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一直傳說“陷巢州，長廬州”，認為兩者是聯起來說的。“陷巢州、長廬州”的意思是說，巢州城‘陷’落下去了，而使廬州城凸‘長’出來，是同一次地質事件，一城遭殃，一城得福。”

上期我們說了“陷巢州”是因為“城陷為湖”，並且發生在古巢州之地，人們想象是“陷巢州”，結合焦姥神化，一併流傳了下來。

而 “長廬州”傳說，完全是民間根據“城陷為湖”傳說資料的演繹，將湖泊鄰近兩城聯想一起，由地質現象引申到社會現象，演繹出“陷巢州、長廬州” 的傳說故事。“陷巢州”屬於地質變化，民間添加了“長廬州”傳說 ，表面上類似於地質變化，其實質寓意，是指巢州與廬州“一陷一長”的社會現象。

巢州與廬州是否真的存在“一陷一長”現象？只能回顧歷史，面對事實，自我揣測。

從政體歷史看。夏商時期，巢州之地已形成古巢方國的政體，引領巢湖流域先民們創造出遠古文明；

周朝時期，周武王封土建國，將南巢之地一析為二，分成二個諸侯國，即巢國與廬子國；

秦統一後，兩城都作為縣級設置的治所。雖巢州未“陷”，但廬州卻凸“長”出來。在司馬遷《史記》中，合肥之名以都會之城首次亮相。建武六年（公元30年）改九江郡為“合肥侯國”；

自隋至明清時，合肥一直作為州郡府的治所。其中，明朝時期廬州府升格為直轄市，咸豐三年（1853）合肥成為安徽省臨時省會。

合肥興盛，一直引領著巢湖流域經濟、文化傳承發展。在歷史長河中，雖然因戰爭和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時有衰落“下陷”的現象。但總體而言，還是向上增“長”的。廬州城

從城建發展看，三國時期至清朝中期，從經濟和戰略考量，合肥城經過重建和多次舊城擴建，城建規模頻頻見“長”。

漢建安五年（200）曹操首次任命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城，建立州治”；

魏青龍元年（233），徵東將軍滿寵從軍事防禦目的出發，為削弱孫吳水軍的優勢，在合肥縣城西北三十里的雞鳴山東側“奇險”之地建築了合肥新城；

唐代時期，三建合肥城：一是於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627年至649年），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審度合肥地形，便在南淝河的南岸高亢臺地上，營建新的合肥城池，名曰金斗城。

二是於貞元年間（785～804年）廬州刺史路應任期內，在原土基上加築磚牆。還建築了當時最大、最豪華的政府迎賓招待所——廬州同食館。

三是於天祐四年（907），肥東人張崇調任廬州刺史，在原城基礎上，擴建了合肥羅城，直到天祐十二年（915）工程結束，整整修建8年時間，自史以來是建設規模最大一座合肥城池，其城週迴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南宋時，為抗擊金兵渡江南侵，合肥城成為抗金前沿重鎮，郭振為淮西路元帥，率兵鎮守，元帥府設在合肥城。城內駐兵多，軍需物資多，於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郭振新建了鬥梁城。金兵多次猛攻合肥城不下，卻屢受重創，“鐵廬州”而得名。“明洪武初，虢國公俞通海鑿西北濠，深二丈五尺……城門凡七：東二，曰威武、曰時雍；南門二，曰南薰、曰德勝；西二，曰西平、曰水西；北一，曰拱辰。”清朝時期，於乾隆二十八年知縣陳大中、嘉慶五年知府張祥雲和知縣左輔均對合肥城進行了重修。

綜上所述，巢州與廬州相比，在政治、軍事、城建、經濟等方面形成了“一落一長”的社會現象，成為民間傳說“陷巢州、長廬州”的依據與口實。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新中國成立後，合肥城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成長為安徽省省會城市，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廬州城“長”的更高、更大、更美，構建了大合肥格局。2011年撤銷了原巢湖市，居巢區、廬江縣併入合肥市，與“陷巢州、長廬州”傳說的預言純屬巧合。（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許昭堂，男，1957年生，畢業於安徽醫學院。筆名，舒盲。《合肥通史》編纂辦副主任。現任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徽《旅遊·生活》雜誌副主編，合肥財經學院客座教授，李鴻章研究會常務理事。著有《影像李鴻章》《李鴻章畫傳》《合肥城圖志》《巢湖史話》《優生優育》，與許高彬合著《走近李鴻章》，發表《中國“家與國”起源地探析》數十篇學術論文。

本專題文章來源於許昭堂先生歷經多年艱辛所著的《巢湖史話》一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評價為“視野廣闊、史料豐富，同時吸收了民間文化傳說，將巢湖地區自然史與文明史的方方面面呈現給了讀者”，內容涵蓋巢湖形成與演變、流域與水系、巢湖流域文化遺存、巢湖流域軍事文化等，是一部瞭解合肥、全面解讀巢湖古今發展史的地方文化普及的知識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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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許昭堂（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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