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約翰·哈佛的雕像俯視著哈佛園，這是哈佛大學校園最古老的部分。
我們進步人士崇尚機會、平等主義和多樣性。然而，這裡是我們的一個骯髒的小秘密：美國一些最自由的堡壘，依賴於一種特權繼承製度，它以犧牲幾乎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成全富裕的白人。
我說的是精英大學的“校友子女偏好”。這些大學被看作是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公共物品，但它們操縱招生，偏袒那些在生活中已經享有各種特權的申請者。
一起針對哈佛大學的訴訟案將焦點放在了它的招生政策上，原告認為這些政策傷害了亞裔美國申請人的利益。我不認同這起訴訟，認為這是一項假旗行動，目的是廢除針對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平權行動。
但這起官司揭示出一個真正的問題：對校友子女的偏好，以及對大手筆的捐贈者和教職員工子女的照顧。美國絕大多數精英大學為了照顧富裕的、擁有特權的校友子女，對他們系統性地區別對待。如果這還不足以讓你的孩子被錄取，那就給大學捐個500萬美元，這樣他們就會重新考慮。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裡夫斯(Richard Reeves)在他的著作《夢想囤積者》(Dream Hoarders)一書中，對照顧校友子女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裡夫斯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歐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區，都沒有這樣對校友子女赤裸裸的照顧做法，但在所謂人人平等的美國，這一體系卻是正式的、成系統的存在。
與自由主義聯繫如此緊密的機構卻欣然接受了一個世襲的貴族體系，這是不是有點虛偽呢？啊，永遠不要低估利己之心塑造人們觀點的力量。正如裡夫斯冷淡地說的那樣：“在更接近要害的問題上，美國的自由主義卻傾向於減弱。”
筆者作為平權行動的受益者來寫這篇文章的。筆者曾是俄勒岡州的一名農場男孩，常春藤盟校偶爾想錄取鄉下的土包子，所以筆者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寫了一篇關於我給羊接種疫苗、摘草莓，以及參加美國未來農民(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競賽的申請文書。
哈佛想用來自田間的鄉巴佬來幫助一屆新生多元化，所以選擇了筆者。後來，哈佛對筆者的人生有巨大的影響。筆者也為幾年前得以在哈佛大學校董會服務，並在肯尼迪政府學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做訪問學者感到自豪。
人們對校友子女能夠得到多少好處存在分歧。為目前正在審理的案子提交的材料表明，在一段六年的時間裡，申請哈佛的校友子女中有33.6%被錄取，而在非校友子女的申請人中，這個比例是5.9%。
七年前，哈佛大學一位名叫邁克爾·赫維茨(Michael Hurwitz)的博士生使用複雜的統計方法發現，如果父母之一是美國30所頂尖大學畢業生的話，子女被這些學校錄取的機會增加45個百分點。例如，對某所精英大學來說，如果普通申請者的錄取率是20%的話，校友子女申請者被錄取的概率上升為65%。
此前，據普林斯頓大學2004年的一項研究估計，頂尖大學的校友子女身份相當於給他們的SAT考試成績加160分（SAT滿分是1600）。
校友子女偏好似乎是20世紀初引入美國的，當時是作為一種把猶太學生拒之門外的方法。值得讚揚的是，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在內的一些美國大學——更不用說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沒有校友子女偏好。
這些頂尖大學說，校友子女偏好有助於建立一個多代的校友社區，這是一個合乎情理的理由。它們還指出，獎勵捐贈者有助於鼓勵捐贈，這些捐贈可以用作資助貧困學生的獎學金。
但總的來說，讓筆者憂慮的是，美國一些最好的教育機構把一種改變人生的機會給了那些已經擁有許多優勢（從小提琴課、到國際象棋比賽、再到SAT輔導）的孩子們。在此之上，讓富裕家庭為得到額外考慮掏錢，用一個專業術語來說，讓人噁心。
自由派人士不同意最高法院對“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做出的允許企業大亨花錢買政治影響的裁決，為什麼要允許企業大亨在大學招生上買影響呢？
更廣泛地說，機會均等和英才領導體制上哪去了？它們可能是理想，而不是現實，但為什麼要在頂尖大學錄取上捍衛一種世襲特權和金錢優勢的正規制度呢？
“校友子女偏好為一般來說已經過著優越生活的申請者提供了優勢，”（哈佛培養的）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經濟學、教育和公共政策教授蘇珊·戴納斯基(Susan Dynarski)說。“這與平權行動背道而馳，平權行動幫助的是那些面臨逆境的申請者。少數精英大學積累了大量在稅收上有利的捐贈，並利用它們以這種方式來延續特權，這是違背良心的做法。”
更大的問題是，包括五所常春藤盟校在內的38所大學招收的學生中，來自經濟層次頂端1%的人，比來自中低層60%的要多。總的來說，來自頂端1%的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來自底端20%的孩子的77倍。
當家庭背景已經很重要的時候，美國最好的大學真要讓天平向已經擁有特權的孩子傾斜嗎？或者允許他們的家庭通過捐款，買來讓天平第二次傾斜的機會？
《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的學生記者在一篇社論中說：“用最簡單的話說，校友子女偏好是錯誤的做法。這種做法把從擁有更少的人那裡拿走的機會，交給那些擁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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