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很多的文章中看到一個詞語“文化資本”，文化和資本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他們在教育這個場域中又有著怎樣的生產途徑。
來談及文化資本之前，需要對其進行一定的歷史追溯。文化在最初並不是作為一種資本而存在，從著名社會學家孔德把資本的概念引入進文化之中，才使文化成為一種資本的概念，他提到:“資本來源於勞動,來源於人類能生產出超出其消費所需的產品的能力,來源於這些剩餘產品中一部分的耐久性,這些耐久性使得它們可以世代相傳和不斷積累,而這就是人類學所謂的“文化”， 這種“積累”的存在對於個人來說就是一種文化上的資本，這就是文化資本概念的最初開端。關於資本的解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問題進行了精彩的解釋和分析，但文化資本處於一種社會學的環境視角中，在這個方面，真正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的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也是由於他，文化資本在學界成為了一種用語，在教育領域也引起了長久的爭論與研究。
作為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研究教育問題、文化消費問題和社會階層研究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文化資本的發展歷史中，布迪厄的研究使得文化資本這個概念得到了學界極大的重視。布迪厄第一次提出文化資本理論是在一九八六年的《資本的形式》一文中，文化資本這個理論範疇的提出是對傳統資本概念的一種突破，是對資本的概念進行抽象化而得出的。從本質方面來看，文化資本是屬於具體化的文化資源，人類的勞動實踐活動產生了具體化的文化資源，現存的世界是通過人的勞動積累而成的。布迪厄透徹的認識到了這些情況，認為勞動的積累形成的現實的文化世界。積累是社會的存在原因，才能夠把資本的概念到引入文化積累，布迪厄在《文化資本與社會鍊金術》一文中給“資本”下的定義是：“資本是積累的(以物化的形式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勞動，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佔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勞動的形式佔有社會資源”。通過從馬克思的異化學說那裡得到啟發，布爾迪厄也認為,資本能夠通過一些特定的條件異化成一種統治力量，迫使人們遵從資本的規則,“資本是處於客體或主體的結構中的力量,它也是一種強調社會世界的內在規律的原則”。布迪厄認為資本有三個方面，分別是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相互之間能夠轉化，並且把三種資本在社會中得到承認的狀態稱之為符號資本。
那麼，文化資本有何存在形式，布爾迪厄認為有三種存在形式。一是具體化的形式,“即採取了我們稱之為文化、教育、修養的形式,它預先假定了一種具化、實體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因為包含了勞動力的變化和同化,所以極費時間,因此它們的獲得必須由投資者來親力親為,衡量文化資本最為精確的途徑,就是獲取收益所需的時間的長度作為其衡量標準”；二是客觀化的形式，客觀化形式的文化資本一大特徵就是能夠具有傳承性，“在物質和信息中被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如文學、繪畫、紀念碑、器械等,在物質性方而是可以傳承的”，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的載體，最常見的就是文化產品。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最明顯的就是教育文憑，在布迪厄的《國家精英》就分析了這種學生通過進入名牌大學和培養群體精神獲得的學術資格，他認為學術資格“是官方認可的、合法化的能力，它和簡單的文化資本之間確立了一種根本的差別,那種簡單的文化資本則需要不斷去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情況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體制性權力、自我表達的權力和捍衛信仰的權力的魔力,一言以蔽之,看到強迫他人接受‘社會公認性’的權力”（ 布爾迪厄著,文化資本與社會鍊金術）。
在這三種具體的形式中，再將其納入到教育的領域中進行探討，得出了結論是讓人震驚的。擁有更多資源的學生能夠在家庭和社會中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比如較為良好的經濟基礎能夠提供較多的文化產品。較為優越的家庭環境能夠影響學生的文化和修養。並且最為重要的是這部分人能夠就讀精英大學的比例更大。換布爾迪厄的話說，就是不同階層的家庭在文化資本的影響下，實現了教育系統中文化的再生產，不同群體的學生再生產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保持著父輩階層的原貌，這是一種隱藏在教育系統中的不公平。也是由於如此，布爾迪厄也就成為了批判教育學的代表人物，站在批判的角度來看待當前的教育。雖然，這個理論提出後受到諸多的批評，但是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偉大的理論，這個誕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的理論，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用來觀察教育的視角，很多人也因此藉助這個理論在學術上收穫頗豐。回到理論的提出者布爾迪爾來說，是很讓敬佩的，作為一個從家庭出身並不良好的學生，一步一步進入到法國的巴黎高師就讀，在其著作《國家精英》這本書中就是這種高師的經歷和觀察讓他更加的瞭解那個社會，他的這種人生經歷使他一直與法國的學術界頂端和上層社會保持一種警惕，對社會保持一種批評。但很巧妙的是他最後也成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站在了學術界的鏈條頂端。他個人的這種批判視角落在了教育的不公平、社會的不公平，比如著作《文化再生產》《實踐理性》，當然還有一本關於個人的興趣、愛好和風格之間的不同而導致的人群的區分的《區分》著作。
透過其文化資本理論，能夠解釋諸多的教育問題。比如經濟條件和教育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所有的人都想就讀最好的大學？文憑真的重要嗎？個人的風格和思維與未來的所處的階層究竟有多大的關係？這些都是值得思考。拿文憑來說，這是屬於布爾迪厄所說的制度性質的文化資本，依靠的這個文憑說明了這個人有能力獲得這個文憑，是一種證明方式；在學校中，認識了諸多同樣具有這樣文憑的人，這是一種資源優勢；能夠就讀這類學校，家庭付出或者條件大多數不會太差，這是一種家庭優勢。多方面來看，這種文化資本就構成了一種競爭力。我之前看過一本關於大學生入學情況變化的書籍，以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為例，分析了近三十年新生入學數據的變化。從總的來看，他們的這項研究是比較尷尬的，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和經歷得出了結論並不是很讓人感興趣。他們也分析了學生的家庭來源的變化，也就是之後，才會經常說清華北大的農學生比例在下降，然後才會有什麼農村地區專項計劃，這也算是一種貢獻。
其實，從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來看，教會我們的不僅僅是這種理論，而是一種批判的方法，看待教育問題要有批判的觀點。特別是作為教育研究者來說，只有站在批判的視角才能夠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這種批評並不是詆譭也不是謾罵，而是一種對問題的發現和思考。很多人不喜歡聽到批判這個詞語，一方面這個詞語很有文革遺風，彷彿像是動不動就批判誰；另一方面誰都不願意聽到自己被批判，教育管理者不希望自己的措施被批判，教育研究者不希望自己的理論被批判，甚至學生也不想聽到有人說自己的錯誤。所以，只能夠是形成批判的思維，換一個讓人舒服的詞語去提出問題，這也體現了學術界風氣的狐狸氣質與圓滑。虛實之間，究竟有沒有批評的話語需要自己去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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