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這樣寫到：“成功政策的本質就是後人會忘記事情很容易是另外一個樣子，希特勒如果在1936年就被推翻，他只會是一個相當可笑的革命頭目。”
要知道，《重建的世界》是關於兩位十九世紀歐洲的外交家的評傳，而這樣的句子明顯有些穿越。而且作為一個哈佛畢業，學過文學和哲學的政治外交家，基辛格的這段話在他的處女作中幾乎不起眼。如果你通讀過全書，就會發現基辛格其實是寫作警句大家，《重建的世界》可以看作是一個關於政治與外教訓練的格言大全，稍微舉幾個例子：“評判政治家不僅要看其作為，也要看他們其他選擇的看法”，“真正的保守主義意味著積極的政策”，“有兩種建立國際秩序的方式：堅持或放棄；征服或建立合法性”，如此等等。在如此眾多的警句格言集結的書中選取開頭的普通之言只想表明兩種看法：第一，基辛格自然不是一個膚淺的歷史主義者，歷史容不得假設這種理論心知肚明，他說這句話只想表明他對歷史的態度，歷史並非無意義，實際上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批判美國的決策者對歷史的無知是他的經常強調的觀點，對基辛格來說，歷史具有雙重的重要性：你能從歷史中找到類似性，這種類似能幫助你認清當前形勢；在一個民族的自我認知中，歷史是一個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另外一點，這本《重建的世界》雖然是關於十九世紀的兩個外交家：奧地利的梅特涅與英國的卡斯爾雷的齊心合力對抗拿破崙，重建歐洲秩序的評傳。但是這本書絕非單純地沉浸於歷史的故紙堆之中，不關心現實，他關於希特勒跳躍性的聯想就透露了他寫作的主旨還在於現在，當今世界秩序的重建。這其實就是全書無處不忘記強調的觀點，當一個國家以過去來詮釋現在時，越是基本的經歷，影響就越深遠。
基辛格不是那種理想主義的外交家，如果我們記得他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就能知道這同樣是一位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外交家。他的野心當然是對國家政策施加影響，但他更加關心的是世界秩序的穩定與和平。而和平的求存並非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均勢——並非軍事——相互的權衡，才能求得的秩序的穩定。換句話說，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者，是一位通過不斷地求得國家之間的妥協才能達致的政治目標。我們經常說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當然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在眾多國家孤立中國的過程當中，首先伸出橄欖枝，希望中美雙方在冷戰的氣氛之下做出溝通的。這大概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得意之作。中國的人民感激他的牽手，就連現在，他退出政壇多年之後，中國的領導人依然會尋求他的意見。可見對他的重視。
當然，這種妥協的政治並非總讓人滿意，很多人人覺得他很虛偽，像馬基雅維利一樣的不擇手段。但他卻總強調，政治家並非哲學家，不能像理想國的哲人王一樣治國，政治家都是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必須要實現自己的構想。當然，他的工具就是實行外交，實行一種通過達成一致意見而非動用武力，通過展示一種將各自的期望與普遍的共識協調起來的能力，將各個國家聯繫起來。這是《重建的世界》中的另外兩句格言所總結的：“儘管所有的戰爭都是以和平的名義進行的，但是通常人們總是以沒有戰爭來定義和平”以及“政治家的任務不是懲罰，而是要融合”。
外交的藝術精髓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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