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哀公問道：“怎樣做才會使百姓順服？”孔子回答說：“選用品行正直的人，使他們位居於心術不正的壞人之上，百姓就會順服；重用邪惡不正的人，放置在品行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了。”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篇之十九
【品悟】
孔子與魯哀公論政，重點是談國君的用人之道。先搞清楚“舉直錯諸枉”這句話，全章的意思就可明瞭。
“舉”是推舉，舉而用之，即選拔任用。“直”，是正直，比喻正人君子，老百姓叫做好人；“枉”，是彎曲，比喻邪曲奸人，就是老百姓常說的壞人。“錯”是“措”的通假字，這個字有兩種理解：第一種意為捨棄，置而不用，即廢置、罷黜；第二種是放置，安置，即加置其上。這裡應該取後者之義才對。為什麼？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理由，是從古漢語語法規律上看。當代語言學家楊伯峻先生認為，“枉”、“直”是以虛代實的名詞，古文中的“眾”、“諸”這類數量形容詞，一般只放在真正的實體詞之上，不放在這種以虛代實的詞之上。其實這一規律，南宋理學名家孫應時就已經說明了。這裡的“諸”字是“之於”的合音，“錯諸枉”即“置之於枉人之上”，古代漢語“於”字後邊的方位詞有時可以省略。
第二個理由呢，是孔子在《顏淵篇》裡說過類似的話，可作對照：“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其意思明顯是把“直”加置於“枉”之上，認為這樣就可以改變“枉者”，使“枉者”變“直”。這表明孔子對待“直”與“枉”兩者的關係，是試圖通過“直人”榜樣作用的感化，使“枉者”服而化之，而不是簡單地把“枉者”一廢了之。
孔子的用人之道真的很有意思。選人用人，不是說只能用好人，不能用壞人，而是好人有好人的用處，壞人有壞人的用處。官場中“直人”畢竟不多，真要把“枉人”全都廢了，朝廷的用人恐怕要告急了，更何況“直人”聽起來不錯，但用起來鬧心，而“枉人”反而用起來舒服、順手，所以“枉”也有“枉”的歪才和用處，這主要取決於領導者自身的素質了，看你如何駕馭和使用。
做領導的要是淨提拔拍馬溜鬚的，壓制正直無私的，下面的人就會跟著學這一套功夫，表面非常順從，讓你爽，但一有機會就會暗中坑你一把，歷史上很多亡國之君就吃過這種虧。反之，把正直無私的人放在重要崗位上，那麼底下人也會跟著用規規矩矩的方式來做人辦事，不敢胡搞。這說明了好人上位之後，會對官場乃至整個社會風氣會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
所以，用人最關鍵的是不能放錯位置，一定要把好人放在壞人之上，讓好人來管住壞人，而不能把壞人放在好人之上，讓壞人來當道。這樣才能贏得民心，百姓才會順服。
孔子與魯哀公的問答都是在他68歲回到魯國以後的事。魯哀公（？-公元前468年）是魯定公的兒子，魯國的第26任君主，姓姬名蔣，一作將，“哀”是其諡號。諡號是帝王死後根據其一生功過是非作出的蓋棺定論，古人很講究諡號，看到“哀”這個諡號就知道他這輩子是交黴運了，過得比較窩囊。
這位國君在位27年，把魯國搞得一塌糊塗，被三家卿大夫把持了政權，內政外交都陷於困境。他平時看起來好像很謙虛，經常向孔子請教問題，但實際上這位老兄嚴重失德失禮，行事表裡不一，並不照孔子的意見去做，而是心口不一，我行我素。
孔子這裡所談的用人之道，就是針對魯哀公為政之失，用人不當而提出的善意勸諫，可惜此君根本聽不進去。後來孔子去世了，他親自發表悼念文章，傷心不已地表白：“老天呀，你真不夠慈悲，就不肯留下一位智慧老人，讓他幫助我當好國君。現在，我一個人孤立無援，憂苦萬分。嗚呼哀哉！失去了仲尼先生，我再也沒有可以效法、學習的對象了。”（《左傳·哀公十六年》）
曾經有一個舉世無雙的聖人擺在他面前，他卻不知珍惜，等到失去了才痛哭流涕，後悔莫及。這是為什麼呢？其實原因很簡單，歸根到底是魯哀公不能“正己”，自己一身毛病，珍惜之說便無從談起，最後只能吞下苦果，失國流亡，客死異鄉。
這個成語要記牢：
舉直錯枉（舉直措枉、舉直厝枉）
【本文為文化學者樂道也長篇系列原創作品《回到春秋讀論語》，為政篇第十九章《直與彎的選擇》，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大家轉發。如需閱讀作者已發文章，請加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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