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和財政部史無前例的公開論戰引發熱議，作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現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也參與了這場論戰。在這場論戰中，賈康和另一匿名作者撰文的主要觀點是：配合處於“痛苦時期”的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應當更好地實施結構性對策，增加有效供給，以引導擴大投資、消費“雙內需”。
在“博鰲·21世紀房地產論壇第18屆年會”的主題演講中，賈康再次表達了這一觀點，調控房地產也要擴大供給。
不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賈康表示，央行的職責是貨幣總量調節。至於流動性流到哪裡，一般情況下，央行力所不能及。結構性問題最好還是需要財政部來處理。但財政的調節也需要有基礎制度作為支撐。比如，房地產就要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資制度以及稅收制度，而制度安排需要配套改革得以優化。
不能一味打壓
“做了這麼多年的房地產調控，沿用一味打壓的限購、限貸、限價以及搖號，已經不太適用。”賈康直言。
2010年4月17日，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全國各城市紛紛出臺限購政策。2016年，在“去庫存”的政策指導下，全國各地均採取較寬鬆的政策，在房價“瘋漲”之後，樓市調控又開始不斷從緊。層層加碼後，當下房地產市場已進入限購、限貸、限價、限售的“四限時代”。而今年，不少城市又再次增加了搖號政策。
賈康認為，一味的打壓性政策違背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規律。“通過合理地增加供地和滿足社會成員需要的住房有效供給，促進供需的趨向平衡，促進社會和諧和化解矛盾，有利於租售並舉，抑制炒作。”
賈康在演講中還提到一個被忽視的數據，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真實的城鎮化率不是官方公佈的常住人口，而應是戶籍人口的數量。接近三億人居住在城市，但是並沒有城市戶籍，這些人是‘城鎮化欠賬人群’，我國當下的城鎮化率還遠遠低於50%，所以這部分遷移性需求還有大量釋放的空間，供給方面應當做出回應。
“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住有所居，必須要供給覆蓋所有的需求，增加有效的投資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賈康稱，投資也要緊密配合住房改革，例如重慶的土地票制度改革，從容供應土地，不讓政府因土地供應短缺造成住房價格壓力。投融資需要機制的創新，一定要緊密結合PPP、住房產業基金等，有政策支持，有財政資金為後盾，但是要健康可持續運行，必須儘可能地科學決策，接受多層監督，防止涉及尋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經濟體制的變遷、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住房供應體系建設的思路，已從單一由政府承擔的“保障軌”，發展到依賴市場機制的“市場軌”，又進一步發展為“市場軌”與“保障軌”並存和統籌的“雙軌制”。
賈康認為，住房雙軌制在可以預見的很長時間內不可能改變，搞市場經濟必須健康地發展住房的市場軌。三類保障軌也應當健康運行，一是公租房，具體的供給首先要對應最底層的低保人群，另外各個城市也需要根據市場特點定製不同的解決方案，政府要進行細緻特殊的匹配；二是共有產權房，共有產權房協議是靈活的，符合消費升級趨勢和社會和諧的需要；三是棚改房，棚改貨幣化安置不能誇張到解決一切問題，應當因城施策，儘可能地使人民群眾和社會成員得到實惠，化解社會矛盾。
房地產稅立法呼之欲出
作為房地產稅的積極擁躉，賈康的採訪必然繞不開房地產稅。“每一輪風聲稍微緊一點，房地產稅就遭到強烈的反對，我不客氣的說，這就是所謂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問題。”賈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備受關注的房地產稅立法似有呼之欲出之勢。3月份的全國兩會上，房地產稅三次被正面提及。時隔四個月，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在7月16日舉行的國新辦發佈會上又罕見談及房地產稅。
房地產稅立法究竟何時出臺？賈康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原來的口風是今年要啟動，現在人大說年內或後續年度內啟動，年內如果啟動不了，後續年度到什麼時候就得再觀察。但房地產稅勢在必行，中國要走向現代社會，必須建立現代稅制，現代稅制必須包括直接稅，直接稅中必須包括中高端住房保有環節的稅收調節，這個是非常明確的。”
我國現行房產稅制是在1994年稅制改革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目前土地使用、土地建設、企業所得、房產或土地轉讓交易、房屋出租和物業管理等各個環節均被房產稅制涵蓋，稅種多且稅目複雜。然而，我國房地產保有環節上的稅收卻很少。重開發和流通助推房價上漲過快，而輕保有則造成了市場囤地和投機盛行，加劇供需緊張矛盾。
過時的房地產稅制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當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變化，改革隨之而來。2011年1月27晚，上海、重慶兩市分別頒佈《上海市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試點的暫行辦法》和《重慶市個人住房房產稅徵收管理實施細則》，開始房產稅徵收試點。兩市的徵收政策有一定的差別，徵收對象上，重慶房產稅主要針對高檔房（即獨棟和2倍均價以上高檔住宅），既有存量又有增量，而上海僅僅針對新購房屋（考慮存量在內超出人均60平米的面積）；稅率上，上海為0.4%或0.6%，重慶為0.5%-1.2%；此外，兩市在計稅依據上同時選擇了房屋成交價格，稅收用途上也均用於保障房建設。
6年過去了，外界對兩地試點效果褒貶不一。對此，賈康表示，上海重慶選擇的是柔性切入，有意一開始不要引起太大的社會震盪。“他們內部對此的總結結論都是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完全符合經濟學邏輯。”
賈康認為房地產稅勢在必行，但稅制具體如何設計仍是難點，需要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一旦要啟動，中國不能按照美國採取普遍徵收模式，必須扣除一個免徵額。如何從技術形式上確定第一單位的扣除，還需要探索和討論”。
（本文發表於《21世紀經濟報道》2018年7月28日，記者：王營,晏思思，編輯：黃鍇）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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