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醫生說活不過3個月的我爲何依然健康？

是的，央視前著名主持人李詠先生因患癌症治療無效，去世了，年僅50歲！

李詠妻子哈文的微博。

“在美國，經過17個月的抗癌治療，2018年10月25日凌晨5點20分，永失我愛…… ”李詠妻子哈文@法圖麥的媽媽 在微博發文宣佈李詠去世。

李詠1968年生於新疆，1991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進入中央電視臺。歷任《幸運52》、《非常6+1》、《詠樂會》等節目主持人，《夢想中國》大型電視選秀活動總策劃兼主持人。

李詠在接受《新週刊》採訪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的人生：“人直到入土為安那一天，都在走臺階。跟登黃山一樣，登的時候你不覺得有云，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旁邊有人提醒你回頭看一下，雲就在眼前。”

2017年11月23日，李詠在感恩節發佈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條微博，他感謝妻女及所有人。哈文還在下方留言：“感恩節快樂。”

消息來得很突然。斯人已去，我不想再多說什麼要保護好自己身體，健康是無價的那些話，網上這類的雞湯文已經很多。

今天只推薦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先生的抗癌感悟《2007年癌症晚期，醫生說活不過3個月，我為何現在依然健康？》，但願對正患癌的朋友能有所借鑑。

特別說明，本文僅供參考，因為僅僅是個案。

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在癌症患者卻很多，又是絕症，且因現在普遍存在過度醫療現象，很多癌症患者成了錢袋子，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所以，人一旦患了癌症，一個家庭基本被掏空，最後癌症患者去世。這確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又因身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所以看到此文很有感觸，特作推薦。

△ 凌志軍

2007年，他被診斷為“肺癌晚期”，且轉移到了顱內。

兩次他都“賭”對了。

他就是凌志軍，人民日報社資深記者、作家。作為時政記者，他曾記錄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風雲變遷。

當初醫生認為他“活不過三個月”，但如今他卻走上了適合自己的康復之路，現如今依然非常健康。

本文就根據其《重生手記》以及其接受媒體公開採訪的內容，

很多人不是死於腫瘤

而是死於對腫瘤的無知和恐懼

“癌症只是一種慢性病”。

著名腫瘤臨床專家何裕民，顛覆了中國人“癌症是絕症”的慣性思維，他說：

凌志軍認為：我國癌症治療體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人們對癌症的認識也存在致命的偏差。

我們恐懼，是因為我們無知。我們不瞭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實並非絕症，只不過是一種慢性病。我們不瞭解自己的肌體，很容易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卻過高估計藥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謂“特效藥”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殺手。

只要我們不恐懼，不盲從，不走上錯誤的治療之路，我們就已經有66%的機會遠離死神。

即使我們的腫瘤已經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長期與癌共存。

沒想到做癌症病人那麼沒尊嚴

2007年2月，凌志軍被診斷“肺癌、腦轉移”的概率為98%，即“肺癌晚期”。

北京、上海兩地名醫會診，幾乎一邊倒地判定他活不過3個月。

在治療期間，凌志軍發現，病人們花了錢、排了長隊、內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醫院的“特級專家會診”，才不足三分鐘。

醫生的一句“你等著吧”的“診斷”幾乎就是一紙死亡判決書。

手術、化療等高科技治療和開“天價特效藥”，是不同醫生的相同手段。而憂心忡忡、愁眉苦臉、排隊就醫甚至傾家蕩產的那個弱勢群體，就是中國癌症患者的群像。

我們要用腦子救命

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北京、上海的專家們陳述的治療程序是：

因為開顱也不能保證痊癒，凌志軍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先觀察一陣。

兩星期之後，醫生的說法是腦部的腫瘤“應該是沒有長大”！

凌志軍傾聽自己身體所發出的信號是，頭痛、眩暈、視覺模糊、眼球震顫等症狀並沒有更嚴重。

他感悟：對病人而言，要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但是，他並非一味排斥手術，在可信的醫生，胸科影像學專家石木蘭確認肺部的癌症，並建議他做手術開胸之後，他立即按照石木蘭的推薦，選擇醫生為自己主刀。

肺部的惡性腫瘤被切除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裡。他拒絕了化療，因為化療僅僅“將治癒率從60%提高到62%”，同時拒絕了很多昂貴的“特效藥”。

他查閱了很多資訊，確認中國有很多癌症患者被過度治療。他的一個朋友，身體棒，腰包鼓，結果從發病到治療僅三個多月就去世了。

他決定，做一個聰明的患者，相信自己身體的力量而不是醫生和藥物，開始自我恢復。

把性命託付給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康復之路

出院時，凌志軍嘗試用一些純自然的方法恢復自己的體能。

凌志軍的經驗是：他把性命託付給自己，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康復之路。

他曾在一種“末日心態”籠罩之下，但也在不經意之間走上康復之路——他每天步行5公里。

8000公里，就是他5年走過的路程，相當於從北京到拉薩一個來回。

現在的凌志軍好似一個得道的智者，樂山樂水樂於助人，喜歡攝影，發現並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喜歡以積極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

他的妻子也說：愛情、親情和友情的力量，會讓我們的生命出現奇蹟。即使它無法起死回生，仍可以讓我們超越肉體的痛苦，達到心靈的安寧。

著名作家、心理醫生畢淑敏說：“他不但奇蹟般地把病治好了，整個人生都上了一個新境界。”

向死而生

把身體交給自然

從飲食和起居習慣開始，凌志軍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再忙碌。

對他來說，“時間不再是金錢，不再是完成工作進度的承載體，它不過是我告別死神走向康復的橋樑。”

他更多的時間是在戶外度過，在湖邊踏青，在林間漫步，在陽臺聽音樂閉目養神，眺望遠山近水和藍天白雲。他享受陽光，也享受風雨雪霧。

每天，他重視的五件事是：吃、喝、拉、撒、睡。

在吃的方面，要足夠雜，足夠粗，足夠素，足夠天然；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讓自己的排洩每天都有規律，同時觀察大小便的顏色和多少，間隔時間；每天的睡眠不低於8小時。

春秋季節，盛夏9點之前和下午5點之後，他會來到戶外，裸露50%的皮膚曬太陽，就算不能補充維生素D，“我的生命再次被陽光照亮，生機和活力不知不覺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他還去一些氣候和空氣好的地方療養。去蘇州的第二天，開胸手術後的正常反應胸悶和咳嗽就減輕了，五個月後咳嗽就好了。

他還去了深圳東郊隱居，或漫步海邊，或在山間拾級而上。

他終於又回到了滑雪場，重溫了這種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運動。

當晚，他給關心他的朋友發出一條短信：“號外：凌志軍重返滑雪場。”

2012年3月15日，經過新一輪的複查，凌志軍顱內病灶幾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見新的異常。

醫生對他說，“不要再把自己當作病人啦！”

在治療期間，他處處發揮自己的記者本能，細心觀察自身所處的醫療環境，悉心蒐集資料，對中國癌症治療現狀有很多驚人的發現。

當今社會醫患關係緊張，醫生誤診錯診，病人傷害醫生的事件時有發生，醫療領地上的“割據”與“門戶”讓人很是無奈。

這些現象及其根源在本書中都有體現。

有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這些數字令我震驚，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於自己的疾病，而是死於自己的恐懼和不正確的治療。

看起來，我們最大的不幸不在於遭遇癌細胞的侵襲，而在於我們被中國式的癌症觀念包圍著，同時還接受著中國式的癌症治療。

這種醫療環境正在造就一個悖論：醫學越是發達，越是剝奪患者的主動性和判斷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懼和錯誤。”

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嚇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如果你一定要問我，有沒有一些可以讓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東西，那麼我會說，有。的確，有一些事對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們都需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從容地迎接死神降臨，什麼時候該堅定地尋找康復之路。因此，做一個聰明的病人，遠比做一個聽話的病人更重要。

不能盲目

你要會辨別哪些醫生值得信任

凌志軍說，病人通常有兩種心理：

我想這兩種心理都有問題，都會導致自己犯錯誤。

我自己的感受是看病是一件很受罪的事情，去看病常常是很難受的事情——不是疾病帶來的難受，而是看病的過程當中種種的問題。

的確有一些醫生不怎麼樣，醫生也會犯錯誤，我遇到好幾次，所以對醫生的話不能盲目。

但是，也的確有好醫生，醫術高明，道德水準也很高，這樣的醫生不難找到，我就碰到好幾位。

癌症患者對醫生的選擇非常重要，其實我從醫生那裡學到了很多，醫生不僅救了我的命，而且給了我很多這方面的知識，引導著我的康復之路，甚至他們的錯誤也讓我學到很多。

還有，犯了錯誤的醫生不一定不是好醫生。

實際上，那些有熱情有辦法去發現新證據，並且根據新證據迅速修正自己錯誤的醫生，更值得信賴。

作為病人，我們不懂醫

但我們應當懂人

作為病人，我們不懂醫，但我們應當懂人，應當知道什麼樣的醫生是可信的，什麼樣的醫生是靠不住的。

如果既不懂醫又不懂人，那就很容易盲從，而盲從是導致我們犯錯誤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做了30多年記者，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的確養成了觀察人，識別人的習慣，也有一些經驗。這能夠幫助我尋找那些值得信賴的好醫生。

除了記者經驗之外，我想還有別的，比如冷靜，比如動腦子，甚至一個人的價值觀也會發生作用。

舉個例子，我非常信奉誠信，甚至有些偏執。如果發現一個人說了一句假話，我就會對他的所有言行產生疑問。所以，我在和醫生的接觸中，特別注意他說話的可信度。一旦發現他在自吹自擂，我就不會再去看他。

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拒絕了不少醫生和他們的所謂“特效藥”。

這也許會讓我失去一些治療的機會，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犯錯誤。

最後，相比國外醫生，大多數國內醫生並不大看重病人的症狀變化，“都有過分依賴現代掃描儀器和黑白影像膠片的傾向，漠視病人的直覺和陳述。

凌志軍說：我的一個美國朋友告訴我，在美國，醫生不僅僅依據影像診斷，還充分考慮病人的症狀，認真傾聽病人的感受。而對於中國式專家門診，這一點很難做到。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人的生理狀態千差萬別，疾病也是五花八門。

千差萬別的癌細胞發生在千差萬別的人身上，結果必定是千差萬別的。

沒有任何一個醫生，更沒有任何一臺機器，能夠精確地分辨出每一種情況。

所以，當疾病猝然加之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人體有你想象不到的強大自愈力。

當人有不適或生病時，自愈力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體異常信號，馬上調整人體的各種功能。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醫生治病，只是激發和扶持人類機體的自愈力而已，最終治好疾病的，不是藥，而是人們自己。

陳昭妃博士說：

生命本身就有自動康復的能力，我們只要通過各種方法去喚醒這種能力，就可以治癒身體的疾病。

具體來說，就是我們需要通過萬物的力量，通過內在的力量來喚醒身體的自愈能力。

真正讓生命康復的最大力量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藥物，而是自己。

李詠（1968年5月3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

李詠：你一定要服從這個社會

在我的書《詠遠有李》的開篇，我這樣寫道：比誰都大的就是我們家的“老大”——我女兒，另一個“老大”——我老婆，然後還有我的親人，家庭是大事。

現在我希望大年三十的晚上能跟父母家人在一起。原來主持春晚，就是希望能讓遠在新疆的家人看到我，沒別的。當父母來到身邊以後，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漸漸變老，我就想別到那個時候，後悔都來不及，他們的日子按月來算、按天來算。有了孩子後，女兒慢慢長大，我才能體會到這些東西，原來體會不到，覺得幹嗎那麼多事兒啊，現在體會到了。

父母有撫養孩子的義務，孩子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是應該的，是道義問題，不存在誰欠誰的，是一代一代的情感寄託，這是一個道德底線。你說我女兒以後要嫁人，生了孩子叫我姥爺，這我能容忍嗎？我不能容忍但我又能阻止得了嗎？我擋不住啊。我老婆也是我從她媽那兒奪過來的。

女兒老會問我這為什麼、那為什麼，她那種求知的興奮讓我感觸很大。求知的興奮勁兒是最關鍵的，這個真值得我借鑑。我現在不是單純的求知問題了，我求的東西很多，健康啊、家庭啊這些方面。

所謂家庭幸福，這樣的家庭很多。所謂事業成功，我只是在我的領域做出一點小小的成績，畢竟學這個專業的又從事這個工作，得到相當一部分觀眾的認可，生活也逐漸地變好，這都是成正比的。所謂空虛，一個人物質到了一定程度會空虛，我有什麼本錢空虛？我沒本錢空虛。比方說我想多喝點酒，不可以，因為我太太管得嚴，那就別想了。那我想坐一下“神八”，行嗎？你有這個條件嗎？我沒條件。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空虛，我也不空虛。

我很關注我的“眼睛”，書裡有我一張照片，1991年畢業時照的，那時眼睛是很乾淨的，剛剛要跟社會產生反應。人生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個軌跡，但你一定要服從這個社會，就像你要服從地球的吸引力。蹦高點你就不在了？不可能。

2008年5月22日，北京，《幸運52》和《開心辭典》聯合打造“奧運文明手勢”推廣節目。

不想邁入四十歲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敢想到四十歲會什麼樣，我都不想到四十歲。但看著女兒一天天大，你就四十了。躲？躲不過去，所以就教女兒：你爸爸多大了？三十。我聽著耳朵舒服。

不敢看身份證，多可怕啊。但是也挺好，這個年齡我對事情有我的一個看法了，我可以去寫了。其實7年前就可以出書，說句很俗的話，人在走紅的時候、在受關注的時候，出東西是最好的時候。我恰恰沒在那個時候出，因為我有定力了。

人在二十到四十歲這個過程一直在認為“我能、我可以”，認為自己什麼都能做到，所以一直在做；但四十歲之後可能人慢慢就在做減法，會去想哪些是我真正想要的。這就是世界觀和價值觀。2004年第一屆《夢想中國》，從我提出想法到最後成形，大概五個月。《詠樂會》從開始策劃到最後播出，一年多。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年齡問題，那個時候“咵”一下就出去了。現在我得想好了，要不是一個外力推我一下，我可能還得再想想。其實也不是猶豫，是把這個事兒顛過來翻過去想明白，識別性更強。過去就覺得很炫就OK，只要精力能達到就行，現在各方面都要看看是不是能達到要求，這就是所謂人生的一個味道——去品茶的年輕人很少，他坐不住，解渴就好。他可能需要一段經歷之後，才坐得下來去喝這口茶。

我活得特別簡單。十句話別人就能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像下海經商什麼的，最忌諱我這樣的人，說話一點城府都沒有。你說它有沒有好處？有，叫做坦率。可在這樣一個人際複雜的社會中，不定哪句話（得罪人了），我真的是無意的。所以我就很奇怪，有時候我說一句話，一下子引起一大波的反應。

我有好一陣過不來，我都怕上這個舞臺了，我都怕說話了。我太太開導我，說這話是你說的，不管人家怎麼說，你就得認，你要不說不就沒這後續的所有事情了？這一下讓我出來了，是，我都認了，這真的是要去面對的。

其實所謂付出和委屈不成一個比例，付出是小的，因為你做這個工作嘛；得到的還是多的，相當多，我覺得我得到的太多了，心裡應該有種滿足感，學會去享受現有的這種滿足感，別老覺得不夠不夠。我太太說究竟哪兒不夠你說？你還想怎麼著？我說對啊，還想要什麼啊？

2007年1月27日，央視演播大廳,新版“非常6+1”節目錄制現場。李詠在親手砸蛋。

身價多少億，不如百姓的口碑

我熱愛我的工作，很難得有一件你有興趣的工作，並且從中得到樂趣。

我的個人品牌價值最高的時候，“中國最有價值主持人”評了5.2億，那是2006年，“蒙代爾”世界品牌實驗室評的。我不知道他們的評判標準是什麼，從2003年就開始評，我一直是第一，2004年是兩個多億，2005年是三個多億，2006年最高，到2008年一下就縮水了，變成三個多億，但還是第一位。

這個錢在哪裡啊？我也沒見著，沒法兌現。作為一個人際傳播者、一個主持人，其實“金盃銀盃不如百姓的口碑”。觀眾對一個主持人認可的價值，要遠遠超過這個價值。

你要說我特應該價值第一，那有點不要臉，它也兌現不了，我覺得這是對我無形的一個鞭策、一個動力。

5.2億的榜出來的時候，早上上班，打開門，門口站一人，給我嚇一跳。我說誰啊，對方說“我想找李詠老師借點錢”。他把“身價”和“身家”搞錯了。我覺得本來是件挺好玩的事，給你評了值多少多少個億，可是兌不了現，正因為兌不了現所以不必那麼認真。如果沒有這個身價出來的話，我開什麼車也沒有人會注意。

每個月國家給我發工資，為了這工資就得好好工作，沒了工資咱幹什麼？上有老下有小，發我一天工資我就幹一天活。人軸有軸的好處，我就是什麼輪子上來都行，只要尺寸合適，然後人家一發動就完了。現在，別人的議論不管反面也好正面也好，都不會影響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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