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扶貧開發政策的調整始於1986年，後又歷經數次調整以適應時代發展。 在黨的十八大之後，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面開展脫貧工作，並明確了到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這一戰略目標。
與之前的扶貧模式相比，隨著我國互聯網產業尤其是電商經濟的蓬勃發展，網絡扶貧成為近幾年核心的扶貧模式之一，從各級政府到阿里巴巴、京東、蘇寧等知名企業，在此方面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2016年中央發佈的《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實施網絡扶貧行動計劃，構建網絡扶貧信息服務體系。網絡扶貧是扶貧工作的新路徑。”社會的信息化和網絡化是網絡扶貧的生存基礎，而這個基礎的本質就是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扶貧有哪些代表性的模式和方法呢？「北大創新評論」在下文中整理了四大代表模式：電商扶貧，直播扶貧，大數據扶貧，產業社群扶貧，逐一分析；並通過對政府官員、貧困企業代表、產業專家的訪談，總結困難所在，提煉模式創新的後發優勢，提出我們的政策建議。
四大數字化扶貧模式
助力經濟發展
電商扶貧：
農特產品大觸網，鄉村成了好貨倉
通過淘寶、天貓、京東、唯品會等綜合電商平臺，以及微信等社交化平臺，網紅等在線渠道，對優勢產品做品牌宣傳和推廣，在扶貧手段上已經不是新鮮事。電商能直接跨越地理障礙，昨天還因為山大溝深被制約發展，今天卻可以因為青山綠水，得以輸出生態、環保、健康的產品和服務。比如，甘肅隴南市為我國首個電商扶貧試點市，對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
隴南南部山脈白水江自然保護區，是甘肅省七大中華蜂養殖地之一。但大山的巍峨，將蜂蜜特產攔在了繁華世界之外，又將貧困落後鎖在了大山之內。2014年，高培研在當地成立了文縣事豐農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從事農產品開發。2017年公司創立了首個農產品品牌-“ 背出大山”。通過公司+合作社+農戶+電商的模式，由政府牽頭聯合本地貧困戶展開合作，通過精準扶持統一回購，加電商發力打開銷路，將“背出大山”塑造成了當地集優質產品與扶貧模式為一體的知名品牌。在兩年多的時間裡，“背出大山”已累計發放4103餘套新式蜂箱，179個優質蜂種，與602戶蜂農簽訂養殖協議。散落於山脈叢林的蜂箱，正逐漸成為當地百姓的百寶箱。
內蒙古團委開展了“內蒙古千名青年電商精準扶貧·助力農特產品上行”行動，以“百縣百品”為活動載體和切入點，以各級共青團組織推薦的農村牧區青年致富帶頭人、青年電商作為主力軍開展扶貧工作。一是精準對接貧困戶進行幫扶，二是依託優勢企業、內蒙古電子商務促進會會員等具體合作平臺，與貧困戶形成穩定的購銷關係，打造農特產品品牌。三是依託這些活動平臺銜接成熟的電商龍頭，建立產品上行通道，並爭取一定的優惠政策和流量支持。四是最大範圍整合上述所有參與的各種平臺和資源，共同促進產銷對接。
直播扶貧：
自我營銷多新招，直播視頻最討巧
直播營銷是數據化扶貧模式中最新穎的形態。涼山州昭覺縣支爾莫鄉阿土列爾村，曾是中國著名的“懸崖村”，由於交通不便及通訊不暢，與外界聯繫常年僅靠一條沿懸崖陡壁垂直而下800多米長的山路，年輕人上下一趟需要4個小時，更別提老人兒童。2017年6月23日通信鐵塔在阿土勒爾村建成，同一時間互聯網也正式接入，很快“懸崖村”的年輕人裡就產生了第一批“網紅”，楊陽就是其中一員。他現在每天通過直播平臺介紹家鄉。開通直播3個月在快手APP上已有6.9萬粉絲。有趣的是直播中的“懸崖村”因其美麗的景觀和原生態的生活環境，讓各地網友們帶著好奇心紛至沓來。最新潮的網絡玩法，就如此自然地出現在曾經以“閉塞”聞名的村莊裡，並給當地村民們打開了旅遊致富的新思路，展現了網絡善改“人心”神奇一面。
“我想繼續把直播做下去，有固定的粉絲和觀眾，然後有一定影響力。希望通過這種宣傳，讓更多人願意走進懸崖村，我也可以在村裡開一間客棧，接待外面來的朋友。”在問到未來有什麼打算時，楊陽笑著回答到。
2017年11月，由今日頭條與甘肅省委網信辦聯合開展的"山貨上頭條·我為甘肅農產品代言"活動，走進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臨夏回族自治州廣河縣。通過運用直播、短視頻等時下流行的傳播形式，向今日頭條用戶展示及銷售地方的土特產品。期間當地的政府官員也與頭條號的三農大咖們共同參與了促銷直播活動。兩次的直播及回放，觀看人數就超過116萬人，點贊總數高達66萬次，兩日產生的銷售額就超過了15萬元。
大數據扶貧：
扶貧市場要研究，深入要靠大數據
國內知名旅遊平臺馬蜂窩擁有行業領先的大數據分析能力，平均每月有1.2億的旅行者在馬蜂窩完成旅行消費決策和交易，並留下分享、決策、預訂數據。通過對這些多維數據的研究，可以研發出一系列行業分析成果，從而洞悉市場新的趨勢和特徵。
2017年馬蜂窩通過大數據為遵義市政府打造的“赤水河流域千億級文化旅遊示範帶”提供助力。此後馬蜂窩與遵義赤水河谷旅遊景區共同策劃了“野心在召喚——2017赤水河谷音樂季”，活動期間總計超過5萬人次參加，創造約1.1億交易額，幫助了遵義在國內年輕旅遊人群中打造了一個多元化旅遊標籤。
“大數據扶貧應該因地制宜，通過有效放大當地的特長，幫助當地經濟生態發生正向改變。”馬蜂窩旅遊網CEO陳罡在貴州2018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現場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說到。
在前文中提到的今日頭條，作為一款擁有海量用戶的信息分發平臺，同樣依託大數據分析，並結合人工智能技術下的信息分發，把"人找信息"轉化為"信息找人"，解決了信息傳播有效性的問題。今日頭條還在扶貧活動中同時舉辦網上內容創作大賽，面向超過50萬創作者徵集圖文、圖集、短視頻內容，通過內容導購的形式幫助地方政府售賣農特產品並排名評獎。
“扶貧離不開利用大數據技術和分析平臺，因為大數據所記錄的扶貧信息能夠使扶貧工作能夠做到實施求實，因地制宜，可持續，透明化，個性化、精準有依據，更重要的事情是利用大數據和互聯網助力貧苦戶脫貧，實現產業扶貧。”北大創新評論特聘專家、中關村大數據交易產業聯盟副秘書長張涵誠這樣評價大數據的扶貧價值。 他也進一步指出，大數據使得社會扶貧，扶貧協作、定點幫扶、企業幫扶、軍隊幫扶、社會組織和志願者幫扶，以及家庭一對一扶貧這些具體措施成為可能，得以落地。
產業社群扶貧：
地方發展要持續 產業鏈條要融合
產業社群扶貧首先要提煉優勢的特色產業，同樣以甘肅隴南為例，在建立起健全的電商扶貧工作體系的同時，全市市大力培育壯大核桃、花椒、油橄欖為代表性的特色富民農產品品牌。目前產業基地面積達到1110萬畝，年產農特產品356萬噸，年出欄畜禽900多萬頭只，實現產值158億元，農業產業已成為貧困農民穩定增收的“壓艙石”和“鐵桿莊稼”。當地市委市政府把農產品市場和電商扶貧有機結合並提升為產業戰略，成功打造了一個覆蓋經濟作物、果木苗木、藥材、養殖的一個大產業鏈，也終於促成隴南產業扶貧模式大獲成功。
“在複製推廣上具有可操作性，在帶動農民增收上具有廣泛性，對農村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曾這樣高度評價“隴南模式”。
2018年3月，京東集團攜手江蘇省泗洪縣人民政府共同宣佈啟動“荷花村”項目。在本地打造一個以荷花為主題，覆蓋種養殖、旅遊、民宿、親子、社區、智慧農業等多個版塊的生態田園綜合體。一是從優質生鮮產品入手，刺激當地種養殖業，助推加工產業發展，再配合京東建設完成的物流配送體系，助力當地農產品上行；二是通過完善的項目建設和旅遊開發，吸引更多消費者和遊客前來，增加第三產業收入，同時也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並實現品牌溢價。這就是以產業數據運營為核心，圍繞產業鏈的生產製造、存儲物流、銷售、金融等上下游整體環節，打造的一體化多產融合的經典案例。
數字經濟已成為扶貧脫貧有力手段
數字紅利補血強，重災地區恢復快
2018年5月11日，汶川地震十週年之際，在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指導下，四川大學商學院、封面新聞、螞蟻金服研究院以汶川災區十年來卓有成效的脫貧工作為研究樣本，發佈了名為《數字經濟紅利下的脫貧攻堅戰》的報告。
報告顯示汶川、青川、北川三個地震重災區的平均貧困發生率已由2011年的25.24%降至2017年底的3.42%，和全國平均水平3.1%接近。災區的脫貧工作擺脫了5·12地震影響，十年來成效顯著。 經濟產業的興起則為災區的整體經濟恢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報告也同時顯示，隨著數字經濟規模佔GDP比重從2008年的15.2%上升到2017年末的32.9%，全國貧困發生率相應從18.65%下降到3.1%。 可判斷
數字經濟發展程度和貧困程度有明顯的反比關係，也實證網絡扶貧已經成為推進扶貧脫貧的有力手段和必然選擇。
實踐中，源於信息化的一脈相承，網絡扶貧直接帶動了非現金支付的普及，進而推動數字小額信貸和數字化理財的發展，再進而培育出如芝麻信用等新型信用體系，填補傳統徵信在農村的缺失，為金融扶貧築底。
深度貧困要攻堅，網絡就是先鋒隊
深度貧困地區的共同點是：比如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於一體，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全面滯後；比如資源貧乏，地廣人稀，社會文明程度低，長期封閉同外界脫節，也無脫貧動力；此外還有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等問題。
對少數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地區的貧困群眾，可實施易地搬遷工程外，大部分深度貧困地區仍然需要依託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的三位一體的方式進行脫貧。
能讓我們充滿信心的是，一方面，在扶貧領域我們已經積累了大量成功經驗。實踐證明了數字經濟能促進消除區域間的空間邊際，再偏僻之所也能獲得新的起跑線，甚至後發趕超。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講，曾經廣大範圍內的嚴重落後地區，和現在的深度貧困地區都有相似和共性存在。因此完全可以相信數字經濟將有效的顛覆深度貧困所羈絆的生活生產方式，並賦予其新的發展機遇。
螞蟻金服董事長井賢棟曾經表示，數字經濟已經成全面脫貧重要推手。預計在未來3年內，隨著數字化和人民的生活密切交織，中國剩餘的貧困人口將擺脫貧困，每個人都能享受數字紅利。這是對中國未來深度貧困地區的變革和突破做出了肯定的預判。
薄弱環節也存在，正視問題再向前
數字經濟不是萬能藥，同樣有一些自身問題。內蒙古團委副書記張然是“內蒙古千名青年電商精準扶貧·助力農特產品上行”和“百縣百品”系列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對這個問題也有獨到的理解。在接受「北大創新評論」採訪時，他總結出了數字經濟下三缺三偏三不足的系統性認知，值得我們借鑑。
具體來講就是：
缺人（懂農業、懂農民、懂農村的創業青年不足）；
缺錢（金融支持不到位，收益吸引力低）；缺項目（好項目的甄選精準度上有欠缺）。偏公益（大量社會實踐和公益扶貧缺乏市場化運作水平）；偏短期（很多項目急於求成，沒有長遠規劃）；偏概念（有搞面子工程的現象）。
供應鏈配套不足(地方生產和加工技術落後，是電商升級的直接瓶頸)；品牌建設不足（地方缺乏企業品牌和龍頭企業）；集聚效果不足(農村單打獨鬥的小農經濟仍具有阻力）。”
張然也提出瞭解決方案：“要補上短板，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升生產能力進行互補。要增加供給，給予電商在普惠金融上，人才引進上，科學規劃上，宣傳推廣上以各種支持。更要堅持優化環境，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政府不干預不包攬，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此外，對數字經濟下涉及數據隱私等安全問題的防範，張然建議到：“對監管的數據要告知相關對象；不對數據過度監控；是對信息保管人進行責任界定和保密教育，保護好扶貧對象隱私；對數據洩露情形應依法處理責任人。”
數字經濟發展
對扶貧事業的重大意義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核心優勢可以彙總為以下幾點：
經濟實用，靶向準確：“網路”是新型“致富路”，網絡和相關設備，可快速普及和形成基礎設施化。相比以往搞傳統建設支援、入村到戶的送救濟做宣傳，成本更低也更快見效。
思維入手，直達人心：數字經濟善於引導改變思維模式，使人主動學習以增強經營技能，獲得增收又激發致富動力，進而減少救濟式扶貧助長的“貧窮有理”現象，防止積貧難返。
能力延伸，領域擴張：數字經濟正不斷通過參與研發、生產、銷售、物流建設，支付、理財、信貸、金融建設，基建、文化、教育、行政建設等廣泛領域，充實擴大著網絡扶貧的豐富內涵。
後發優勢，跨越發展：互聯網架構是節點互聯的社會化協同網絡。接入節點的封閉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可即時實現平等的展示地位，特色資源亦能迅速轉化成市場競爭力。
總之，數字經濟已經展現了對貧困落後地區如水銀洩地般的滲透力，延展開來說，數字經濟作為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第四次重大變革，其自帶的“讓更多的人受益”的社會普惠性，也終能將中國帶入全民共享美好生活的時代。
專家點評
朱壘磊
北大創新評論執行主編
貧的不只是財富，更是知識。扶的不只是資源，更是思維。 精準扶貧，不僅要幫扶到位，更要方法得當，才能真正化貧困劣勢為後發優勢，帶動貧困地區發展。基於上述訪談、觀察與思考，我們提出五大數字經濟助力精準扶貧的政策建議：
一、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建設健全包括4G網絡系統、現代物流體系、縣域產業經濟管理系統、信用中國數據管理系統等在內的軟硬件網絡基礎設施，適度考慮移動運營商、物流公司在貧困地區的流量補貼、運營補貼。
二、規範IPO扶貧綠色通道政策。繼續鼓勵貧困地區企業申報IPO，以及外來企業遷入貧困地區，但扶貧綠色通道政策需要確保待上市企業真正與貧困地區產業資源匹配，有協同發展價值，創造就業機會，而不只是稅收意義上的轉移支付。同時，考慮到貧困地區企業體量偏小，應該將綠色通道政策延伸至新三板，同時與政府引導基金、私募基金管理政策等配套實施。
三、建設國家級網絡扶貧平臺。數字經濟的第一屬性就是平臺屬性，建設全國性平臺賦能貧困地區產業，實現1+N的賦能發展模式。除繼續鼓勵全國性互聯網巨頭企業開設扶貧頻道，為貧困地區提供“流量補貼”之外，同時應從國家層面，扶持民間創辦全國性扶貧電商平臺、扶貧直播平臺、扶貧大數據平臺、扶貧產業社群平臺、扶貧區塊鏈平臺等數字經濟平臺。
四、扶貧教育要落實產業幫扶。貧困地區不僅需要農村電子商務、直播等操作性教育課程內容，更需要學習產業案例，聆聽產業專家實戰經驗，既培養農村的淘寶店主、播主，也要培養貧困地區的企業家，建立起與外部產業資源的對接。
五、集中火力扶持地方產業龍頭企業。培養地方的產業龍頭企業，集中打造特色品牌，“讓一部分品牌先知名起來”，從而以龍頭企業帶動產業鏈資源，輻射產業上下游企業。切忌成為“沙縣小吃”模式，企業遍地開花，但同質化嚴重，散而不強，既形不成品牌，也沒有集中計價能力，無法吸引外部資本與人才。
採訪、撰文：清波
設計：張雪妍
微信公眾號：北大創新評論（ID：pkucx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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