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過程伴隨著整個人類歷史而展開，“人是什麼”這樣永恆的難題從神話時代的斯芬克斯謎語直到當代的賢哲智者，始終不斷地向人們發出挑戰。諸如：人是社會動物，人是理性動物，人是語言或符號動物等等命題，在思想史上層出不窮，但迄今尚沒有一個答案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難題，從而精確而完整地把握人之所以為人的奧妙所在。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人本身是認識對象中最豐富最複雜的對象，牽涉到現有知識和學科的方方面面。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有關人類特性的思考必然呈現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情景。因此，與其奢望一語道破人的全部秘密，不如默認此一難題的開放性、多面性和無止境性，鼓勵人們從各種背景、學科、層面和語境出發，探尋有關人之特性的新知識、新發現，從而使我們對人的本質的理解不斷得到豐富和深化。
本著這種多元論而非獨斷論的寬容態度，我想斗膽提出一個並非聳人聽聞的新命題：
人是閹割動物。
作為這一理論命題得以成立之基礎的，是如下兩種眾所周知的經驗事實：
其一，在宇宙間所有物種當中，人是唯一能夠有意識地自我改變性別特徵的動物，其所用以改變性徵的技術手段為閹割。
其二，在宇宙間所有物種當中，人又是唯一能夠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去對其他物種施以閹割術的動物。
以上兩種唯人所獨有的現象理應得到理性的觀照乃至哲學的概括，其社會生物學和文化學蘊含的發掘，將使我們獲得一種重新審視人的特性、文化與進化、文化與人格關係諸問題的獨特視角，尤其對深入理解像中國這樣具有源遠流長的閹割文化傳統的國家和民族的性格，會有相當的裨益。
“人是閹割動物”這一命題的提出，還在理論上引發出另外的相關問題，如閹割的起源，是進化中的必然現象抑或是偶然的惡作劇?又如閹割的本質，是生物-物理現象，還是文化現象?再如閹割的時空分佈，為什麼閹割在某些文化中只是特定時期的流行現象，在另一些文化中則與文明的進程相伴始終，而還有一些文化則拒斥閹割(如日本)呢?
反本能選擇
在生物界的兩性現象中，人們早已發現了這樣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好像是自然造化的有意安排，又好像是進化途中的必然生成。在同性生物之間似乎潛伏著某種天生的敵意和本能的攻擊欲，由此而鑄塑出同性相斥的行為選擇模式。雄性動物在求偶場合的相互競爭和打鬥，我們在《動物世界》一類的影視節目中已經司空見慣了。
正像鳥有翼，魚有鰓，哺乳動物都有乳腺，任何本能行為都是在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晶。在生物個體發育的過程中，通過個體與生存環境的相互作用，使天生的行為得以激活和表現。除了個別的發生學障礙或先天病變的特殊案例以外，生物個體是無法自主改變其本能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的。例如，在特定的水域中修築勢力範圍的雄性三棘魚，每當發育到性成熟之際就會發生必然的生理反應，其咽喉和腹部都變成顯眼的紅色。只要有相同紅顏色腹部的其他雄性三棘魚出現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就會引發其猛然的威嚇和攻擊行動。生物學家用人工製成的三棘魚模型放入水中，只要模型的下半部塗以紅色，照樣會引發劇烈的攻擊反應。這一事例說明“同性相斥”作為一種選擇性的條件反射行為模式，深深地植根於生物體的遺傳本能。
唯有進化程度最高的人類才空前地獲得了對抗生物本能、改變遺傳的選擇性反應模式和行為模式的能力，從而在生物的大千世界中脫穎而出，上演著一出歷久彌新的文化對自然、意志對本能的攻堅大戰。閹割術的偉大發明史無前例地改變了生物間兩性天然劃分的遺傳鴻溝，在有限的範圍內成功地結束了同性必相斥、異性必相吸的自然法則的效力，使第三性——雌雄同體或中性生物的存在借技術文化的支持而成為可能。被閹的雄性動物之間、被閹的雄性動物與未閹的雄性動物之間的對立因性競爭的喪失而不復存在；閹人也因其性別特徵的改變和重塑成為社會中一類獨特的成員，由他們的存在而派生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不同於既定的男與女、夫與婦、父與子、主與奴、君與臣等等正常的社會關係，又由此種特殊的社會關係引發政治、倫理、宗教等方面的社會問題。凡此種種，皆為人類社會所獨有，皆為反本能、反自然的文化選擇和文化建構，其意義遠在道德的是非善惡評價之外，更不是個人主觀情感上喜好或厭惡所能範圍的。
然而，正由於人們對閹割——尤其是閹人現象的傳統偏見流行已久，逐漸形成了鄙夷和厭惡的情感反應定勢，所以無法公正客觀地去看待這種現象，特別是無法把閹割作為一種文化選擇的事實，進而思考它對人類文明進程所應有的積極意義。
閹割、馴化與文化
進化中的超生物變革終於把處於生物進化鏈之終端的人類推向了高高凌駕於自然之上的文明階段。文明發生的根本條件，是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在進化後期獲得巨大的升級。這一躍升的重要步驟分別為人對植物和動物的馴化成功，因而從馴化角度去考察文化進化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從三百萬年前東非的南方古猿，到五千年前西亞和北非的文明發生，人類經歷了從猿到人、從智人到文明人的全過程。在這約三百萬年的進化歷程中，有二百九十多萬年狩獵採集生活的歷史，只是到近一萬年以前，馴化才伴隨著農耕和畜牧兩種新生產方式的創始而在最初的農人和牧人那裡拉開序幕。一萬年的時間若放置在三百萬年的跨度中來看，確實是一個小得令人驚訝的比例。人們面對這一組數字，不禁會發問：為什麼人類先祖靠狩獵和採集維生的歷史是一段數以百萬年計的漫長過程，而自從掌握植物、動物的馴化技術以來，就在數千年的短暫衝刺中，一下子由原始躍入文明瞭呢?
這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化之謎。求索謎底的線索似可在“文化”這個詞的本義中去探考。簡單地說，西文“文化”(culture)一詞的通常用法泛指有教養的人，亦即去除了蠻性的高等人，被教化、馴化之後的人。這種語義是建立在該詞本義之上的某種比喻引申的結果，culture之本義為耕種、培植、養育，是對自然生長髮育的植物、動物的一種人為干預、調控。因而西語中“文化”總可同“自然”(nature)一詞相對而存在、相對而使用。這樣看來，“文化”概念起源於農業、牧業生產給人類生活所帶來的革命性變更。“文化”一語從專指對動植物的馴化到泛指有教養的人，這個轉義現象本身便蘊含著一層意味深長的因果關係，那就是：對動植物的馴化導致了對人類本身的馴化。這真是一個人類始料不及的意外結果，或者說是文化進化中最神奇的無意識收穫吧。
就人類馴化自然的基本對象而言，主要是植物和動物兩大類型。為什麼對植物的馴化手段——農業，和對動物的馴化手段——畜牧業，是在大致相同的進化階段中相伴而發生的呢?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看法值得重視。他從舊大陸上最早出現農牧業生產的中東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出發，對上述問題做了文化生態學的解釋。
在中東出現農業的地區恰好不僅有野生狀態的小麥、大麥和豆類植物，也有綿羊、山羊、豬和牛的老祖宗。當農業興起之前的人們在野谷茂盛之地建立定居點時，那些靠野生穀物為生的大群野羊不得不和村民發生密切接觸。人們不讓野羊吃成熟的野穀物，只許它們吃些殘梗剩葉。這樣，原先的獵人們無須再去找野獸了，倒是野獸為穀物茂盛之地所吸引，走到獵人身邊來了。
由於穀物對野獸的吸引力極大，獵人們有了獲取肉類食物的雙重動力和機會。如果不是因為產生了歷史上最大的動物保護運動——動物人工畜養的話，這些動物種類很可能和以前許多動物一樣走向滅絕。
畜養馴化野生動物給人類帶來新的難題：有限的野生穀物對於人和家畜的雙重消耗而言顯然供不應求。穀物的人工種植開闢出解決此一難題的有效途徑。家畜靠吃農作物的殘梗和枝葉就能生存和繁衍，人們把這些馴化了的動物圈養起來，取其奶和肉，作為穀類食物的補充。在一萬一千年到九千年前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最早的村落遺蹟，考古學家同時找到馴化的綿羊、山羊和馴化的植物——小麥、大麥和燕麥的人工培養品種。可以想見，這種初始期的動物和植物的雙重馴化共生體系給人類的生存方式帶來何種劇烈的變革。也正是在這一區域，在馴化成功後的四五千年便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邦與文明——蘇美爾。由此不難理解，從動植物的馴化到人類自身的馴化，在三百萬年的進化“長征”之中只不過是一步之遙。
馴化的事實對於人類鑄塑其作為文化動物的本質來說，真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了。通過以上對馴化與文化(文明)的內在關聯的探討，再回過頭來看馴化技術中的閹割一項所特有的文化功能，無疑會激發更深一層的興趣和啟迪。
自我控制技術
福柯（M.Foucault）在其《性史》中引述哈貝馬斯關於人與技術之間三種關係類型的理論，並在此基礎上補充和發揮出第四種關係。哈貝馬斯的三種關係類型依次為：
生產型技術：使人能夠生產、轉換和操縱事物的技術；
意指通訊型技術：使人能夠運用符號系統的技術；
支配型技術：使人能夠將意志和目的強行施加於他人的技術。
福柯對於這些外在的技術行為類型的劃分未置可否，卻獨闢蹊徑地提出了一種更加隱蔽的、內在的技術行為類型，他稱之為自我控制的技術。其《性史》第三卷命名為《自我的關照》(The Care of the Self)便暗含此意。
自我控制之技術指的是人對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和行為加以控馭、調適和操作的手段，其目的在於自我教化和培育，把自身朝向某種理想人格標準加以改造和鑄塑。福柯認為這種內在的技術行為早在文明初期便已得到某種理論上的自覺，表現在古希臘哲學中有所謂“自我馴化”(cultivation of the self)之說。
這裡的“馴化”(cultivation)一詞也可以較文雅地表達為“培育”或“修養”。其詞根和“文化”一詞同樣，都是cult，其拉丁詞為cultus，意指開墾荒地為農田並且居住下來。這一過程實在稱得上是進化史上的大變革，“文”與“野”、“化”與“蠻”(即“不化”)的根本分水嶺。人類由此次馴化經驗中獲得的關於“化”的種種啟示，成了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基石和路標，自我馴化和自我控制的技術也隨著文明的進程而日益完善。由於社會權力的集中和強化，對個人的監控與懲罰之手段日趨多樣化、複雜化。福柯曾注意到此種監控與懲罰由顯到隱的轉化過程，它們甚至可以體現在物質化的建築結構之中，體現在事物之中，好像是事物的本質一樣。診所、監獄、瘋人院等新生事物均可視為西方文明社會中在權力支配下的種種馴化新技術和新手段。而藉助於福柯的洞察，反觀中國文明，閹割與纏足這兩大奇特現象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們分別代表著權力對男性與女性施加的監控形式，可以視為內化到人體生理結構之中的最為潛隱的監視與懲罰之手段，或可視之為華夏文明特產的政治生理學。
父權制的封建宗法社會培育出的這兩套調控身體的方式，通過文化的整合作用而關係到生理的、物理的、醫學的、社會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諸多方面，衍化出一些相關的文化特色。更為具有深意的是，由身的改變到心的改變，由生理性的調控手段又發展出心理—精神—人格層面的鑄塑調控技術，從而真正切入文化深層。這樣的考察視角當然不會再使我們僅僅停留在獵奇的或揭醜式的觀照水平上，對閹割與纏足做現象上的陳列展覽，而是從各個側面、部分、細節入手，試圖引向對文化總體的整合性把握，從而站在人類學立場達成對中國文化與人格之間互動關係的某種新的理解。
摘自葉舒憲《閹割與狂狷》第一章《人是閹割動物》
閹割現象是人類文化中的一個謎。閹割現象從動物發展到人類自身，延續數千年，波及各個古老文明。葉舒憲《閹割與狂狷》運用跨學科知識，剝開層層謎霧，追溯閹割的神聖起源，還原閹割的神話原型。在解密生理閹割文化的基礎上，特別提出並探討中國文化中的心理閹割現象，並對閹割文化的人格對立面——狂狷，做出獨到的文化闡釋。而對於未來社會超越閹與狂的理想人格的探討，本書給出了高瞻遠矚的見解。
葉舒憲，文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兼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首批入選的學科帶頭人。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主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神話學文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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