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遠舉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在過往，中國的法治往往是這樣一種情況，立法很嚴格，但受限於法治宣傳不足、老百姓觀念跟不上等原因，往往存在普遍性違法，而執法部門限於人力、成本限制，只能選擇性執法。不過，毋庸諱言，這當中撐起來的灰色空間，有時候反而更適合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必然。
不過，隨著技術、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一情況正在改變之中。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明確從2019年1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這個改變當有很多好處，統一徵收體系，精簡了機構、由於稅務機關掌握更多的數據、徵收經驗更豐富，執行力度也更強。但是，由此帶來的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以前很多公司，按全額工資給員工扣個稅，但由於社保核查力度弱，往往不給員工全額上社保。統一徵收之後，稅務機構有企業的工資數據，輕輕點幾下鼠標，就能發現企業的這種行為，企業就失去了在社保與稅務兩個系統之間的“灰色空間”，必須按員工的全額工資上繳社保，負擔陡然加大。所以，在當下實體經濟負擔重、挑戰大的情況下，的確出現了一些企業不堪重負的情況。
除了未來負擔較重，新技術、新數據形成的新的徵收能力也很容易清查過去的情況。據國內一金融機構估算，社保改由稅務局徵收後，企業與個人將補繳共計近2萬億元。
近日，江蘇省一家企業被稅務局追徵十年社保201萬元的事情，就引發社會的關注。在這一案例中，補繳強制執行，將會凍結、查封、拍賣企業資產。對於一家年產值在3000萬元左右，員工近200人的勞動密集型工廠而言，這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幸運的是，補繳社保的執法趨勢出現苗頭的時候，作為對社會焦慮與中國現實情況的回應，國務院表示：要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不增加企業負擔；並強調“確保現有徵收政策穩定，在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到位前絕不允許擅自調整。對歷史形成的社保費徵繳參差不齊問題，嚴禁自行集中清繳。”
國務院的及時回應，是深刻理解當下中國實體經濟面臨的現實壓力，是善政。更深層次上看，某種程度上，這相當於對過去執法狀況的確認，以及實質上對過去規則的調整。
需要這種調整的地方還很多。現在我們處於一個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信息技術不但增加了個人自由，同時，也極大的加強了政府部門的執法能力，那麼，當技術、輿論等原因導致執法程度加強，很多灰色空間不復存在的時候，同時，也正是應該反過來審視立法“網眼”大小的時候。
前不久，順風車慘劇引發了社會對網約車的強烈輿論。藉助強烈的社會情緒，相關部門聯合執法，執法力度也空前嚴厲。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作為執法依據的各地關於網約車的地方細則，也就是實際上的“立法”，存在很多問題。其他不說，僅僅是關於司機的戶籍門檻，不管從哪條法律，以及國務院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來說，都是說不過去的。那麼，在強烈的輿論之下，網約車的執法嚴格了，關於戶籍門檻、車輛門檻的“立法”，受到更嚴謹的審視，是不是正當其時呢？
還有類似的例子。國慶期間，上海海關嚴查代購，這當然是根據相關政策與法律的執法行為。本質上，代購也是一種依靠執法力度不足的當下，普遍存在的違法行為，買化妝品、奶粉也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善意的灰色空間。
在未來，不難想見，通過判斷支付寶、微信付款記錄，或者朋友圈記錄，都能判斷民眾個體是否為代購。再或者，通過航班記錄發現某位旅客頻繁到國外，卻又不是職業所需，依靠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就能判斷是代購，然後在其過關的時候，嚴加審查。那麼，當技術很容易做到這一點的時候，從“立法”角度看，化妝品、奶粉、奢侈品等的關稅稅率是不是該再降低一點呢？
當下中國面臨縮減貿易順差的壓力；化妝品、奢侈品這類產品，體積不大，會消耗海關大量執法能力；加上其消費彈性很大，價格高就多消費，價格低就少消費，關稅對國內產業保護效果也有限；而且不涉及國計民生。所以，當技術提升了執法力度的時候，的確可以重新審視其稅率。
嚴格立法而執法力度弱的背景下，即便某些法條過於嚴格，也會在實際執行中被抵消。這對社會而言，就不會有太大反應，以為法律本就如此，久而久之，大家照此行事。對政策制定者而言，由於社會並沒有反映出立法的真實影響，就會誤認為立法本身，完全適應中國的社會現實。
不過，隨著執法力度加強，特別是技術對未來會造成系統性、持續性的加強的時候，這個均衡就會被打破，而最終體現的法律嚴厲程度，就很可能會超過立法的本意。所以，隨著技術發展，再審視立法，既是對中國現實的回應，也是中國法治發展所需。（劉遠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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