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一個貧困縣的教育突圍 4個月後戛然而止

文|黎文婕 戴夢馨

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雲南省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2018年5月,試圖進行一次教育“突圍”——縣政府與雲南民族大學基礎教育集團簽訂協議,委託其管理玉龍縣最重要的公立高中,並將該高中性質變為“國有民辦”。

儘管玉龍縣政府強調這是“一場改革”,教師與業界專家卻質疑不斷。根據協議,被託管的學校將減少當地公費學生的招生名額,增加學費高昂的擇校生名額。原玉龍一中的教職工也需要競聘上崗,未聘人員將被分流。

4個月後,這場“突圍”倉促中止。

國有民辦

校門上那塊刻著“雲南民大附屬中學麗江分校”的匾額何時被摘下,教師程國(化名)並不清楚——正如他不知道匾額此前何時被掛上去。

低調的變化,是這所學校進行強力改革的縮影。

程國任教的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第一中學新校園(以下簡稱“玉龍一中”),原名麗江縣第八中學,建於1991年。

20600平方公里的麗江市是滇西北重鎮。一百餘萬人口中,納西、彝、傈僳等十二種少數民族佔比57.3%。2002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撤銷麗江地區和麗江納西族自治縣,設立地級麗江市,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則分設為古城區和玉龍納西族自治縣。

這種行政區域的劃分,造就此後兩地的差距。

古城區伴隨著旅遊業的迅速發展,2017年GDP為123億,約佔麗江市GDP的三分之一。與古城區僅一江之隔的玉龍縣則連續12年被評為貧困縣,2017年GDP為60億,不足古城區的一半。

與此相對應的是教育水平的差距。“古城區的教育已然是城區教育模式,而玉龍縣的教育頂多算是鄉鎮教育。”程國告訴界面新聞。

麗江市逐漸成為旅遊勝地和商業投資發展地後,大量外來人口湧入麗江市古城區,古城區原有學校難以容納來麗江的隨遷子女,而位於古城區轄區內的玉龍縣一中原校區,既不能分擔古城區學校的壓力,又遠離玉龍縣城,難以發揮為玉龍縣教育服務的作用。

「调查」一个贫困县的教育突围 4个月后戛然而止

事實上,玉龍一中曾是雲南省最年輕的一級完全中學(包含初、高中學段),也曾是麗江市人數最多的學校。

麗江市委政府、玉龍縣委政府於2010年決定調整學校佈局,2012年8月,玉龍縣一中整體從古城區搬至佔地187畝的新校園。

近三十年間,這所學校幾經變遷,由完全中學變為高級中學,學生人數由頂峰時期的3700餘人穩定至目前的2280餘人。

四個月前,它面臨一場全新的變革——由公立學校變為“國有民辦”學校。

2018年5月3日,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政府與雲南民族大學基礎教育集團(以下簡稱“雲南民大集團”)簽署合作辦學協議。界面新聞獲取的協議顯示,玉龍官方委託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管理玉龍一中,並將之更名為“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麗江分校”。

根據協議,雲南民大集團運維、管理學校的期限為20年。玉龍縣政府每年支付400萬元管理費,並在前三年每年投入300萬啟動資金。同時,玉龍縣政府對雲南民大集團選派的幹部和教師按人均每年20萬元的人才引進工作經費撥付給雲南民大集團。

“公辦學校委託民辦教育集團進行管理,其實是國有民辦的一種新模式。”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界面新聞,在這種模式之下,所有資產是國有的,學校主要是通過被託管的方式來吸引社會資金進入,從而解決教育資源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從規範的角度來講,還是應該公辦歸公辦,民辦歸民辦。”

但浙江省發展民辦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李春光認為:“我們國家的學校只有公立和民辦兩種性質,不存在國有民辦這種形式。”

在熊丙奇看來,這種教育產業模式的出現,“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整體教育資源不足,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不足,這種情況為國有民辦的辦學模式提供了探索的空間。”

1982年,社會力量辦學在《憲法》中得以確立。此後,民辦教育從無到有,逐漸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力量。

按照這個節點,中國民辦教育行業發展36年以來,一直是跟著政策、法規走。

尤其是2017年9月,經過第二次修正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開始實施,其中將民辦教育歸類為營利與非營利兩部分進行分類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訂明確,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設置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但允許在非義務教育階段設置營利性民辦學校,這被教育行業普遍作為鼓勵民間資本助力非義務教育階段發展的重大利好。

然而,現行政策、法規對於公立學校引入民辦教育資源的辦學模式,尚未進行明確的解釋與規範。

各取所需

實際上,玉龍一中只是麗江市教育探索“託管之路”的縮影。

2017年,麗江市一中與雲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合作,旨在為麗江教育開拓一條全新的發展之路。此後,麗江市古城區金虹中學、玉龍縣白沙中學先後變為“上海新世紀學校麗江分校”與“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麗江分校”。

在這樣的改革氣候下,得知被雲南民大附中託管之初,玉龍一中的教師們是欣喜的。

“玉龍縣的孩子們有福氣了。”程國聽說這個消息後更為興奮,從雲南民族大學畢業的他時常關注母校動態,幾年前就得知母校建辦了附屬中學且發展很好。“如果真的能夠引進附中的優秀資源,就是為玉龍一中注射一針強心劑。”

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由雲南民族大學與呈貢區政府合作創辦,其蓮華校區的建辦被引入社會資本,為混合所有制民辦一級三等完全中學。

2017年,這所於2014年建辦的學校高三學生參加首屆高考,成績驚豔。該校畢業班共有93人參加高考,600分以上9人;一本上線率67.9%,位居昆明市一級完中第9名;本科上線率98.2%。

“民大附中掛牌招生前一天當年中考剛剛結束,前期幾乎來不及做任何招生宣傳,2014年首屆高一生源最高分才802分(當年的中考總分是880分),最低646分,相對於其他同類型民辦學校,學生入口成績真的不算好。”民大附中招生辦公室的教師告訴界面新聞,“低進高出”是民大附中的一大特色。

民大附中成為雲南中考生們的重要目標。其背景是,2017年,昆明市公辦普高學校不再招收擇校生,各所民辦高中自費生錄取均是“錄滿為止”。對於雲南省昭通、曲靖等其他州(市)的學生而言,雲南民大附中顯然成為了優質選擇。2018年,由於報名人數較多,雲南民大附中將高中招生錄取分數線幾度調高。

這樣的生源結構和高考戰績,也符合玉龍縣教育領域的需求。

“近兩年麗江教育一直不被看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沒有好的苗子。”玉龍縣教育局教育督學劉建美告訴界面新聞:“隨著麗江市經濟發展,稍微寬裕的家庭都將孩子送出了縣城,很多優質生源都流失了。”

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雲南民大附中等多所昆明市民辦高中的公費生招生錄取分數線為565分,而玉龍一中為500分。“只有565分以下的學生才會主動選擇麗江市的高中,而在古城區與玉龍縣的高中之間,古城區的高中又更受歡迎。”程國稱。

常年的教育水平差距難以被人們忽視。“區縣分設之後,好的生源與師資也大多留在了古城區。”劉建美很無奈。

玉龍縣需要優質學校品牌資源帶動教育改革,與此同時,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也亟需變革,試圖加大對外合作擴展影響力。玉龍縣政府拋出橄欖枝後,二者一拍即合。

另一個政策背景是,雲南民大附中自辦學以來,就頻繁與雲南省貧困縣互動,先後與昭通市彝良縣政府、紅河州元陽縣政府簽訂協議,開展精準扶貧班。其中,元陽縣每年將送30名優秀同學到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共享小班精英教育。

根據雲南民大官網資料,“雲南民大附中計劃在未來4至5年時間內,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10至20所基地學校,每年讓100名民族孩子到雲南民大附中享受優質教育資源。”

質疑聲起

玉龍縣政府強調,兩者的結合,“是一場改革”。

但隨著託管的各項細則公開,諸多變化裹挾而至,教師們開始擔憂。

根據協議,學校被託管以後,減少了當地公費學生的招生名額,學費高昂的擇校生名額卻有所增加。

同時,學校教師將面臨重新競聘。按照協議,託管後由雲南民大集團組織專家對玉龍一中的教職工進行考核與新聘,首次選聘的人員不低於原教職工總數85%(之後每年選聘人員不低於95%),未聘人員由雲南民大集團組織培訓轉崗或由縣政府另行安排工作。

「调查」一个贫困县的教育突围 4个月后戛然而止

“我們支持改革,可我們難免會擔心,學校的性質變化後,我們的編制是否會受到影響?本地學生的上學機會是否會受到影響?”多名玉龍一中教師告訴界面新聞,教師們直至2018年6月才看到協議細則,此前教師、學生對託管毫不知情。李春光亦表示憂慮。“地方政府與合作方決定了學校託管,繞過了學校管理層、教師、學生、家長。這屬於決策的程序失誤,很容易導致風險。”

多家麗江當地媒體曾表示,引入外來優質教育資源有利於當地教育發展。但李春光認為,“託管模式”存在多種隱患。

“託管是民辦力量參與、投入教育的一種形式,是用民辦學校的方式運營公立學校。地方政府希望用這種方式提升教育不發達地區的整體質量,但如果操作不好,會出現損害學生權益的問題。”李春光認為,減少公費學生數量、迫使學生必須選擇高收費的民辦學校等,是託管模式下損害學生權益的行為。另外,託管模式下託管方可能為了節約成本,師資、資金投入不足,僅輸出品牌。“但品牌並不會真正改變當地教育質量,這將導致地方政府引入優質資源的願望落空。”

同時,在教師們聯名簽署的訴求書中,雲南民大基礎教育集團的辦學資質遭到了質疑。

截至目前,界面新聞並未查詢到雲南民大基礎教育集團的工商註冊信息,與雲南民族大學的關聯企業只有一家“雲南民族大學教育發展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則是雲南民族大學蓮華校區的對外合作交流處,而對外合作交流處處長正是該公司的法人鄭宏偉。

鄭宏偉對界面新聞坦言,“雲南民族大學本來是打算組建基礎教育集團,對民大附中、附小進行統一管理。但是由於成立集團需要一個投資總公司和四個子公司,而云南民大目前無法達到這個要求,因此只建立了雲南民族大學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失敗前例

教師們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在程國看來,玉龍一中還未從上一場失敗“試驗”中緩過神來。

2017年11月,玉龍縣政府引入昆明雨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雨納教育”),由其負責玉龍全縣的大數據平臺建設、教育質量監控。

“天眼查”顯示,雨納公司研發的產品為成績分析工具“滿分王”,以及“X考試”大數據服務。

2018年2月底,雨納教育成立了玉龍一中高三畢業班工作領導小組,派5人專家小組駐校指導教學。在雨納教育公開的工作概述裡,駐玉龍縣一中專家指導組的主要工作為擬定高考複習方案,指導高三教師的課堂教學複習工作等。

程國回憶,專家組入駐之後,教師們私下雖對複習計劃提出過質疑,但只要走進課堂,還是會按照計劃進行復習工作。

教師們向界面新聞展示的《玉龍縣第一中學高三第二輪複習研讀高考真題的要求》顯示,專家組佈置2018年4月16日至30日教學,要求“把複習時間還給學生”。學生不動筆,必須一遍遍地反覆讀題、讀答案,教師只負責解答學生不懂的問題,沒有授課安排。

負責上一屆高三教學的教師劉平(化名)稱:“我們必須完全按照雨納專家的思路教學,就是讀題、背題,連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也靠背。學生從早上6點40分開始背題目,教師不準講課。”

但這樣的高考備戰模式,效果卻不盡人意。玉龍一中在2018年遭遇了高考“滑鐵盧”,一本錄取率由2016年、2017年的10%左右大幅下滑至今年的6.86%,甚至不及雲南省平均一本錄取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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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將責任歸咎於雨納教育。

雨納教育認為,雲南民大附中與玉龍縣政府在高考前的2018年5月簽訂託管協議之後,高三教師思想、情緒波動相當大,直接影響學生,給教學複習工作造成嚴重影響,部分教師不作為,這才是造成教學質量下降的直接因素。

但這一點遭到了教師們的反駁,程國稱,“我們得知被託管的消息時,已經距離高考沒有幾天了,能造成多少影響?”

“實際上,無論把責任歸結到哪一方,最終承擔結果的還是學生。”程國感到無奈,在玉龍一中從教13年,眼看著這所有著27年曆史的學校日漸疲軟,慢慢走向了下坡路,“前幾年,玉龍縣一中的高考成績是能趕超古城區一中的,但今年即便是沒有雨納介入,也很難趕上區一中。”

對比雲南省各所高中的一本率,2016年至2018年,麗江市一中的增幅分別為8個百分點與2個百分點,古城區一中的增幅分別為0.74個百分點與13個百分點,而玉龍縣一中2017年的增幅為0.77個百分點,今年則為負增長。

“升學率下降是鄉村地區面臨的普遍情況。”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王雄告訴界面新聞,以前農村的孩子更容易靠高分、靠吃苦、學校管得死,考試成績就好,但最近十年有了變化。“現在城市孩子也很刻苦,而本來城市就有師資、培訓等優勢,所以成績遠遠超過農村。”

“殺雞取卵”

雨納教育離開了,玉龍縣一中的變革卻剛剛開始。根據協議,託管之後,玉龍一中的一本升學率要在“4年內提升到20%”。

教師和學生們尚未察覺,玉龍一中的校訓牆上就加掛上了“雲南民大附中麗江分校”的匾額。然而,這場“國有民辦”的改革,遠不止掛牌這麼輕鬆。

“玉龍縣想解決問題,他們的做法有合理的部分,希望引入外面的機構,用新的方法提高效率。”王雄稱,但當地的政府可能沒想到事情那麼複雜,要想增加一所學校“造血”的能力,不僅僅是引進一位新校長那麼簡單,“公辦學校變成民辦學校、民辦集團的一部分,這是殺雞取卵。”

據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6萬元。收費低廉的公立學校,幾乎是大多數玉龍縣家庭唯一能夠負擔的上學方式。

目前,玉龍縣僅有3所公立學校招收高中生,玉龍一中以外的兩所學校規模較小、招生能力有限。根據玉龍縣教育部公佈的《2018年普通高中學校招生錄取實施方案》,2018年,玉龍縣戶籍報考人數為1872人,普通高中招生計劃為22個班970個人,其中一中12個班520人;民中8個班350人;縣五中2個班100人。

“就當地來講,玉龍一中已經是當地最重要的公辦學校,如果變為民辦學校,就是當地一家獨大,學生家長沒得選。”王雄分析,但是資本就是青睞此類優質資源,否則就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與資金。

玉龍縣一中2018年的招生簡章顯示,高一新生計劃招收720人,其中520人為玉龍縣學生,相較去年招生計劃中的700人,減少了180人。除了這520名玉龍縣公費生,自費的擇校生則佔據了多達200個名額。

公費生和擇校生最大的區別在於收費標準,擇校費遠超學校原本的學費。

教師李方(化名)告訴界面新聞,之前玉龍一中每學期的學費為480元,但一旦變為民辦學校,考生的擇校費最低為每學年8800元,每差一分增加200元。按照今年學校收取擇校費的分數段(500分至460分)計算,高一新生擇校費最高可達1.68萬元。

玉龍縣的普通家庭難以承擔如此高昂的擇校費。李方認為:“這事實上是擠壓本地學生的上學機會,將原屬於玉龍縣的公共教育資源變成高價對外出售的商品。”

另外,教師們質疑的是:根據協議,學校將從本部選派各學科名師來到分校快速提升學科教學水平,每年至少10名,每一名都會是學科帶頭人。但這並未兌現。

程國告訴界面新聞:“此前來了9名教學經驗3年左右的老師,不是學科帶頭人,也並非民大附中本部的。”

劉建美也證實了教師們的質疑:“從民大附中過來的人員,目前只有一位執行校長和兩位執行副校長。”

玉龍一中官網上的“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麗江分校”教師招聘信息則顯示:擬面向全國公開招聘骨幹教師14人,招聘要求為3年以上高中教學經驗,具有中級職稱以上的在職骨幹教師,至少有一屆高中畢業班教學工作經驗。

“若是民大附中的優秀資源過來,即便是需要我們重新競聘,我們也心甘情願。如果協議終止,因這份協議而調離或重新分配的教師怎麼辦?”

協議作廢

就在玉龍一中的教師們表達不同意見時,合作協議的乙方——雲南民大基礎教育集團也遭遇了困境。

“雲南民族大學教育發展有限公司是雲南民大的獨資企業,但目前只是註冊了,具體要如何組建、管理與合作還需要等到機構改革之後。”鄭宏偉稱,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目前民大附中與玉龍一中此前的合作面臨停止。

9月12日,程國從其他教師處聽聞“學校恢復公立”的消息,他沒有料到一切來得這麼快。

五天後,玉龍縣一中召開改革發展大會,會上玉龍縣委副書記董鳳青宣讀了《玉龍納西族自治縣人民政府關於王懷成等五同志聘任的通知》。

界面新聞注意到,王懷成系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他將被任命為玉龍一中執行校長。兩名玉龍一中的執行副校長職位也由兩位民大附屬中學蓮華校區年級主任履新。

玉龍縣一中校辦公室的教師告訴界面新聞,此前的協議已經作廢,目前的合作形式變為縣政府聘請三位民大附中的管理層——一位執行校長和兩位執行副校長,在玉龍一中推進課堂教學改革與教學質量提升。

“我們相當於是過來扶貧支教的。”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玉龍一中現執行校長王懷成不願透露更多。

“縣政府只需要支付這三位校長的正常工資。”劉建美稱。

這在當地並非個案。公開資料顯示,麗江市一中在去年就聘請了雲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管理層,今年高考成績有明顯提升。

“玉龍縣政府認為這是值得借鑑的合作方式,也是目前玉龍一中與民大附中唯一的合作方式。” 劉建美說。

根據協議,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選派的執行校長實行年薪制,基礎年薪15萬元,年終績效獎勵15萬元。執行校長在履職期間,由玉龍縣政府提供一套80平米左右的住房。

但麻煩仍在。根據此前的協議,玉龍一中2018年已招收了一批自費生入校。談及這批學生,程國感嘆,“大部分自費生都以為玉龍一中真的能夠成為民大附中分校,如今協議作廢,也不知道他們的學費如何處理。”

“聽別人說玉龍一中成為了民大附中的分校,爸媽就讓我報名了。”和柔(化名)是今年入校的自費生,她告訴界面新聞,由於父母在古城區打工,自己本來更傾向於去區一中,但是最後聽取了父母的意見,到了玉龍縣一中。

“對於已經招收的擇校生,我認為應該扣除已經產生的服務費,退還高價費。”王雄表示,現在改革的主要責任人騎虎難下,主要是因為落後地方法制意識不強,習慣先做後說。

“玉龍一中成了這次教育改革的‘小白鼠’。”古城區一中一位不願具名的老師對界面新聞坦言。

9月下旬,一切看起來已恢復平靜。

玉龍一中的升旗廣場上,朗朗書聲迴盪,時而有身著墨藍色校服的學生嬉笑著穿過廣場,奔向教學樓。

正對校門的行政大樓裡,一位教師將為一份文件蓋上學校印章。他從抽屜裡取出一枚新制的“雲南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麗江分校”印章,看了看,又將它放回了抽屜深處。

“估計再也用不上了。”他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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