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紀時，唐代高僧義淨從印度返回中國後問道：“體人像物，號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尚？* ”義淨可能對誇張這一修辭手法略有偏好，但當時的印度，肯定在尋求知識方面對中國抱有濃厚興趣，就如同中國也對印度一樣。
（*指當時的中華文化深受印度崇敬。五天，五天竺的略稱，指印度全境。）
義淨回國後受到武則天親自迎接
在公元一千紀期間，大批中國學者前來印度學習佛教及其他學科，其中多人客居印度達十年或更長時間。義淨便是這些學者之一。在那爛陀，他在研究佛教哲學與習俗之餘，還研習了醫學。
印度那爛陀寺遺址
另外，從公元1世紀至11世紀，數以百計的印度學者前往中國並在那裡工作。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包括將梵語文獻譯成中文，但也參與其他活動，如研究數學和科學。數位印度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在中國的科學機構擁有高級職位，而一位名為瞿曇悉達的印度科學家，甚至在8世紀時成為中國官方天文機構司天臺的臺長，即太史監事。
中國與印度的知識聯繫在今天幾乎已被人們遺忘。這些聯繫之所以很少引人注意，主要是因為受到人們對宗教尤其是佛教歷史的興趣的影響。
但是，宗教聯繫只是公元一千紀期間中印聯繫盛事中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更為寬泛地瞭解這些聯繫的方方面面。這不但對更為充分地體察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歷史是重要的，而且對更為充分地領會這些聯繫歷久不衰的意義也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與當代政治及社會事務也不無關係。
貿易
幾乎可以肯定，中印關係是以貿易為始的。2000多年之前，印度商人即從事由中國進口貨物再將它們轉口中亞的貿易。公元前2世紀，西漢派往大夏的使臣張騫愕然發現，在當地市場上有來自雲南的中國貨（主要是棉布和竹製品），他在詢問之後獲悉，它們是由印度商隊經印度與阿富汗運來此地的。
注：圖中“身毒”為印度古稱之一
印度在中國與西亞之間貿易中的中介作用持續了許多個世紀，不過商品類型卻持續發生變化。絲綢在最初非常重要，但“至11世紀時——瓷器已經取代絲綢成為經印度轉運的中國主要商品”。
公元一千紀前期，中國產品的奇異性質就在印度的許多文學著作中引起注意。在波那寫於7世紀的《戒日王傳》中，美麗的羅闍室利的著名婚禮，由於她決定身著優雅的中國絲綢服裝而格外光彩奪目
改編自戒日王故事的粵語梵劇《瓔珞傳》
除了絲綢外，這一時期的梵語文學中，還多次提到了樟腦、茴香、硃砂和優質皮革等中國產品，琳琳總總，各不相同 。
數學與天文學
在中國與印度的諸多聯繫之中，知識聯繫的證據豐富的一個方面，是七八世紀唐代的佛教徒尤其時佛教密宗信徒對中國數學和天文學的影響。
實際上，正如李約瑟所指出，“最重要的密宗信徒，就是中國當時最偉大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一行”。8世紀時定居於中國的印度天文學家與一行一道專門從事曆法研究，充分利用那時已在印度出現的三角學的進步及取得的成就。印度的三角學流入中國，是當時也西向發展的全球性觀念交流的一部分。
一行（683～727），中國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和佛學家，主持修編新曆、最主要的成就是編制《大衍曆》。
在這一時期，數名印度天文學家與數學家應聘到中國首都的司天臺擔任要職。其中之一的瞿曇悉達成為中國司天臺太史監事。他編撰了中國的天文學鉅著《開元佔經》——一部8世紀的科學經典著作。
文學藝術
在廣闊的文化領域，佛教聯繫對中印的影響也是廣泛的。
中國人修造了世界上的一些極為精緻的佛教紀念性建築、廟宇與寺院，創造了一些堪稱鴻篇鉅製的雕刻與繪畫。對於音樂，佛曲與各種形式的印度音樂在唐代滲透到了中國。
敦煌莫高窟壁畫
1404年，明成祖編輯了自唐至元（618-1368）歷代流行於中國的“佛歌”，而這部歌本的不同版本甚至在今天尚可在中國及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和緬甸尋得。
更為突出的是數以千計的新詞語通過各種譯本從梵文進入漢語這一現象。雖然此類梵文詞語中有些與宗教相關，如漢語中的“禪”的梵文詞“禪那”（dhyana，靜慮），但其他詞語並非如此。實際上，甚至Mandarin（官）一詞，也是從梵文詞Mantri派生的，不過顯然很晚才經由馬來亞傳入中國。
印度曾經是吸引古代中國學者前去接受教育和培訓的國家，現在她又從中國令人震驚的經濟成功中學習了大量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千紀，中國與印度兩國打破文化上的與世隔絕狀態的舉動，長期來說對於今天的世界是有利的，並且在實踐上也是有益的。
在就人類知識之事向自己在那爛陀的老師們提出深刻的修辭性反問——“豈有自得沾心而遺未悟*”——時，玄奘是在提出一個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其意義遠遠超出了特定的佛教啟蒙使命這一範疇。
（*原意指不能在自己領悟佛法後放棄沒有頓悟的人）
明刻本《大乘百法明論疏序法八二》卷所載《玄奘譯經圖》
實際上，玄奘關注的問題和不遺未悟的承諾，在今天依然像它們對7世紀時玄奘所處的世界那樣事關重大。印度與中國在一千紀互相學習了許多東西，然而，即使在三千紀伊始，這一認識進程的重要性也沒有衰減。
阿馬蒂亞·森 ，亞洲唯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拉蒙特”教授(哈佛大學特有的為數不多的頂級教授職稱)，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經濟學家”。他的學說和思想，因為充滿理性和濟世價值而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視。他的人文精神受到了國際社會的由衷讚譽和高度評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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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於爭鳴的印度人》是阿馬蒂亞·森的一部文集，討論的問題廣泛涉及印度的社會、文化、歷史、哲學、宗教、政治、教育、文學等很多方面。這部書的專業性雖然不那麼強，但仍舊不乏作者撰寫學術著作所一貫具有的文雅之風和雄辯之氣。
阿馬蒂亞·森在梳理和研究印度古代豐厚的文化遺產之後深得其精髓，提出印度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印度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而兼容幷包與寬容異說的精神是印度文化得以長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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