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八屆年會”於2018年2月27日-3月1日在黑龍江亞布力舉行,主題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新時代的企業家精神”,御風資本董事長馮侖出席年會“中國商業心靈”環節,並深情朗讀《給40年的一封信》。

馮侖是文革後第二屆大學生,1991年開始領導並參與萬通集團的全過程創建及發展工作。他說這三十年出差飛了至少三四千次,他到底去了哪?和誰一起?又幹了些什麼?

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40年前我還在讀書,突然社會上多了一個詞——“改革”。

起初並不知道這詞跟我有什麼關係,以為那都是別人的事,跟別人的所作所為有關。我完全是從一個看客的角度去窺探、去加油、去使勁,可是沒想到後來這事落到自己頭上,自己被改革了——下崗了,沒飯吃了,於是只好尋找新的生存和發展的方向。

這等於說,自己也被改革,也需要改革,目的就是把自己改得跟原來不一樣。不光能自己養活自己,而且要把自己改造得和國家、社會的未來、更寬廣的前途相吻合,要給自己一個新的視野和生命。

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1978年起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

自打自己被改革以後,應該要做一些自己能做主的事了。於是,我就辦了一家後來叫萬通的公司。辦公司以後,我發現最大的改變是自己成為了三件事的主人:第一是自己能決定幾點上班。第二,自己能決定給自己發多少錢。第三,自己能決定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這三件事看似自由了,但實際上卻成為一個戴上了鐐銬的自由人。這一自由的代價就是要趨同所有獲取這些自由的手段,比如說時間、金錢以及經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源等等,這樣一來,就不得不陷入一個更加忙碌的境地,每天睜開眼只想著為自由而掙扎。

一晃快30年了,這30年裡做的最多的事不是談論改革,不是自身去體會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間斷的飛行。我現在一年要飛150、160次。所以,做生意這半生下來,少說也飛了3、4千次。

這種頻率的出差,這樣的折騰,卻總讓我感到既興奮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實又空虛,既感到些許成功,又不時有些沮喪。既有過程中的少許快樂,但也有之後的惆悵。

之所以會有這麼複雜的情緒,實際上主要糾結在三件事上:

第一件事就是去哪兒。

最初萬通6個創業者不約而同地去了海南,初期,我們都是從最容易生長的地方開始,從最容易綻放和最輕鬆的地方開始,也是最不怕失敗的地方開始,因為那兒有最多跟我們一樣嘗試在失敗中找到方向的人。

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1993年,組建萬通集團時的核心團隊。

左起:馮侖、潘石屹、王功權、王啟富(還有劉軍和易小迪)

之後,我選擇的地方就有所謂商機,而當時判斷的商機就是哪兒有熟人,哪個地方有人當領導,或者某個人的親戚會給一些機會,結果當然是沾了是非、留了得失,看了很多20世紀之怪現狀。

再後來,每天要去的地方就是由前面所謂奔著商機走過的地方而惹出來更多是非的地方,就變成了哪裡有是非就去哪兒,哪兒有事要“平”就去,哪兒有麻煩就去哪兒。

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萬通六兄弟署名的《披荊斬棘共赴未來》封面

此文宣示了創業者的核心價值觀,是萬通發展的綱領性文獻

最近幾年,要去的地方是一個有更大夢想的地方,要去的是那些是非更少,但也能發展事業的地方,要去那些公益引導我們去的地方。

未來我們要去的一定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去一個我們省心省力,而且大家能夠各自相安發展事業,無需煩惱,只需要用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可以的地方。

除了每天要琢磨去哪兒,還有一件事也費心思,那就是和誰去。

創業初期,我們自己搭夥走,吹口哨、走夜路,自己給自己壯膽。之後我們是隨著機會走,約的人變成了我們認為和機會存在相關的那些朋友、夥伴甚至是一些牟利者。

這樣的出差方式留下了一些碎片式的回憶以及愉快和不愉快的場景,但並沒有引起我內心深處更多的改變,我還是原來的自己。

當我們慢慢地視野開闊,也找到了自己前進的主業和方向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和同行一起出差,開始跟同行走,是一個愉快的經歷。因為和同行在一起,可以彼此鼓勵、彼此學習、彼此加油、取長補短、互相關照,甚至互相接濟。

最近十年,除了同行以外,我們還得和同道者走。一方面在企業發展的方式上,在完全堅信市場的力量上,在堅持親、清政商關係上我們是同道者,是明白人。另一方面在中國從事公益的企業家,我們會更加頻繁的在一起。

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第三件事就是做什麼,回過頭來想,無非就是增加事和減少事。

增加事也叫惹事,惹上了好事當然叫增益,企業會更好地發展,個人的利益也會隨之增長。如果惹了不好的事就惹了是非,對你的收益就會有很大的折扣和負面影響,你的事業就可能受到打擊和抑制。

一個人賺多少錢不光是你的收入有多少,實際上還要看你承擔的潛在成本。比如說體制帶來的制度性成本,比如你跟某一個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團的是非可能帶來對你顛覆性的風險。

因此,每次出門做事,惹事一定要惹簡單的事,惹低成本的事,惹能夠可持續發展的事,而不是惹那些偶爾暴利,但後來是非太多的事。

所以,減事就要減是非,增事就必定要增利益。現在每天出門當然我首先還是要逐利,作為買賣人,逐利是本性,也是職責,也是義務,更是工作。其次,我當然還要追名,名和利可以互換,人都難免有虛榮心,難免要為聲明所累。

此外,我最近開始關注兩件事:修身和養心。所謂修身就是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要讓日常的行為不偏離心目中的“道”,必須要簡單、專注持久地做事,做好業務,要心懷員工,心懷企業,心懷社會,心懷利益相關者,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

另外,也要關注自身,關注自我修養,讓自己的內心經過繁雜的半生之後能夠慢慢歸於平靜,逐漸達到內心的寧靜,做到慣看秋月春風,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談中。

馮侖的一封信:創業初期就是吹著口哨走夜路

回過頭來看,我被改革了三十年之後,企業仍在繼續發展,我還得繼續出差。而且在未來二十年裡,也許還會有三四千次的出差,加起來一生得有五六千次的飛行,但願未來的飛行能夠像過去三十年逐漸明白過來的道理一樣,去“減是非”的地方,和同道者在一起,做增益的事情,讓正確的事情有連續的積累,達成事業和身心靈的平衡,讓自己處在一個相對舒服的狀態中。

末了,如果說有點願望,我的願望是,如果改革四十年後還要繼續改革下去的話,那我希望未來揹負了越來越多的改革能早點結束,早點進入到一個不需要怎麼改革的理想社會,讓晚年能夠在不改革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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