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黨的十八大以來，累計減貧685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70萬人。截至2017年底，現行標準下還剩下約3046萬貧困人口。
“由於貧困人口基數逐漸減少，扶貧資源還在增加，扶貧強度越來越大，加上這幾年工作經驗的積累，讓扶貧越來越精準，所以到2020年，完全可以完成全面脫貧攻堅任務。”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脫貧攻堅一定要扭住精準，更加註重提高脫貧效果的可持續性。”“扭住精準”就是要解決好扶真貧、怎麼扶的問題；“可持續性”則是強調真扶貧、長久脫貧的問題，這是硬任務、硬指標。
“現在剩下的貧困人口多是由於綜合因素致貧的，主要集中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越是到扶貧後期，脫貧難度越大。脫貧以後不返貧，要能夠可持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汪三貴說。
啃下脫貧攻堅“硬骨頭”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貧困規模大幅縮小，農村貧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7年3046萬人，累計減貧6853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了3.1%，累計降低7.1個百分點，貧困縣數量首次減少，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國務院扶貧辦有關負責人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的制度體系也已形成，建成了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的責任體系，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工作體系，上下聯動、統一協調的政策體系，保障資金、強化人力的投入體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戶因人施策的幫扶體系，廣泛參與合理空間的社會動員體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體系，這些四梁八柱性質的頂層設計，保障了脫貧攻堅順利推進，也為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現在脫貧攻堅的難點在於，剩下這些貧困人口多是由於綜合因素致貧的，主要集中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所以像‘三區三州’這樣的地區脫貧難度肯定很大。”汪三貴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剩下這些特殊類型的貧困人口中，還包括老年人、大病病人、殘疾人等，所以在深度貧困地區，無論基礎設施、人力資本，還是公共服務等，任務都很艱鉅。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發生率超過20%，按照脫貧攻堅的要求，西部貧困縣要摘帽退出，綜合貧困發生率需要降到3%以下。
到2020年，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要脫貧，有8萬個左右貧困村要出列，有600多個貧困縣要摘帽。當前脫貧攻堅的重點和難點在於深度貧困地區，特別是“三區三州”基礎條件薄弱，致貧原因複雜，脫貧難度更大。建檔立卡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貧困人口超過300萬的還有5個省區，貧困發生率超過18%的貧困縣有229個，超過20%的貧困村有2.98萬個。
汪三貴表示，真正脫貧，就必須做到“兩不愁、三保障”（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缺哪一塊重點補哪一塊，比如有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相當多的房子還是危房，安全住房的壓力比較大，這兩三年之間就要徹底把這個問題解決，更多的資源就要投入到這些方面去。
如何讓貧困人口“穩定脫貧”
“此外，一些地區要穩定脫貧，也有一定困難。達到脫貧標準，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短期內可以有不同辦法，但是怎麼能穩定脫貧，穩定創收，特別是靠脫貧群眾自己創收，這些方面還是遇到不少問題、難題，特別在深度貧困地區。”汪三貴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汪三貴表示，持續脫貧需要貧困戶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單純依靠社會保障或者救助等，不能解決貧困戶缺乏內生動力難題。同時，讓貧困戶與大戶或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力量懸殊太大，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認為，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讓貧困戶自己發展產業，並且把產業慢慢培養起來；另一方面就是讓貧困戶能夠穩定就業。
“自主發展產業，最主要的途徑就是把貧困戶納入到產業鏈體系中去，現代產業發展顯然都要專業化生產，要靠現代新興主體來主導的，比如專業化的公司、合資社、農場、種植大戶等，這些主體競爭力更強，效率更高。貧困戶單家獨戶地跟這些主體競爭發展產業，成功的可能性很少，很難真正發展可持續創收的產業，一遇到風險就不行了。”汪三貴說，現在產業扶貧最核心的問題，要把貧困戶納入到新興經濟產業鏈裡面去，讓貧困戶只做其中的一些相對簡單的環節，利用他自己的資源，參與中間一個環節，其他的技術、市場等交給專業的人去解決。
“那另外一方面，適用性更廣的就是穩定就業，對多數貧困戶來講，可能幫助他們創收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而且對貧困地區來說，通過就業來幫扶，覆蓋非常廣。”汪三貴向《中國報道》記者舉例說，現在很多貧困地區發展了“扶貧車間”，把一些簡單的生產放在村裡面，村民們在村裡面就可以幹活，不用外出，可以照顧家庭，也不用增加額外的生活成本，這種方式適用性比較強。
汪三貴表示，還有一種穩定就業的，就是設置公益崗位，沒有那麼多市場機會的話，可能對一些貧困戶來說現代化產業他們本身條件能力參與不了，政府可以創造機會給貧困戶。把以前簡單的“分紅”，變成讓貧困戶參與勞動獲得報酬的方式。
“很多村裡面創造很多公益崗位，比如說衛生很差，很多地方需要整治需要人來做；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一些失能的老人需要照顧，讓貧困戶參與來做，給他們提供穩定的收入機會。在這個過程中間，不僅提高貧困戶的收入，也提高他們的自信心和能力。”汪三貴說。
企業參與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產業扶貧是最有效、最根本的脫貧措施，汪三貴認為，產業扶貧裡面，很核心的內容就是必須企業參與，沒有企業參與的話，產業單靠貧困戶自己搞是很發展起來的；另外企業參與進來，貧困人口才有就業機會，企業參與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所以地方政府現在覺得產業扶貧是最難的一部分，因為它不是政府主導就可以做起來的，政府只能提供引導和幫助，具體得企業參與進來做。這裡面企業就發揮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央企結合自己的特點，能夠直接帶動貧困戶參與就可以直接帶動；如果帶動不了的，可以通過基金的方式去扶持能帶動的企業去參與。”汪三貴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汪三貴認為，產業扶貧首先是尋找效率高的產業，產業選擇要慎重，各地的產業扶貧不能過於同質化，不能一窩蜂發展同一種產業等。“我認為，產業扶貧應該堅持發展小眾的、高質量的產業，重點發展特色產品，而且要高起點，這恰恰是貧困地區的優勢，資源豐富、環境優良、汙染少。要把自然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他說。
“產業扶貧也要幫助貧困地區打開市場，貧困地區的特色產品，尤其是一些小眾產品，雖然有特色、綠色有機，但形不成規模；通過電商等形式推廣向全國以後，形成了市場，有了需求，還要考慮能可持續供應、保證品質。”汪三貴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關鍵要把貧困戶組織起來，單一的貧困戶不具備充足的能力，且扶持成本過高。目前各地組織多種形式的合作社，藉助合作社形式，讓貧困戶通過有組織的生產活動；還有貧困戶通過自有土地、林地、宅基地和扶貧資金、貸款等量化入股，獲得資產收益。”汪三貴說，產業扶貧應該建立可持續性的受益機制，而不是短期幾年的收入提高，需要不斷改進完善，讓貧困戶既有收益、產業也能持續發展。
產業扶貧的週期比較長，而脫貧時間緊、任務重，“有些產業見效快，有些生產時間會比較長。只能是‘長’與‘短’結合，週期長的也得考慮，因為幫助貧困戶把這個產業要發展起來也不能完全只產業和任務，還要考慮到穩定脫貧，兩年三年以後，產業能發展起來穩定脫貧也很好。在這個過程中間這幾年怎麼去做，比如企業參與的話，短期內能不能給提供就業機會，能不能增加收入？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各種情況都要考慮到。”汪三貴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汪三貴表示，我們現在提倡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有什麼力量就貢獻什麼力量，從根本上提高了扶貧效率。但企業參與扶貧，不能讓企業吃虧，更要帶動貧困戶，這就需要適當的機制來協調利益衝突。“減貧是長期的歷史任務，不同階段要解決不同標準下的貧困問題。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後，我們還是要‘扶貧’，解決好相對貧困的問題。”他說。
採寫：《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原文刊發於《中國報道》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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