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最開心的一件事

從十幾歲起，父親那副單薄瘦弱的肩上，就挑起掙錢養家的生活重擔，並艱難地挑了整整一輩子。我的嬸奶奶中年守寡無依無靠，父親把她接到我家贍養了幾十年，直到故去。我大哥馬敬伯，是我大伯的兒子，他從小失去父母，是我父母撫養他長大成人，唸書參加工作，直到娶妻生子。父親是極負盛名的演員，工資比較高，但在我們這樣老少三輩十幾個人的大家庭裡，掙多少錢也能吃光用光從來顯不出富裕。父親自己的衣食住行，簡樸隨意得讓人難以置信。那時我們家住在南市華安街興隆裡的一個獨院三間小平房。家裡從來沒有屬於父親的一個房間，幾十年屬於他的只有一張普通書桌，他一回到家裡，就坐在桌前讀讀寫寫，那些給億萬觀眾聽眾帶來無數笑聲的上百段相聲，就是在那張桌子上寫成的。父親在吃的方面更簡單了，母親看父親身體單簿，工作又特別勞累，每頓飯便給父親加一個雞蛋，但自從父親被打成右派，這

即便生活這麼拮据，父親也總惦念著他的同行摯友。他的師傅周蛤蟆，沒有子女，妻子去世後隻身住在南市一家公寓的閣樓上，靠同行、徒弟們賙濟度日。父親看不過去，午飯和晚餐就把他接來我們家。人上了歲數愛吃葷腥，我家是回民，老人嘴饞時常買段火腿腸或者豬蹄帶上，卻不好意思拿到屋裡，就放在外面窗臺上，出來時發現不翼而飛，原來被饞貓叼走了。後來，父親發現他在吃飯時，常側過身去用嘴往袖口裡拱，然後轉過臉便閉著嘴咀嚼。父親和母親納悶起來，便留意觀察，終於看清周師傅肥大袖口裡藏著一隻豬肘。父親嘿嘿地笑了，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也笑得前仰後臺。從此，飯桌上多擺了一隻空碗，專供周師傅放“違例”食物。

父親被打成右派以前，家裡的燈光特別明亮，經常高朋滿座：侯寶林、趙燕霞、侯喜瑞、馬連良等人都經常來我家串門，和父親一起切磋藝術，那些年，是父親藝術生命最輝煌的時期。他創作表演的相聲《買猴》，使他同段子裡的“馬大哈”形象一道在全國億萬人中間名聲大震。父親自此確立了具有全國影響的名演員地位。1956年，周總理在北京政協禮堂的國慶招待會上，看了父親與張慶森合說的《買猴》，很高興，稱這段相聲很有意義。

緊接著，父親又推出了新作《今晚十點開始》和《開會迷》。北京新聞電影製片廠還把《開會迷》拍成了電影，那是父親的第一次“觸電”。我和弟弟妹妹們都跑到電影院，看到銀幕上的父親一身黑色筆挺的制服，談笑風生，感到既神秘又有趣。

生活中的父親顯得呆板，但也有快活的時候。記得那是1956年1月12日，父親回家已經挺晚了，我們都睡下了。父親沒換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將我們喚醒：“起來呀，都來和我握手，握吧，我這隻手——”他把右手高揚著喊道，欲言又止。我們兄弟姐妹被他吵醒了，驚奇地望著擎在空中的手掌。父親像個高級首長一樣寬容地點頭、微笑，顯然由於過度興奮和忘情笑得少了往日的持重。“你們猜，我今兒見到誰了?”“我見到毛主席了!”說罷，他給我們講了那天的經歷：上午，毛主席到天津視察工作，天津幹部俱樂部南樓舞廳裡，聚集著50多名市代表。毛澤東走到父親身邊時，父親挺直身子自報家門：“我是相聲演員馬三立！”毛澤東本來是邊握手邊走的，這時卻立住腳步，臉上現出了微笑，拿腔拿調學起了父親說的相聲段子：“買猴子，買猴子……”雖然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聽上去卻很親切。他含笑打量父親，說：“古書上說，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你的名字取得很有寓意。”然後主席又搖搖頭：“你太瘦了，把身體搞好一點好嗎?人民缺少不了你說的相聲。”

父親提前給自己立了墓碑

1984年，母親的病故給父親帶來了巨大的悲痛，他那本來瘦削的身子顯得更加精瘦，身體也一日不如一日。

我的母親叫甄惠敏，是山東滕縣人，從小隨父母和姐姐逃荒來到天津。母親嫁給父親時17歲，去世時68歲。母親勤勞、善良、樸實，是典型的勞動婦女，跟著當相聲演員的父親度過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擔驚受怕，辛苦操勞，從來不抱怨不叫苦。父母婚後養育了八個孩子，都是母親一個個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她還替父親贍養老人，照顧體恤和父親—起說相聲的師兄弟及他們的家屬。當苦盡甘來富裕安定的好日子剛剛開始的時候，自己的身體卻垮了下來，嚴重的心臟病一點一點地吞噬著她的生命。母親知道自己的病情很危險，卻不忍心讓父親放棄繁忙的演出，請假陪她去醫院，以至於幾次在掃地、做飯時昏倒，撞青了臉，摔破了頭。

母親在生命垂危的時候，父親也沒有能夠一直守候在身旁。記得那是3月9日的晚上，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官正在舉行為青少年活動中心募集資金的義演。觀眾興致勃勃地觀看曲藝團老演員們的精彩節目，當壓場的父親和他的搭檔王鳳山登臺說傳統相聲《誇住宅》的時候，大廳裡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然後是時起時伏，一浪高過一浪的愉快笑聲。此刻，我坐在舞臺側幕，緊張地注視著舞臺上談笑風生的父親。全場幾千人中只有我知道在父親滔滔不絕地誇耀“住宅”的時候，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輩子的老伴正處於彌留之際。我不放心病危的母親，也不放心強忍悲痛堅持演出的父親，才趕到劇場來接父親回家的。

兩天以前，母親就開始輸氧，接著病情迅速惡化，父親和我們兄弟姐妹們日夜守候，並且已經商議了後事。這天上午，王鳳山來找父親排練，父親沒有和王鳳山細講母親的病情，在午飯前後把段子排了兩遍。下午，母親雙目緊閉，呼吸越來越困難。父親知道母親在世的時刻不多了，但他不能不再一次離開，晚上是義演，不去不僅對不起兩千多名觀眾，也對不起全市成千上萬的孩子們。

“住宅”終於“誇”完了，又說了小段，觀眾的掌聲仍然經久不息。父親只得再加—段。我焦急地看手錶，發現心力交瘁的父親已經為觀眾說了40分鐘了。我焦急，也被父親在危急時到表現出的驚人毅力所震驚!

深夜11點多，我們才回到家。父親第一句話就是：“病怎麼樣了?”救護車在沉睡的街道上疾駛，父親握著母親的一隻手，默默地念叨：“快點兒，再快點兒！”

值班醫生檢查病情後，憤怒地質問父親：“怎麼到現在才送來?”父親無言以對．兩行熱淚撲簌簌淌落下來。

次日凌晨兩點，母親去世了，她把難以平復的悲痛和難以填補的損失留給了親人。我們是回民，父親按照伊斯蘭風俗，率領我們為母親隆重地辦了喪事。把母親的遺像高高掛在臥室的床頭，那是用舊黑白照片放大了的，母親還是中年的模樣、短髮，圓潤臉龐，笑容和善又憨厚。出殯的那一天，家裡來給母親送行的親朋好友及曲藝界的人士特別多，母親生前出了名的人緣好，大家都親熱地稱呼她“三奶奶”。

母親的遺體出家門的那一刻，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投向父親。按照我們當地風俗習慣，配偶如果將去世的丈夫或妻子親自送到墓地，就意味著自己將不再婚娶。父親雖然年屆七十，但在很多人眼裡，他不是一般意義的老人，他是才華橫溢的幽默大師啊！在藝術圈裡，老藝術家再婚非常普遍。比父親年齡還大的，離婚或喪偶後娶比自己小得多的妻子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兒。

父親在大家的目光中，毫不猶豫地從椅子上站定身，神情肅穆、悲慼，一直把母親的靈柩護送到了墓地。同時，父親還給自己買了一塊墓地，就在母親的墓碑旁，給自己立了一塊墓碑。母親去世五週年時，父親親自去給母親掃墓，還在墓前拍了一幅彩色照片。中間並排豎立著兩塊墓碑，造型、大小完全相同，高度約有兩米以上。父親坐在兩塊墓碑前面，穿深色大衣，面容清癯，目光蒼涼、沉鬱，細看卻依稀帶著一絲恬然的微笑。他身後的墓碑刻著遒幼粗放的隸書字體，墨綠底色，白字，十分配目，左邊是“甄惠敏之墓”，右邊是”馬三立之墓”。

照片後面有父親親筆題辭：“老伴五週年忌日，我在墳前懷念……”他頭上戴的圓頂黑帽叫“拜帽”，是回民在禮拜等虔誠莊重的場合戴的。

父親提前給自己樹墓碑的消息不脛而走，一度成為社會上廣為議論的奇聞。有人說這寄託著父親對母親的生死相依之情，有人說這是幽默大師參破人生悟透紅塵而超越生死之外的灑脫、豁達，也有的認為事情沒有那麼高深玄妙，人終有一死不如兩碑—次制好省得以後再立……到底出於哪種原因？父親從來沒有對我們明說，他一直保持神秘的沉默，儘管帶著平易可親的微笑。

“我在給馬三立開追悼會”

逗人笑是父親的職業，可是在家裡，父親非常內向，沉默寡言。進入晚年，他性情越來越古怪。他經常獨自躲在小屋看書、看報或寫寫畫畫，有時還枯坐沉思。—天黃昏，住在樓下的老話劇導演上來看望他。老導演輕喚一聲，無人應答，只好摸索著走進屋裡，影影綽綽看見一人面朝裡打坐，瘦長的背影像雕像一動不動。

“老馬，你這是幹什麼？”老導演詫異地問。

沒有回應，老導演又問，父親這才緩緩回過頭來，一副遊神未收的樣子，半晌，才有些疲憊地回答：

“我是在開追悼會呀！”

“給誰開追悼會？”

“馬三立呀……”

老導演頓時目瞪口呆，探身仔細審視父親臉上的表情，卻是一本正經，再朝茶几上一望，果然有一個做工極精細的小花圈，上面情楚地寫著馬三立的大名。老導演大惑不解，父親也不解釋。於是兩位老人便久久沉浸在越來越濃重的暮色之中。

這段小插曲，使我常想起父親那早立的墓碑，覺出有幾許烈士暮年的蒼涼。我知道，父親是在用這種古怪而奇特的方式追念我母親。然而他並沒有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就在當天夜裡，父親佩帶標有“值勤”二字的紅袖章，按時參加了對宿舍周圍的治安巡邏。他是居委會的治保委員，每月兩次值勤。他—向嚴肅，盡職盡責，只表示有—點遺憾：“我還沒有逮著小偷。準是他們看見我，就嚇跑了——人這麼瘦，家裡會肥嗎?”

1987年，父親脫離了曲藝團，不僅各類演出任務未減，社會活動倒更多了。他是天津市政協委員、中國曲協顧問、市文聯委員。一年到頭各種名目的會議開不完。有時是作為著名藝術家為會議助興，有時是不同內容的講座。他幾乎成了不掛名的教授，應邀到全國各地講相聲藝術，為大學師生講相聲語言，給漫畫學會講幽默，給曲藝學校學生講表演……還多次被勞改局請去給觸犯國家刑律的年輕人講課，讓那些失足的孩子們動情落淚。父親在那裡留下一句名言：“這個地力，你們不可不來，不可再來!”鞭策他們悔過自新。

幾十年的相聲藝術生涯，使父親在人們心目中與笑融為了—體。有一次，父親去養老院現身說法談老年保健，竟把鰥寡孤獨的老人逗得孩子般朗聲歡笑。老人們捨不得放父親走，一位矮個子老大爺悄悄湊近父親耳邊私語：“別走了，這兒有許多老太大，找個老伴很容易——”父親聽了，用眼角往四周一掃，正色問道：“原來你們是在對我施美人計呀！”引得在場所有老態龍鍾的阿婆們羞笑不已。

我的二弟馬甄，當年去河北省邢臺地區插隊務農一去就是十幾年，選調時也沒有迴天津，就在邢臺工作結婚落戶了。1990年，二弟的妻於因病去世了，他一個人帶著剛念小學的孩子，日子過的實在艱難。按照當時的政策，二弟這樣的情況是可以調回天津的。

二弟回到家，和父親說了自己的難處，請求父親找找文化局的領導，幫助把他調回天津。父親一聽就沉下臉道：“哪兒不養人，你迴天津，人家邢臺的人就不活了?! ”

見父親這麼不通情達理，二弟又氣又傷心：“爸，我還不如不是您親生兒子，老百姓哪個不知道馬三立的人名，都以為我們當兒女的會沾您多大的光呢……”

二弟元可奈何，只好自己費盡周折跑調動，文化局同意接收了，沒有房子戶口地址落實不了，二弟情急之下，就寫了文化局的地址。趁星期天，二弟把簡單的傢什搬進了地下室，做飯時煙筒一冒煙直衝辦公室。領導實在看不過去，才給二弟解決了住房問題。

我的妻子叫張秀琴，是一家食品門市部的售貨員。1979年我們認識，結婚後好長時間，岳父才知道我是馬三立的兒子，因為父親和蹬三輪的親家沒見過面。我們婚後先是和父母一起住，住在僅九平方米的小屋，後來弟弟結婚，我們就搬進院子裡的小廚房，用凳子搭鋪板，妻子懷孕生孩子就在那間廚房裡。後來，文化局的領導得知父親的住房緊張，很快給我們解決了一處單元房，我和妻子孩子真正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父親經常被請到外地演出，可給的酬金比剛出道的二三流演員還少很多，這是給昧著良心的中間聯絡人吞進自己的腰包了。我氣憤地要替父親討回公道，父親卻跟我發脾氣：“礙著你的事嗎？藝術永遠比錢重要，你也是個演員，怎麼不懂這個道理?”

父親這句話一直成為我從藝的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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