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人生下的“有本者如是”
——追尋孔子的立本之路
潘英傑
當代青年儒者
作者賜稿 儒家網 發佈
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十九日癸亥
耶穌2018年9月28日
【摘 要】孔子的一生充滿了苦難，而他從一個平常人生命成長的角度來看，他在每一個階段，所立的本，其實都對後人有極大的啟發。童年而興乎禮，少年而志乎學，青年而通乎道，中年而悲乎世，晚年而情乎史，這背後，即是一種性情的開發，一種生命境界的開闊。
【關鍵詞】孔子；苦難；立本；成長；性情
一、 引述：聖人苦難的一生
錢穆先生說：“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孔子何以被譽為“大成至聖先師”，當漢武帝建立五經博士之後，在歷代都不斷受到祭祀與封號？由錢先生此論，殊可一見其本。
此“本”為何？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到中國歷史文化的大脈之中，承往開新，而成為一個軸心般的存在。
這一方面是有歷史發展的趨勢選擇，另一方面則跟孔子本身的素質、學習、成長也分不開關係。
其實拋開歷史累積下來套在孔子身上的光環，我在細細的考查與體會中，發現聖人的一生，是充滿苦難的一生：
童年失怙；少年失恃；青年努力，但三桓當道，報國無門；
中年剛能一展身手，卻不到五年，被迫周遊列國十四年，歷不為諸侯所重用；
晚年被招回母國，卻只被當作“國老”，而唯一的兒子、最器重的兩個學生又都陸續先其離世。
在這樣的一生中，孔子卻能夠憑著自身的素質、學習、成長，建立起幾乎是可以通向天道、通向歷史的大本，直至成就如錢穆先生所說的影響與貢獻，這過程，可能很值得後人去好好地發掘。
本文乃即為此而嘗試做一番的探討。
二、苦難的童年——其本興乎禮
史書記載，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然而卻不斷從王室，到諸侯，到公卿，又逃難從宋國來到了魯國，成為魯國的大夫。
到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其以勇著稱的大夫形象，也一定讓童年的孔子很自豪和嚮往。
不過童年的孔子沒有見過父親，《史記》說“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後文隨之又說“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可見孔子也好奇他父親的情況，從他母親那裡，可能也從其他人那裡，渴望對父親有多些的瞭解。
孔子本來屬大夫之後，但因為失怙等情況，卻成為了平民，而生活也一度很貧苦。他後來回顧說：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
在這樣苦難的童年，《史記》說，孔子卻“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對禮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著大人的樣畢恭畢敬地操習。
觀乎孔子的一生，都與禮分不開關係，而這禮又正是時代的核心問題所在，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到孔子那時期的一個核心體現。孔子為什麼早期就能跟禮接上生命的聯繫？
第一，孔子所在的魯國，從當時來看，可以說是保全周禮最完備的一個國家。
《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觀樂於魯，魯國存古樂多而完整，使季札歎為觀止；後魯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韓宣子適魯，也嘆道：“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由此可見，孔子所在的魯國對禮樂保存的完整，自讓孔子更能受到一種文化的薰陶。
第二，在林復生先生的《孔子新傳》中曾考證推測，孔子的母親顏徵在所在的顏氏一族很可能都是一些以受僱參加祭禮、主持各種禮節活動的樂師，甚至可能有不少盲人，出席儀式的時候需要童子做前導。
若此考證無誤的話，則孔子童年對禮樂的興趣產生，也是生活所在的周邊文化直接薰陶的結果。
在苦難的童年，沒有父親的照顧，甚至也沒有足夠的經濟保障，然而童年的孔子依然沒有失去文化的啟蒙，由此可見，一個人早年所受的文化，對其一生的立本是有多大的意義！
三、苦難的少年——其本志乎學
然而有一個問題就是，同樣生活在這禮樂文化之下的孩子不止孔子一人，為什麼就孔子在禮樂方面的學習取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就？甚至對禮樂能夠進行歷史性的深度發掘？
在《論語》裡記載孔子對其一生的回顧，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鮑鵬山先生對此有很精到的闡述：
在母親的引領、自身的努力、環境的磨練和薰陶下，孔子學習著，成長著。十五歲那年，他領悟到：人生有超越於謀生、超越於謀仕之上的價值，那就是真理，以及為探索真理而存在的學問。
從此，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志於學”的道路；從此，他的求學不再是為了謀生，不再是為了謀仕，而是為了探尋真理，捍衛真理。孔子的精神有了支柱。
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君子喻於義”（《論語•里仁》）——他看到了求學更深的方向。而他對自己很稱許的一個方面，也就是“好學”。《論語•公冶長》說：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由此可見，這種學是生命成長之學。
可能是孔子童年習禮，後來逐漸意識到：禮的核心不在於一套外在的行為規範，而在於自己內在的性情涵養；而這種內在的性情涵養，不能一開始就對別人做要求，乃要先從自己做起，好好地體會，好好地成長。
這可以說是孔子在立本之路上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如《易經》之屯卦，“雷雨之動滿盈”，開始要爆發出一種自覺的靈光。
而在這個時期，孔子的母親去世了。從此，孔子已無雙親，他將開始一個人獨立地面對這人世，以及生存的磨練。在他為母親守喪的期間，發生了兩件頗有意味的事情。
第一件，是孔子想依禮而將父母合葬，然而因不知父墓何在，《史記》載：“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這可見孔子對禮的學習已達到一定的程度，並且有一種應變的能力及守護的決心。
隨後不久，發生了第二件事。就是在孔子為母守喪期間，季氏饗士，孔子於是處於一個兩難的地步：依分，他覺得自己是大夫之後，當去；依禮，他是在守喪期間，不當去。
而這時候父母雙亡，孔子已沒有現實的依靠。相信孔子在決定赴會之前，也經歷了一番的內心掙扎，不過最後卻由季氏家臣陽虎的一句“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而拒之門外。
這件事對孔子後來青年時期的努力可能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孔子赴會，證明他內心自信自己是有士的身份；而被拒之門外，原因又不是說他失禮，而是完全不承認他是士。
父母剛雙亡，又備受現實社會的冰冷，苦難的少年，也正更加激發了孔子求學的志氣。《史記》載孔子年十七而孟釐子臨死吩咐其子要向孔子學禮，此有學者考據當在孔子35歲時發生。
而無論發生在前在後，都可見孔子的“志於學”，數年之後已得到了一定的高度，也得到了社會高層的認可。
四、苦難的青年——其本通乎道
到孔子的青年時代，這或可從孔子19歲結婚算起，孔子開始從事一些初級的官場職位，並且多方尋師學習，韓愈後來在《師說》中道：“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
在《史記》中載孔子曾往周都向老子問禮，老子臨別贈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此言智慧而懇切，對青年風華正茂的孔子而言，也正有寧心之效。觀乎孔子後來的行事，在他積極進取的同時，也時時飽含著謙退之德，他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剛健與豁達，兩並不缺。這在《論語》一書中，都歷歷可見。此足見良師之大益！
《史記》中又載孔子向師襄學琴的故事，也頗有意味！其言：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闢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
孔子一輩子與琴結下不解之緣，推其始，探其深，當可由此而見。這不止看出孔子在技法上的熟練，也看出孔子對道已經可以通上去了，透過時空，而與往聖的人格精神相融觸。
孔子青年時代的“志於學”，到此終於找到了“確乎不可拔”（《易經•乾卦》）的根基。《論語》中言：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文化的大自信，天命的大貫通，都由此而得立其本。在三桓當道，魯昭公被逐出國，自己到齊國也得不到伸展機會，惶惶然接淅而回的青年時代，孔子默默地在自己的生命上用力，在文化上用功，靜靜地觀察著時勢，培育著學生，而等待著時運的到來。
五、苦難的中年——其本悲乎世
這可以孔子51歲重新任官職，直升為魯國的大司寇，其後又被逐而周遊列國十四年為始終。
在孔子51歲到56歲的五年裡，可以說是孔子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時期：治中都、會夾谷、墮三都……
孔子的魄力和眼光都由此而光輝呈現，每一個政治舉措的背後，都有著超乎政治利益而直通入歷史文化裡頭的意義，尤其是墮三都，可見孔子並非把心侷限在維護魯君的統治，而在努力維護周朝乃至天下文化的綱常。
不過歷史並沒有給孔子一個足夠的政治施展得的機會，隨後苦難的十四年周遊列國也似乎成為了孔子歷史生命的主調：他一生都在尋覓一個現實政事的基地，然而卻一直都找不到。
在周遊列國十四年期間，孔子在衛而遭譖，過匡而被圍，入宋而受脅，厄乎陳蔡之間而幾乎師徒絕糧將死，一路又飽受隱士的譏諷，而孔子自己，也正一天一天地老去。
為什麼孔子到此還不放棄？在他內心支撐著他這樣頑強地走下去的力量，到底是什麼？當孔子面對長沮、桀溺的詰問的時候，他終於完全地吐露了心聲：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原來，他如此擔當的背後，就是這樣的一顆大悲心，孔子在青年時代不斷打下的“通乎道”的基礎，到這裡並沒有把他引向玄遠，反而是湧現出大情，而潤入人間。這用唐君毅先生的話說，就是：
如果我們說，一切聖賢都是上帝之化身，則上帝化身為耶穌、穆罕默德等，只顯一天德，而其化身為孔子，則由天德中開出地德。天德只成始，地德乃成終。終始條理，金聲玉振，而後大成。
——殊為妙論！苦難的十四年周遊列國，反而正不斷把孔子內心的天道落地到人間，並不斷地在苦難的洗禮之中，醇化出一份人格更加的厚重與成熟，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這也正成長在此期間。
六、苦難的晚年——其本情乎史
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回，這時孔子已68歲，《史記》言：“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即便如此，孔子對時代的關懷，卻一直都沒有放下。《論語》記載了一則動人的故事：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憲問》）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481年，孔子71歲，見微知著，孔子沐浴而朝，足見孔子對這件事的重視，及洞察到這背後的時代政局趨勢，與歷史文化的命運。然而魯哀公卻不能做主，讓孔子去向三桓請示，孔子的心痛與無奈，由此一見。
前後這幾年，孔子的妻子、兒子相繼去世，以道相托的弟子顏淵也早他離世，然而孔子卻開始拿起筆而削《春秋》，似乎把所有的生命力都投注在了其間，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對《春秋》極重視和嚴謹，讓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垂垂老矣的晚年，已經毫無一點政治的影響力，孔子又在堅守著什麼？
時局的日下，身體的老病，親人的離世，弟子的早逝，又是怎樣的一種信念，讓他可以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還不改初心？
乃發現，孔子在這個時候，他的情已經不止在當世，而推遠到了來世，他的生命已經從對時代的承擔，超升到了一種超越時代侷限的歷史的承擔，故其本也情乎史。
可以說，孔子生命的最後一份執著，終於化去了，他進入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的生命，從《春秋》那裡，不斷瀰漫出一片對無盡來世的柔情關懷，而悠久無疆！
七、 結論：孔子立本之路的啟發
孔子的立本之路，從童年的興乎禮
——可見早期文化薰陶的重要，到少年的志乎學
——可見個體的自覺努力與成長方向的重要，到青年的通乎道
——可見生命所能達到的一種超越的精神境界，到中年的悲乎世
——可見作為個體對群體的關愛與承擔，最後到晚年的情乎史
——可見生命能夠從時空侷限中越出而呈現出的一種綿綿的大愛。
霍韜晦先生說：“孔子是希望把他所體會到的精神上的家，帶給天下人。”這精神上的家，就是孔子的生命之本。
此本謂何？用孔子的話說，就是“仁”；用唐君毅先生的現代詮釋來講，就是“性情”，是一種由生命的深處（即“性”）湧現出來的真情、正情、大情、悲情、無私無我之情。
孔子從童年到青年，終於找到了這個“家”；從中年到晚年，又讓自己與這個“家”合而為一，而走向人間，走向歷史，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繞過不去的一個重要存在。
往聖已遠，然而我們今天卻仍然能感受到千年前孔子對我們的關愛。
“聖人”是因為我們感恩和崇敬而推封的，其實孔子只是一個平常人，他只是完成了一個平常人所該完成的生命的成長，他也告訴著我們：拋開歷史的光環，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如此，也都應該如此走下去。
而他，就在那頭等著我們。哦，不，是在我們成長的每時每刻，都溫情地陪伴著我們。
前人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也並不是說要讓我們望而卻步，更在告訴我們：其實我們自己的生命深度遠非我們現在的程度所能臆測，在成長的過程中，隨時都不要自滿，而永懷著一份謙虛與精進，去開發出我們生命深處的性情。
讓情溢出，讓情純正，讓情周潤，讓情飽滿，而不斷地通向別人、通向時代、通向歷史。——這，可能也就是孔子立本之路對我們更平易和深刻的生命啟發。
千劫萬劫，只待重逢。千年了，而孔子，也許還在那裡，這樣等待著我們上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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