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唐的宮廷詩人仍在創作他們華美卻蒼白的宮廷詩歌時，詩壇上逐漸崛起了一個來自寒士階層的新進詩人群體，他們就是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他們都以詩文兼長而揚名海內，而且都具有自覺的詩風革新意識，努力拓新詩歌的主題和題材，使詩歌從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塞漠，展現出新的時代風貌。
四傑活動於高宗、武后時期，盧、駱二人的年齡長於王、楊，四人都是少年天才型的詩人。駱賓王7歲作詠鵝詩，被稱為“神童”;楊炯10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 王勃6歲解屬文字，16歲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盧照鄰20歲為鄧王府典籤，披覽文書，“略能記憶”。然而，同是年少才高，卻也同是位卑人微，遭遇悲慘。這種人生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文學創作。他們以寒士的不平心態批判上層貴族社會，否定了貴族社會秩序的永恆價值，並在詩中表現出他們所代表的社會中下層文人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理想和期待。
初唐四傑在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們的詩歌創作宣告了唐詩氣質的最初成型。首先，他們的詩歌實現了精神氣質上的改造，以昂揚健康的人生態度代替了寄情聲色的庸俗之氣，用青春少年的熱情歌唱代替了缺乏生氣的短歌低吟，為詩歌注入了匡時濟世和建功立業的壯闊情思。與在他們之前的詩歌相比，同樣寫都市繁華，四傑的詩從一味鋪陳奢華轉為對耽於享樂生活的揭露和諷刺，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極寫宮殿林苑的富麗豪華之後，筆鋒陡轉，“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寫出了所謂榮華富貴的煙雲幻滅; 同樣寫別離，四傑的詩變悽戚為悲壯，如王勃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寫得充滿豪情，令人慷慨不已; 同樣詠物，四傑的詩不再是使才逞博的文字遊戲，而往往託物寄慨。如駱賓王《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一股孤傲之氣溢於言外。也就是說，四傑的詩歌中出現了強烈的主體情懷，氣骨蒼然，這是對唐詩最重要的貢獻。
初唐四傑在詩歌創作上的創新還表現為他們對於新詩體的努力建構。他們的語言講究排偶而不堆砌，色彩鮮麗而不穠豔。在體式上，盧、駱兩人擅作長篇歌行，參用賦體章法，開拓了七言歌行這一“極能發人才思”的詩體的表現功能;王、楊兩人以律絕取勝，他們的律、絕明淨凝練而含思蘊藉，如王勃《山中》：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情景交融無痕，表明近體詩在他們手中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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