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原上的小木屋’到‘淘金熱’，抓住機遇是美國文化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但這樣的機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少，《經濟學人》分析兩份近期發表的美國財富報告發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貧困人口的機會正在減少。
報告其一是經濟創新小組（ EIG ）發佈的“從大蕭條到大規模改組：描繪美國社區的十年變化”，跟蹤回溯了大蕭條期間和隨後十年的經濟復甦。其二是來自於布魯金斯學會的漢密爾頓項目，分析了過去 35 年中美國地方財富的活力指數。
兩份報告都強調了不同地區內呈現出的持續差異。在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地區，中位數收入是最貧窮五分之一地區的兩倍，而失業率則是倒過來。與此同時，預期壽命也出現約 6 年的差距。
但這份差距在過去超過 30 年中已經停止了縮小。 1930 到 1980 年間，東南部地區的收入從全國平均值的 50 %上升到 86 %，其他一些偏貧困的地區也是同樣如此。不過從 80 年代開始，這些曲線就沒有再繼續上升。
而經濟蕭條再復興的過程，也就是 EIG 所謂的“重新洗牌”——對人力資源、就業機會和業務分類的重新分配，愈發加劇了貧富地區的不同。
通過對 25800 個郵政編碼進行評估， EIG 的報告將美國社區劃分成繁榮、舒適、中等、陷入困境和危險 5 個經濟生活水平。過去十年中，生活在繁榮社區的人數大幅增加，在所研究的兩個時期（ 2007 - 2011 年和 2012 - 2016 年）之間，居民人數增加了 1000 多萬。而舒適和中等社區的人口總數增加了 700 多萬。
但這種增長並不是均等的，教育程度是當今美國社區之間最明顯的斷層線之一。繁榮的地區包含該國 45 ％的高級學位持有者。而在 2760 萬沒有高中文憑或同等學歷的美國人中，有一半以上生活在陷入困境或有風險的地區中。
EIG 的報告認為，美國曾經共同繁榮的經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裂。生活水平的進步與否完全取決於你生活的地區，後蕭條時代為一個特定的人群帶來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學位持有者、專業工作者以及擁有強大消費力的社群。“但只對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他們聚集的地方有利的經濟體並不是一個有效的經濟體。”
總體而言，飆升的國家增長率已經不那麼反映當地的現實。在改組過程中，美國任何一個小鎮都遠遠落後於國民經濟。
“鑑於美國人在全國範圍內行動的自由，對於生活在低就業社區的失業人們來說，一個明顯的解決辦法就是搬到富裕地區，找到工作，但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已經低於過去。”文內引用漢密爾頓項目的數據，表明， 1987 年全國性遷移率約為平均每年 4 %， 2017 年已經降至 2.5 %以下。
工人流動性的下降，意味著貧困的人口越來越多地陷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也成為地區貧富差距加劇的最顯著原因之一。漢密爾頓項目的分析顯示，不僅僅是平均遷移率下降，遷移的方向也顯示出與 30 年前的巨大變化。
住房成本的增加使得低技能工人難以轉移到更具生產力的地方，而各州之間職業同質化程度的提高，也減弱了人們採取轉換工作的熱情。
從 2015 到 2016 年的移動數據看來，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只是從一個不發達的地區搬到另一個不發達的地區，只有 13 %的人口前往更具生產活力的城市。相比之下，遷入高活力社區的人往往來自於另一個水平相似的地區。
漢密爾頓項目認為，隨著個人地域流動性的減弱，融合速度的減慢可能會使各地之間的差距成為經濟機會的永久性障礙。美國似乎更像是一個經濟發展機會迥異的經濟聯繫的集合，而不是一個提供廣泛相似的發展機會的單一經濟體。聯邦制度也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特定州和地方政府的資源政策，對當地公共產品進行著非常不同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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