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尤其從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迅速邁進時，社會動盪爆發的頻率反而更高些。根據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的描述，在英國統治時期的印度，政治暴力衝突普遍發生在那些經濟發達的邦裡；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恰是發展最快的地區人民不滿情緒最高。
經濟快速增長意味著生產方式的深刻變化，也意味著不同產業和地理區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漲，還意味著不同類型勞動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這些，又勢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廣泛而巨大的調整。在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社會中，通常會出現大批受益者和受損者。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的境況要好於其出生和成長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人則相反。無論是受益者還是受損者，他們的階級或“種姓”歸屬均開始鬆動和破裂。更有甚者，他們的家庭關係也會因收入和工作地點的變化而改觀。結果，這兩類人的精神被經濟增長帶來的變化所撕裂，從而成為兩股不穩定力量。
在同一篇論文中奧爾森還提出，經濟快速增長通常會創造出兩類群體，即所謂的“新富民”和“新貧民”。隨著“新富民”人數的增加，他們自然而然地將會運用其手中的經濟力量去改變社會和政治秩序，以便更好地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奧爾森把這批人稱之為“心懷不滿的獲益者”。而生存狀況不進反退的“新貧民”，由於絕對和相對福利水平的下降，對其貧困的怨恨程度遠遠超出了一直處於社會底層者對貧困的怨恨。鑑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三者之間高度地相互依賴，故經濟權力的重新配置無疑要反映到社會尊重和政治權力的分配上來，使得通向新的社會和政治均衡的過程具有高度不穩定性。
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內部的各地區，經濟增長快慢通常是非均衡分佈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同樣構成社會動盪的一個原因。說到此，我立刻想到西漢名臣賈誼的《陳政事疏》。劉漢所封諸王，大小各異，強弱不等。如果把各諸侯國的人口和物產視為經濟增長的結果，則非均衡增長之後果便是諸侯的造反。天下大亂，最苦的還是百姓。憂君憂國憂民的賈誼，為此提出了我稱之為“賈誼定理”的“治安策”：“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由於社會地位惡化，受損者無疑會成為一支巨大的破壞穩定之力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數量很少的受益者之所得總額非常巨大和集中時，社會的中位收入便會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降低。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完全可能極大地增加受損者的數量。人均收入提高而受損者數量增多，這看上去和感覺相悖，但經濟快速增長和日漸貧困者人數遞增兩者並存不僅在邏輯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實際中同樣也是存在的。在著名的“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論文（《美國經濟評論》1955年3月號）中，庫茲涅茨的研究支持了這一命題。
經濟增長必然會引起收入增長。但收入的普遍增長、或成功地讓絕大多數人分享增長好處是否有助於社會穩定，也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看來，並不在於人民的長期貧困，而在於他們生活條件隨著經濟增長的大幅度改善，在於法國大革命前的那種史無前例的、持續而穩定增長的繁榮，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種普遍的不安定情緒。這句乍一聽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卻很可能“似非而是”的話，其要點在於人們的滿足感主要源於他對未來福利水平的預期。在他看來，當一個人同時被手銬和腳鐐所束縛時，他對自由的憧憬微乎其微；然而一旦手銬被打碎，腳鐐的存在就會變得百倍的不能容忍。托克維爾的見解如此具有“似非而是”性，我倒覺得不妨給它起個名字：“托克維爾效應”。
從既得利益的角度看，快速經濟增長及其與之互為因果的制度變遷，往往也是構成社會不穩定的原因之一。4年前阿塞莫格魯（D.Acemoglu）和羅賓遜（J.Robinson）在“以政治眼光看待經濟落後”一文中論證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受到人們廣泛歡迎的“增量改革或制度變遷”往往並不伴著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因為在經濟和制度變遷過程中或之後，並不存在可靠和充分的機制，以補償失去權力的政治精英們。經濟增長還使人們對實現更美好生活之可能性、對新意識形態以及對新政府體制的瞭解更加深化，從而激發起人們對“政府應該做什麼”和“如何去做”的預期。這樣一來，既得利益精英階層就會因為成為阻止變化的力量而與新興利益集團發生衝突，並由此催發社會動盪。
以上討論的都是絕對收入的多寡。一旦進入相對收入領域，不穩定力量又多了一項重要的新來源：部分受益者也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這樣講的理由在於，即使從絕對標準看經濟增長使得受益者人數超過受損者人數，但某些或多數受益者卻可能因為受益程度低於其他受益者而感到沮喪和不滿。換言之，人們心中真正的追求是福利的相對水平提高而非絕對水平改進。這個結論很容易就讓人想起孔子的那句名言：“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篇第十六》）。經濟增長結果的非中性，亦即經濟增長對社會中不同的人或群體意味著不同的東西，指明的是人們往往更看重相對福利這一點極具普遍意義。
我寫作本文———其實主要是轉述一些學人、智者的相關著述———的目的，是想闡明經濟快速增長可能引起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後果。經濟迅速增長和社會動盪之間的關係複雜。儘管人類歷史上經濟快速增長引起社會動盪的事例隨處可見，但我們也可以找出許多主要導因於經濟停滯或倒退的革命事例，比如中國辛亥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等。坦率說，大凡談論這類問題者幾乎都冒著掉入“歸納主義陷阱”的風險：人類歷史經驗如此豐富，以至於人們想證明什麼就一定能夠證明之。面對著相互矛盾的、彼此對立的歷史事實，決定我們最終結論的關鍵，恐怕還是個人的學養、價值觀和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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