方》和根據著名作家王朔小說《玩的就是心跳》改編的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都直觀地反映了生活在軍隊大院的孩子們所共同經歷的特殊年代（20世紀50年代）的青春往事。在這兩部電視劇中，莫斯科餐廳都是重要的場景。《夢開始的地方》中，幾位主人公在機緣巧合之下相聚於“老莫”，之後彼此相熟相知並一起狂飲起來。在《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裡，一群中學畢業後無所事事的夥伴偶然相遇，並相約來到莫斯科餐廳聚會，隨後主人公一生的命運發生改變。出生並生活于軍隊大院的著名導演葉京強調，與其說自己是在“拍戲”，更不如說是在“圓夢”。
在北京作家都梁所著、反映20世紀60—70年代北京人生活的小說《血色浪漫》中，在主人公鍾躍民的潛意識裡，莫斯科餐廳是個理想之地，似乎只有敲別人竹槓或者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情時才應該去那裡。“1968年的北京，偌大的一個城市，只有兩家對外營業的西餐廳，一家是北京展覽館餐廳，因為北京展覽館是50年代蘇聯援建的，當時叫蘇聯展覽館，它的附屬餐廳叫莫斯科餐廳，經營俄式西餐。中蘇關係惡化以後才改成現在的名字，但人們叫慣了以前的名字，一時改不過口來，北京的玩主們乾脆叫它‘老莫’。”在鍾躍民威脅杜衛東時說：“反正這筆賬得算在你頭上，你說吧，兩條道兒你挑一條，要麼讓我們捶你丫的一頓，算是我們參加抗日了。要麼你掏錢請哥幾個上‘老莫’嘬一頓，你挑吧。”由在北京出生並長大的著名電影演員兼導演姜文與王朔共同編劇並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京味電影。電影中有兩段發生在莫斯科餐廳的場景，而當“兩撥人浩浩蕩蕩開赴莫斯科餐廳痛飲。一溜長桌排開，數百支扎啤在鏡頭的景深裡明晃晃地舉起來，喊聲一片，‘乾杯’”，這一幕不知就此喚起了多少人沉睡的記憶。
說不盡的“老莫”——“這麼些年，老莫幾乎就沒在媒體做廣告。但北京人誰不知道老莫？”
筆者為研究本案所進行的社會問卷調查的時間為2010年7月10—17日，前後歷時8天，共完成有效問卷500份。調查對象為年齡段不等的北京市民，接受調查的人中，最小的15歲，最大的85歲。筆者採訪了20世紀40—50年代、20世紀60—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出生的三代人。他們大致年齡為70—80歲、40—50歲和15—20歲，調查方式主要為問卷式，部分進行了訪談、留言，以此來調查北京市民對莫斯科餐廳的瞭解與認知程度。
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大部分北京人知道莫斯科餐廳，但是很少有人對其有具體的瞭解。從目前情況來看，對莫斯科餐廳有著記憶的主體是41歲以上的中年人。他們現在去莫斯科餐廳的目的更多是為了懷舊，其次是為了慶祝，他們對西餐的味道如何並不是很關心，他們所需的是莫斯科餐廳本身這個能讓人回憶、憑弔時光的地方。第二，北京人主要是通過聽別人所說的方式瞭解莫斯科餐廳。由此看出，關於莫斯科餐廳的記憶很大程度具有傳承性。莫斯科餐廳的經理張春燕說：“這麼些年，老莫幾乎就沒在媒體做廣告。但北京人誰不知道老莫？”因此，莫斯科餐廳在58年後，仍能保持如此紅火，可以說，這與北京人對莫斯科餐廳獨特的情感是分不開的。
第三，在北京人的歷史記憶中，很少有人真正關心莫斯科餐廳的經營情況，也沒幾個人知道其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名字。這說明，北京人心目中的莫斯科餐廳，並不是具體的，而是抽象的。北京人更加關心的並不是存在於現實中的具體的莫斯科餐廳，而是記憶中的莫斯科餐廳。
第四，從數據中可以看出，莫斯科餐廳正在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年輕一代北京人似乎對莫斯科餐廳並不喜歡，雖然莫斯科餐廳仍然莊重大氣。如今，在莫斯科餐廳周圍幾百米乃至數千米之內匯聚著德式、法式、阿拉伯式、韓式、泰式等外國餐廳，以及肯德基、麥當勞等各式快餐店。莫斯科餐廳好似凝固在時間裡，依舊保持著那份典雅與雍容。北京展覽館尖頂上的紅星仍舊舉向天空，而在其西側迴廊上的，依舊是一家曾經代表著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化以及三代北京人的青春歷史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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