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明化進程中，不同地區存在著不同的演進模式。如何正確認識各地區的共性、個性和互動關係，是理解中國史前文化多元一體發展格局的重中之重，也是考古界孜孜以求的學術課題。日前，記者就中國古代文明化進程等相關問題，專訪了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伯謙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報》：關於中華文明的研究，考古界有哪些基本共識？
李伯謙：談到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中國考古學家蘇秉琦，他提出了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有“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統一實體”這一框架體系。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古代文明，不能僅僅侷限於某一個遺址或某一段時間的問題，必須在廣闊的空間範圍和長時段的時間範圍內考察中國古代文明化進程。
中國有著悠久的古人類基礎，通過考古工作，我們已陸續發現距今100多萬年、幾十萬年、十幾萬年、幾萬年前的遺址，數量眾多。最近，《自然》在線發表最新研究成果，陝西藍田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石器，但沒有發現人骨。測年數據顯示，遺址距今約212萬年。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蹟，比已知的元謀人早了40萬年。因而可以說，在距今200多萬年前，中國和非洲一樣，也是人類起源地之一。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出現了陶器。我們現在已知最早的如江西萬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距今有2萬多年；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陶器距今1.6萬年前。前幾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發現了1萬多年前的陶器，這是中原地區最早的陶器。同時，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農業起源的跡象。
《中國社會科學報》：農業發展起來之後，社會發展也隨之加速了吧？
李伯謙：是的。大約從距今6000年開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型，聚落開始分化為大中小型，人也出現貧富分化，階級產生，誕生文明因素。從目前的考古成果中可以看到，一些大型聚落的周圍修建城牆，挖了壕溝，在城圈內建立大型宮殿基址，還出現了製造陶器、玉器、骨器等手工業遺址。這一轉型持續到距今4300年前後。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古國階段。
這期間，有代表性的如西遼河的紅山文化。牛河梁的壇廟冢讓我們印象深刻，在50平方公里的遺址範圍內，只遺留了組織宗教活動的遺蹟和遺物，而沒有出現一般的生活遺蹟。再如長江下游地區的凌家灘文化，人死後隨葬有大量玉器，如代表軍權的玉鉞，以及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龜殼。應該說，凌家灘吸收了紅山的文明因素，尤其是宗教崇拜部分，二者有傳承跡象。
古國階段再向前發展就進入了方國階段。在我看來，方國就是王國，這時出現了中央集權，首領可能是由原來的巫師轉變過來的，他集軍權、宗教權、行政權於一身，也就是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標誌著帝國的形成。在體制上有了很大變化，如分封制被郡縣制代替，官吏的世襲制被任免制代替，經濟上由過去的井田制變為一家一戶的自耕農。
《中國社會科學報》：不同地區的發展有不平衡的現象嗎？
李伯謙：研究文明既要看到不同時期的變化，也要看到不同地區的差異。例如聚落的分化，我認為最早並不是在中原地區，而是在長江中下游，典型例子就是張家港的東山村遺址。這是一處崧澤文化的遺址，距今6000—5800年。聚落的中間是人居住的區域，東邊是埋葬普通人的墓地，規模都比較小，西邊是埋葬貴族的大墓區。人群等級的分化已非常明顯。
在中原地區的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也發現了長5米、寬3米多的大墓，但隨葬的東西很少，只有幾件陶禮器和一兩件玉器。過去都把這種情況看作是落後的表現，但現在換一個思路來看，可能不是落後。可能是在向文明邁進的路上，地區之間走的途徑不一樣，以至於文化模式不一樣。
像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依據不同的地理環境、生態環境，可以劃分出不同的區域，同樣在文化上，也可以分出不同區域。紅山文化、良渚文化走的都是以神權為主的道路。所有生產出來的財富都可以毫無保留地獻給神靈，而對於自身的長治久安、持續發展考慮得少。因而，盛極一時後走向衰落。反之，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走的是以王權、軍權為主的道路，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祖先崇拜，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傳宗接代和族群的發展，更加務實，具有持久的發展動力，因而更具有可持續性。中原從仰韶到龍山到二里頭再到商，一直延續下來。
從古國階段到方國（王國）階段，重大的轉變就是很多原來非常繁榮的中心聚落萎縮下去，而中原地區，這個原先後進、落後的地區，卻慢慢發展起來。尤其到了仰韶中晚期，彩陶文化輻射得很遠，影響力很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什麼說陶寺是“最早的中國”？
李伯謙：在方國階段，中原地區誕生了陶寺。它是距今4300—4200年中原地區最大的一個城，城裡有大型的宮殿基址，有手工業作坊，有倉儲設施，還出現了青銅器、玉器，都城遺址特徵明顯。結合文獻記載，現在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陶寺就是堯的都城所在。從陶寺開始，中原地區出現了國家，開啟夏商周三代。講中國的歷史，最早的中國從陶寺開始，我是很同意的。
陶寺和石峁的關係是目前學界的熱點問題，我認為二者關係密切，應該說雙方互有影響，它們的根都是仰韶文化。至於說陶寺的覆滅是不是和石峁有關係，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證據。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於文明的標準，現在談論得比較多，您認為進入文明的首要標誌是什麼？
李伯謙：是否進入文明，首先看聚落有無分化。文明不是突然出現的，是在原來基本平等的社會基礎上出現的。如果聚落沒有分化，就根本不可能出現文明，不能出現國家。簡單來說，在中心聚落，修建壕溝、宮殿建築，有獨立的手工業作坊，有最先進的銅器發明及使用，出現高等級墓葬及高規格的隨葬品，外來人口的出現等，這些現象都表明已進入文明。
中原在文明化進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後來者居上，就像滾雪球一樣，廣泛吸收、融合其他文化，使自身越來越強大，最終成為古代文明化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幹和根脈。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您認為比較合適的研究思路是什麼？
李伯謙：考古發現是根據，文獻記載和傳說是參考，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是提供的框架，三者結合起來，才能判斷以某一個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是不是已經進入了文明，並達到文明的哪一個階段。這其中，考古是最基礎的，要以每一個遺址的紮實工作為基礎，把遺址“吃透”。
文明起源與形成發展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關於文明起源與形成發展的研究需要多學科參與，哪一個學科都沒辦法解決所有問題。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很好的時代，考古學發展得也不錯，如果大家都能夠遵循正確的方法，通過不斷的田野發掘、對發掘材料進行科學分析、將文獻和研究成果相對照，一定會得出比較接近實際的結論。這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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