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諾貝爾獎獎項揭曉，日本學者再斬桂冠，來自日本的免疫學家本庶佑獲得了2018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一結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瑞典卡羅琳醫學院於10月1日宣佈，授予兩位免疫學家——美國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的本庶佑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用來表彰他們在癌症免疫治療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對免疫細胞“剎車”分子PD-1的發現和應用是本庶佑的主要成就。
PD-1成果最初來自於本庶佑研究團隊的偶然發現，他們在尋找導致細胞凋亡的原因的時候，偶然發現了一種具有全新基因序列的分子。雖然後來證明它並非導致細胞“自殺”的原因，但該分子的作用引起了本庶團隊的強烈好奇心。為此，他們製作了缺失該基因的老鼠，但老鼠並未顯示特殊症狀。
不過本庶認為，既然老鼠和人類都擁有該基因，並且它在遺傳進化的過程中一直被保存下來，那麼必然有其存在意義。於是他們繼續做實驗並更換了其他種類的老鼠，結果發現缺失該細胞的老鼠出現了強烈的免疫反應，與人類的免疫疾病症狀有相似性。經過大量驗證，他們最終得出結論：該分子是免疫細胞的“剎車機制”。由此，本庶想到這或許可以用來治療癌症，通過投入遏制PD-1的抗體，增強免疫細胞的作用，從而遏制癌細胞增殖。
提到諾貝爾獎，就不得不講到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貝恩哈德·諾貝爾。這位瑞典化學家，同時還是一名痴迷於炸藥研究數十年的工程師、發明家以及軍工裝備製造商，正是一位因堅持創新研發、重視知識產權而改變了人生命運的人。
主要頒發給基礎科學領域的重大基礎性創新成果的諾貝爾獎，專注於對知識產權的認識提升，而基礎研究成果從出現到獲得社會的高度認可通常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獲獎的科學家大多年逾古稀，攀登科學高峰，是一條艱難的征途。大多數科學家們潛心攻關，嘔心瀝血，專注於科研創新，他們淡薄名利，對於身外之物毫不在意，即使包括萬眾矚目的諾貝爾獎。而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讓科學家們的創新成果穿上了專利的“盔甲”，解決了他們的後顧之憂，加快了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落地轉化，可以讓全球億萬民眾更好地共享科技創新的果實。
專利知識產權，是指“權利人對其所創作的智力勞動成果形成專利所享有的專有權利”，一般只在有限時間期內有效。在二十一世紀，專利知識產權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在商業競爭上我們可以看出它的重要作用。
但保護投資是專利制度的重心，諾貝爾獎與知識產權包括專利並非一母同胞。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權，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兩方面是其侵權損害主要表現，而且後者是其主要表現形式。
究其原因，技術不是公共品而知識是。諾獎重點獎勵知識的貢獻者而非因發現知識產生技術和產品的創造者，前者重在對於精神的獎勵，後者則由專利壟斷保障利潤，就本庶佑的獲獎，其對免疫細胞“剎車”分子PD-1的發現和應用是第一位的，如何有效使用是第二位的。正如外媒評價的，諾獎獎勵的是產生想法的第一人而非據此實踐的第一人，而就技術方案的創造性，在日本資深專利審查員看來，發明專利是不容易做到的，實用新型專利則是不易想到的。
專利知識產權是關於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智力勞動成果的專有權利。通常是國家賦予創造者對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時期內享有的專有權或獨佔權。隨著科技的發展，為了更好保護產權人的利益，專利知識產權制度應運而生並不斷完善。
18年裡，日本獲得了18個諾獎，據統計，自本世紀以來，日本諾獎得主人數，已超越英國、德國、和俄羅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諾獎第二大國。
1935年日本物理學家，畢業於京都大學和大阪大學，歷任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湯川秀樹提出了關於核子力的“介子理論”，194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也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1965年畢業於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日本理論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因“重正化理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56年江崎玲於奈因在半導體中發現電子的量子穿隧效應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後，福井謙一、利根川進、白川英樹、野依良治、小柴昌俊、田中耕一等二十餘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日本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截止到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美國的艾利森和日本的本庶佑，新世紀以來已有18位日本人獲諾獎，距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已實現大半，這個成績，和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日本重視科學重視、教育密不可分，日本的科研投入甚至比美國都高。
對於知識產權來講，雖然諾貝爾獎並沒有直接保護到專利問題，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獲得諾貝爾獎的璀璨明星們一年年老去，他們創造出的專利和作品也在被一代代人追逐甚至趕超，但，矢志不渝追求創新的精神，比諾貝爾獎獎金更寶貴，也將比諾獎獎牌更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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