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這個時代需要崔永元
柴靜 媒通社 今天
崔永元的生活並沒有因范冰冰事件的告一段落而回歸平靜，這幾日，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再度成為焦點人物。今天我們重新分享一篇柴靜於2009年發佈在《文苑》（月刊）第04期上的文章，希望從更多視角和維度展現崔永元真實的一面。文章原標題為《孤獨是一個人的骨頭》。
作者｜柴靜
文章原載於《文苑》
崔永元說：“我在差不多三四十歲之前，我都活得像一個孩子，特別簡單。……直到遇到了馮小剛，遇到了方舟子，我才變成了今天這樣一個人，一個完全成熟的人，可以面對世界的人。”
看到崔永元在視頻裡說這段話，我差點留下眼淚。善良的人也會做錯事，正義的人也會被逼成壞人，被網絡暴力的人，有可能由被暴者變成施暴者，或者兩者都是。崔永元對還是錯，我無法評判，網上的罵戰爭吵，我也不關心，分享這篇文章，更不是站隊，站隊沒意思。
《分家在十月》是他做的，很多人都看過。
在2000年的年會上，看了這個片子之後，我來了評論部。
剛到就趕上評論部的主持人合影。在《焦點訪談》的演播室裡，前排是敬大姐，白巖松，水均益…還有他。
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後面。他轉頭看到我，輕輕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中心他的位置。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後來每一年評論部的年會，看他的主持都是我的大節目，看他在臺上手揮目送，開領導的玩笑，戲噱鋒頭人物，逗逗女同事，但讓大家永遠在最真摯的東西面前掉下眼淚。
臺下眾人呼喝，叫彩，吹口哨。
大家都愛他。
後來常常在食堂遇見他，遠遠看著，面色不太好，我們幾個都為他擔憂。
有次去部裡開會，他晚來，眾人面前，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
我呆住，只顧看他。
很久後，發短信，去看看他。
他那時正寄望於童年幻夢，一大屋子，都是老電影的劇照，他自己穿了各種各樣的舊年代的衣服，扮戲中人。
我們坐談數小時，他說起病的前後經過。他說得淡定，我聽得揪心。
再見他，是某個下午。
坐在電腦前頭的時候，突然辦公室門開了，他走進來。
“咦？”我很驚喜。“你找誰？”
“找你。”他坐下了，在我對面。
然後我們聊天，我坐他對面。杜小靜過來說“呵，真像調查的採訪。”
真的，這不似普通辦公室裡的談話，也不是普通的聊天閒談。
他一句寒暄沒有，那麼認真，談的是直見性命的事。
他談的問題我當然不陌生——社會的良知的失去。
缺少希望，缺少堅守的人，讓人想要放棄…
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裡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
但是他只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
他談起這些的時候，並不僅僅是在表達，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真的，就像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
我只能對他說他不能放棄，因為我們需要他。
並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中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還有他身上的真誠，和絕不偽飾，有了這個，他才有勇氣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東西。
大姐找我問號碼，他立刻起身走了。臨走的時候他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覺得有一點心酸。
今年年會，他仍在臺上。
只是沒有像《分家在十月》那樣的片子了。“評論部，現在也得了抑鬱症麼？”
他站在臺上說，底下悄然無聲。
這一場年會，他親自張羅，請了趙本山，郭德綱…
一個部裡的小小年會，不知他花了多少功夫。
但是陸陸續續，臺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著手機出去了。
最後一個節目，他請來羅大佑。羅大佑一直坐在場下，喝了兩瓶酒，一直到11點多上場。
大佑也不登臺，踩支凳子抱住吉他，一束光。對著話筒說：“小崔，不怕，我也抑鬱過，不是我們有病，是這個時代有病。”
他們擁抱。
我和大群人離開座位，圍坐在他身後側的地上。
小崔向我招招手讓我去他身邊坐，那裡正對羅大佑坐著，看著他晶光閃爍的雙眼。
我怕擋著大家，腳手著地地爬過去，與他並肩坐。
大佑說“唱什麼？”
“光陰的故事”——四百多條漢子齊聲喊。
大佑輕捻絃索，琴聲清洌。
我們高唱：“流水他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我看到對面坐的小宏眼裡的淚水。
後來他說：“知道嗎？不是因為歌聲，是因為我看到小崔熱淚盈眶。”
今年，是他到評論部的十年。我聽過他提起過一個夢。
誰都知道他睡不好，更不要說深度的睡眠。
但只有一次。他說：“我做過一個夢，夢到象白洋淀一樣的地方，和朋友們在船上，能聽見船槳劃過水波的聲音，還有水鳥從耳邊掠過。”
然後他醒來，發現自己睡了三分鐘。
他是一個在這個時代裡，在這樣的夜裡，一直醒著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擁有那個只有水波和飛鳥的，寧靜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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