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
六十年代留學哈佛的中國學生是怎樣修煉成精的？這本《我的哈佛歲月》從李歐梵教授的個人體驗勾畫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
不少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夢想就是進哈佛，否則坊間也不會有那麼多以哈佛為題成的暢銷書。但也許因為我本是哈佛畢業的，對於母校的感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感激，另一方面卻有點不屑。
不錯，哈佛的確資源豐富，師資雄厚，我在此所受的教育也造就了一生，怎能不衷心感激呢?然而哈佛的名氣太大了，甚至“哈佛人”自己都覺得老子是天下第一，這種自傲卻令我不齒。當著名學者Robert Bellah離開哈佛的教職而去加州柏克萊大學時，曾說了一句對哈佛的評語——這是一間“極高的平庸學府”，言下之意是指哈佛的教授在學問上雖然名氣很大，但都不能像柏克萊的教授一樣做“尖端”的學問。
哈佛的財源居世界各學府之首，這是一個事實。我剛接受教職時，校方對我在房屋補貼、安家費、研究費以及退休金各方面的優厚條件，實非一般美國大學所可比擬，但當時我對之並不在意，我最關心的是哈佛的環境，是否像普林斯頓那麼勢利?(記得普大的一位資深教授見了我說：“我看你就不像普林斯頓教授的樣子!”)經過兩次半年的訪問後，我覺得哈佛十分大度，各行各科的學問兼容幷包，而且從來不干涉教授的教學和研究。哈佛對於他校教授的批評，更是毫不計較，甚至把批評者也請來任教。而最重要的是校方對於亞洲研究的學者從不視為“二等公民”。
然而從西部各大學的“激進”眼光看來，哈佛還是比較保守，特別在各科的研究方面，往往不能以尖端研究帶動“典範的轉移”。這種不願冒險的學術作風，令得哈佛不少教授養成一種“守成”的心態，在一個領域成了名就閉關自守，不去接觸新學問。哈佛的另一種保守主義是制度上的，如要改革必須耗費很大的心血和很長的時間。就以我個人經驗而論，哈佛在種族問題上毫無創新。
然而哈佛教授的一個“苦衷”卻往往被外人誤解為“自大”：幾乎每位資深教授都須主持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或工作坊，領導一批人馬從事集體研究。在外人看來，似乎每一個教授都有一個“地盤”，擁兵自重。事實上，這種情況乃形勢所迫，因為他校的同行和學生也期望你“領導”全局，你如果不領導則會被認為失職。所以，幾乎所有的哈佛教授都忙得不可開交，自己看書研究的時間反而減少了。我在來哈佛之前就受到一個原在哈佛的朋友警告：千萬不要犯哈佛教授的“通病”——活動多、名氣大，但著作少，書寫不出來。
哈佛各教授的“地盤”制的另一個缺點，則是自掃門前雪，無法和其他學科的同事交流。這個現象在“地區研究”更嚴重，譬如在費正清中心的午餐桌上，大家談的都不外是中國，尤以當今政情為主，很少看到研究中國的學者和研究蘇聯或拉美的學者共餐切磋學問，如果真的共餐，也是以處理各委員會的行政為主。
走筆至此，哈佛的名牌面紗也被我撕去了一大半，所揭開的“真相”依然是一個在學術上歷史悠久的大學，它每年都名列各種調查的前茅，主要是因為它的師資雄厚，各學科的發展相當平均，即使不名列第一，但仍可名列前十名之列。而其他大學則只有少數學科是強項，沒有財力全面發展。所以我建議想申請入哈佛研究院的學生，要看準科系教授，不應該以哈佛是名牌就胡亂申請。李歐梵
（《我的哈佛歲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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