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作協作家安福學在城市文學與傳統文化論壇上的發言
城市文學詩歌怎樣合理用典
安福學
在城市文學和詩歌的創作中，合理用典不但可以借古諷今，還可以使詩句變得簡練，含蓄，給人以想象的空間，但用得多了往往晦澀難懂，不便理解。這主要還是與詩人或詞人的習慣有關，有的經常用，有的很少用。用典不但可以為作品贈色，另外也可以體現作者的博學。文學和詩詞創作如何用典，這要根據作者的喜好和習慣。今天我們就先從用典來開始我的講座。論語開篇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文學創作中的用典,常被當作形式主義創作方法受到厲責,然而,深入全面地考察用典與創作過程的關係就會發現,作為一種思維機制,用典不僅是激勵情感、活躍想象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而且是以比興方法為特徵的重要藝術手段,以現代西方的“原型”國論和符號學觀點來看用典的原理和作用,可得出不同於傳統僵化觀點的結論,從中國文學發展史看,魏晉六朝時代文學觀念的自覺,與創作中廣泛使事用典聯袂出現,可說明用典在創作中的作用,是積極而廣泛的,甚至可以說是革命性和劃時代的。
用典，是古詩詞中常用的一種表現方法，其主要特點是藉助一些歷史人物、神話傳說、寓言故事等來表達自己的某種願望或情感。如辛棄疾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成功地運用了五個典故：孫權、劉裕、劉義隆、佛狸、廉頗。這些典故都是京口這個地方的歷史掌故，詩人藉助這些歷史事實含蓄自然而又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用典有用事和引用前人詩句兩種。用事是借用歷史故事來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對現實生活中的某些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個人的意緒和願望等等，屬於借古抒懷。引用或化用前人的詩文歌賦，也是用典的一種，目的是加深詩詞中的意境，促使人聯想而尋意於言外。如王勃在《藤王閣序》中幾乎句句用典，增強了文章的文化底蘊；姜夔在《揚州慢》中或明用，或暗用，或化用杜牧的詩，形成了虛實對比，表達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淒涼。
城市文學和詩詞典故用得適當，可以收到很好的藝術效果。詩歌中使用典故既可使詩歌語言精練，又可增加內容的豐富性，增強表達的生動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簡意豐、耐人尋味的效果，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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