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盡的木心繫列五：木心經典之 同情中斷錄
他旅行 他回來
他經識了廢墟的暈眩
駝鈴的寂寞
帳下寒冷的醒寤
同情中斷了的辛辣
——福樓拜《情感教育》
一
“這裡位子滿了，你走錯教室。”
我一揚點名冊，平靜地說：“我的位子在這裡。”便步上講臺。
滿堂營營然的笑——他們以為我是新來的插班生，我年齡與學生相近，狀貌亦稚氣未泯，較之全校老成持重的教師們，確實一無似處。
課後，學生們扈擁著我，在廊上問這問那。
“我講的你們還喜歡聽嗎？”
“很好，使我們不愛美術的也愛起美術來了。”
“你講的美術與我們以前知道的不同，我想，你講的是真的。”
“老師，你是第一次上講臺吧？”
“何以見得？”
“你看了兩次手錶。”
二
教師宿舍的後面是游泳池，學生們自然而然到我的小客廳裡來聊天飲茶，游泳之後總是飢餓，我不能不多備些糕餅點心，看著他們貪吃的模樣，我頗有一種成就感，繼而看畫冊，聽唱片，直到晚膳鐘響才散去，而夜晚，他們還會來，寧可放棄“夜自修”。
如此則弟子逾三千，賢人倒並非七十，大約有十來個，漸漸顯出他們對藝術的愛，以及對我的誠。
人的青春期，與其說是容易感受美術，不如說是容易感受音樂，或者索性說，“青春是音樂性的”。
十來個人中，後來有半數就以音樂為事業，而當時，他們是對音樂漠然無知的高中學生。
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當地簡稱“杭高”，校風嚴正克實，師資都是大學教授水準，校舍是科舉時代的“貢院”，昔者試士之所以曰貢院，府州縣學生員之學行俱優者，有副貢拔貢優貢歲貢等名，經貢院試乃升入太學。而我在這裡任教，純為生計所迫，不意莘莘學子間，頗有矢志追隨者，我想，藝術的道路需要有同行的夥伴，與其敳等“朋友”的出現，不如親手來製造“朋友”。
我的年齡是二十剛出頭，他們則還不到二十歲。
人生，可說是乍開門，下臺階，還未踏上路。
三
五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蘇聯的電影、歌曲、文學譯本，滾滾而來，而舊俄的人文精萃也就此從錘子鐮刀的夾縫間暢流無阻。
我傳述了王爾德對紀德說過的話，俄羅斯文學是偉大的，悲天憫人，尤其是杜思妥也夫斯基*，也讀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以及紀德與羅曼羅蘭的論戰。
春去夏來，一學期過完，我也本能地“覺醒”：必須離開杭州。
西湖風光好，浙江食品合口味，但我會沉淪在平和的朝朝暮暮中，沒有人會認為平和就是沉淪，所以更可怕。
暑假開始，校長親自送來下學期的聘書——我婉言辭職。
五十年後自己回顧前塵，也代人回顧，清楚看到，人生事業的成敗，第一因就在於“擇場”，選擇適合你發展的場地，但當時年紀輕輕，何能遠矚高瞻，那得靠與生俱來的本能，小海龜脫出蛋殼即往海水爬去。
法國則巴黎，英國則倫敦，中國，我唯一的去處是上海。
一九五〇年夏天，還有物力供我上莫干山的別墅幽居避暑，綠竹叢中一幢蘇格蘭式的白石建築，客廳、畫室、書齋，臥房的窗下我也安了小桌，寫信寫日記的，牆上貼一紙條，我手書的福樓拜的話：
“藝術廣大已極，足可佔有一個人。”
在杭州的學生朋友，每人每週至少來一信，長長的，自己愈見佳美，因為都在用功臨帖，各宗一家，似乎悄然已入門徑。
那些信都是散文詩，遣詞造句，風調初具的樣子，真要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了。
國慶假期，他們上山來，那是前幾封信中說了又說的。
旅行、登山、尋師訪友，一舉四得，秋遊之樂無過於此。
而我是寨主，款待這批兄弟很不容易，山下無市場，只有殺了兩隻雞，倒是他們帶來魚鰻蝦蟹，晚宴是空前絕後地豐盛了一番，山居生涯哪有河鮮海鮮可嘗。
莫干山離杭州也有兩小時車程，傳說干將莫邪在此煉劍，有“劍池”遺蹟。夏季清涼，成了避暑勝地，西式別墅紅紅白白，坐落在茂林秀竹之間，而老舊的石級岪道猶可供上下，那又是松濤浩浩巉巖森森，別有亙古如斯的逸趣幽色。
峰巒是前後相距的，剛才我在等候時，望見他們出現了，人影小小，遠著哩，我爬上大石之頂，揮臂呼叫，那邊的小影子也都揮臂了，山氣日夕佳，輕雲飄迻，鳥雀啁啾，望著那串小影子時隱時現地繞道而來，心中一片欣欣然的空白。
他們一個不缺地站在我面前，七種不同的笑容是同樣的。
他們愛好和專長：
維珂——聲樂 作曲 文學
齊弘——大提琴 散文 詩
敏特——鋼琴 作曲 文學
紀蒙——作曲 哲學 書法
韋仲——小說 作曲 評論
樂濟——繪畫 英文 梵文
客西——文學 哲學 神學
四
安德烈•紀德在他的《地糧》中，借奈帶奈藹之名，宣示“要愛而非同情”，我讀此書時正好是奈帶奈藹的年齡，故而以為然，以為可信，可期，也可付出。
五個十年過去後，誰是奈帶奈藹，誰是紀德，都要慢慢地想來，才要問：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愛，如果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愛，那豈非只有同情了，而同情是容易中斷的，始料未及，突如其來，所以使人深感辛辣。
“如果改為同情中斷了的悲哀”或“同情中斷了的痛苦”，那就完，那就文學也中斷了，福樓拜是“一字說”的主張者，自己動筆，果然準確無誤地找到了那“唯一恰當的詞”——“辛辣”。
我的幼稚而好奇的一念是：福樓拜怎麼也會經識到這個奧秘的感覺，是誰對他中斷了同情？
《情感教育》的結尾，男女主角久別重逢，真的由愛而轉化為同情，可見小說的作者是想了開去，想到世界、人倫的宏觀狀態，故意用暈眩的廢墟、寂寞的駝鈴、寒帳的醒寤，來襯托這一局“同情中斷了的辛辣”，這就遠遠超出狄更斯之上，甚至哈代也會感嘆：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
男主角弗賴特律克終究是個凡夫俗子，恐怕未必覺得著多少辛辣，痛感辛辣的應是真摯人，“真摯”與“辛辣”成正比。
福樓拜恪守“呈現藝術，退隱藝術家”的精神道德（也是個方法論），而終於在這裡露了一筆，這真叫“爐火純青”。
藝術家不完全只許由藝術說話自己不說話，候在刀口上，藝術家自己也好說上一兩句的。
五
莫干山上的會聚又怎麼樣呢。
我們在山路邊斫了一枝碩大的劍蔴，置於客廳中央，每片濃綠的闊葉上，各豎一枝蠟燭，花柱上聳，開滿白朵朵，燭光圍照著，純潔溫雅清香不絕。
他們走後，我整理房間，覺察臥房牆上的紙條有異：“藝術廣大已極，足可佔有一個人又一個人。”添了四個字，揣摩筆跡，是齊弘。
是齊弘，我不以為忤，憨孌可人，而且這是何等大事呵。
但冬天來了，寒冷和貧困使我必須下山找職業，同時這些學弟也都要準備投考大學，我們一起到了上海。
我們年輕時所遇上的朝代是平凡而詭譎的，成名成家理應是高尚志向，卻被指斥為“往上爬”思想，是錯誤的、反動的，好像是犯法的，但天天有人成名天天有人成家，又不知是怎麼個爬的。
六
上海居，大不易，雖不易，豈肯離。
畫舞臺佈景，畫醫學掛圖，像三十年代的黑白影片中的那句經典臺詞：“不，我們要活下去。”打了半年臨時工，不行，還得固定下來，才能執著藝術。
翻報找廣告欄，浦東某私立中學招聘美術教師，如能兼教音樂，優先。我不願當教師，生活逼我重操舊業，而這傢俬立中學環境優美，又近海濱，可以暫且安身，再作道理。
我從小就想定了“一輩子不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下賤的，飛鳥走獸爬蟲游魚都不工作，我為何要工作吧，因此我工作起來就十分認真周到，我要以工作為手段，達到不工作的目的（後來我是達到了目的）。
而那時，學弟們已相繼考入了大專院校，寒暑假復得會聚於浦東，漫步於海濱，音容笑貌顯得成熟些，也缺掉了鮮活，灼熱。
巴爾札克*偉大，司湯達爾*深刻，福樓拜完美。
齊弘與韋仲剛讀完《情感教育》，感嘆結尾結得真是好。
齊弘說：“那是像交響樂的最後一章，壓軸的幾下子大扣弦，重重地敲下去，才好結束。”
韋仲說：“這一句有兩種讀法：『同情中—斷了的辛辣』，『同情中斷了—的辛辣』。”
“當然是後一種囉，如果是前一種，那有什麼意思，那還算什麼福樓拜。”齊弘從床上起來，走了幾步。
“我知道是後一種，但有人可能會讀成前一種。”
“那是窩囊廢。”齊弘走去倒在床上。
我說：“最好找了法文本來，這個『辛辣』實在下得好，不知在法文中是怎麼一回事，李健吾的譯筆是健的，他自己的著作有一本值得看，叫《福樓拜評傳》，好就好在他用了大量的參考書，彙集了各家對福樓拜的論述，省得我們奔走尋找。”
齊弘對我一笑。我回書房取來這本書，是有意藏起來的，先要把原著讀熟，才可從容看評論。
一夜，人多了，齊弘、維珂、敏特、韋仲……我在樓下聽到熱鬧，他們又在論衡古今藝術家之大小厚薄，我便上來踏入他們的“論壇”，我說：
“定三條要求：一頭腦，二手段，三心腸，頭手心，也就是思想技巧情操，三者都上上，是一流人物，三者缺一，二流人物，三者缺二，或者都平平，不入流，即使當時風光，傳不長的。”
評議進行得頗公正，有爭執，辯難，卒趨共識。
列夫•托爾斯泰頭腦未免太那個了，但他又無論如何是第一流大藝術家，怎麼辦，便稱作“偉大的例外”，反而見得他的“手段”和“心腸”是多麼了不起。
河海小樓，窗下蘆葦蕭蕭，友誼的長譚，藝術的小彌撒，幾年後就被座中一人檢舉——“反動小集團”，為首者當然是我，抄家，拘留審查，說來說去不過是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愛藝術是要代價的，第一次我是這樣付了。
七
以“十年”來劃分人生階段是普遍合式的。
六十年代，我轉為美術設計工作者，進而擔任某些形象工程的總設計師，流動性就很大了。
學生兄弟們各奔前程，音訊寥落，有的連地址也遺失，或遷徙不復來信——“藝術道路上的夥伴”，初衷的真實的，現實是虛妄的，更有甚者，往反面反方向鼠竄而去。
維珂——浙江武康人，幼年喪母，父性暴，為政府處死，兩個哥哥是有職業的。
我入“杭高”不久，在圖書館中見他閱著柴可夫斯基的《我的音樂生活》，談起來知道他非常愛音樂，想學歌唱學作曲。
維珂常來我宿舍聆唱片，斯文多禮，聲言懇切，所涉稍深，知道他學費生活費都極困難，我便每月接濟他。
我到上海，維珂也隨之而來，說準備投考上海音樂院，忽而有個年齡比他大的女人玩弄了他，忽而那女的去北京他也跟了去，來信說正在下苦功，有望進中央音樂院，無奈日子艱苦得快要斷炊了。
著即籌措，得款速寄，我也來不及細想究竟，只指望他入了音樂院就一生定局。
維珂早就施出鬼蜮伎倆，他盜竊了我在杭州的藏書，賣錢自肥，還把一套精美的莎士比亞全集送給了那個女人，他去北京時又連騙帶偷地拿去了法國版的羅丹雕塑集，意大利版的米開朗基羅全集，和一條美國貨羊毛毯。
藉偷竊詐騙以營生，然後成為音樂家，這樣的軼事我是沒有聽說過，只聞知音樂家在歐洲旅行所攜行李免於檢查。
騙子的一個絕招是“認親”，他在北京認了一個乾姊，住在她家裡，又認了一個乾媽，想跟她到香港去，又認了一個俄國兄弟，計畫一同回蘇聯。
北京混不下去，再來上海，在地區文化館輔導合唱團，與一姑娘投奔新疆建設兵團，算是結了婚。
我早已不是維珂的老師，而退為他醜劇的觀眾，懺悔錄該是我寫的，怎麼我就被他利用得如此透徹，我的軟弱愚昧一至於斯。
我總以為行騙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庸詎知是行騙成癖浹骨淪髓，騙子決不徒勞，沒有騙的作用和效果的事他是不做的。
某夜，一個女子攜著兩個男孩找上門來，自報是維珂的妻子，邊說邊哭……
“哭什麼呢，他騙我是騙完了，騙你還沒有騙完。”
八
敏特——父母在香港。如果不遇到我，他是不會學音樂的，他實在不是一塊藝術的料，然而他追隨我特熱心（也真是惡因緣），在我們這個有形無形的團契中，敏特是大管家，吃、住、旅費、借書借唱片，他總有辦法滿足大家，他明顯地沒才氣，也清楚地知道凡事少不了他。
敏特考入上海音樂院作曲系，本是“一勞永逸”的好事，不料在政治運動中他遭到了審查，原因起於他和幾個同學辦的刊物，一追根，我成了該刊物的幕後操縱者（我從未見過此刊物及他的同學）。
我以為敏特不會誣陷我，後來在一次音樂會上與他見了面，那副羞慚無地的狼狽相，使我驚覺：他為了解脫困境，將一切問題都往我身上推，否則，他怎會如此狼狽慌張。
九
客西——四川口音，初見令人嘆一聲“小夥子多帥”，穿著很體面，伯父供養他，因為雙親已去世——伯父在美國，富豪，無子女，將立客西為繼承人。
中等身材，豐肌勁骨，大男孩說四川話最好聽。
談文學談到了新舊約，我驚訝他對四福音書的詳熟，問他是否是基督徒，他甜澀微笑道：“她是基督徒，我跟著也就信了。”
他曾帶她一同來看我，輕靈敏慧的姑娘，他們將在美國的教堂舉行婚禮，我想。
隔時兩年，客西來上海浦東會我，神色大異以前，幾乎換了一個人，問他，言不及義，她呢，早已分手了，原因呢，搖搖頭，有淚無語。
只當他是病人，要他住在我處別走，康復後再回去——每當夜晚，勸導，責備，安慰，鼓勵……他的反應是沉默，惱怒，或睡著了。
他失蹤，沒留言。
我去找他伯父在上海的代理人，才知客西已離開學校，在社會上游蕩，伯父責令他返校，讀完大學來美國，否則停止共給，客西回道：
“我不要你資本家的臭錢。”
多年後，我收到河南某工廠人事科的來信：“你是客西的老師，請問，他是否腦子有問題。”
客西毀了，愛情固傷人，還是他自己站不住，命。
十
紀蒙和樂濟是密友，紀蒙豪放，樂濟婉約，對待學業、生活都極度地認真，二人息息相關，形影不離，難得固也難得，未免傖俗傻氣，終非本色。
紀蒙耽於老莊尼采，二王書法，而在學的專科是作曲，與齊弘同校不同系，齊弘瞧不起他，取笑作弄，使他苦惱傷心，總在信上訴怨，把齊弘在校的飛揚跋扈的作為一一告知我，我無奈，齊弘毛羽未豐，怎麼就目空一切了呢。
紀蒙畢業後任教於東北瀋陽音樂院，信來，筆路仿右軍，火氣太大，說他在分析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註釋《道德經》。
歷次政治運動他都受衝擊，過後工作仍舊而職位步步下跌，他借酒澆愁，一復一日離不開酒。
仗酒使氣，破口大罵，即使是瘋子的話也都要記賬清算，紀蒙酒後的狂訾，一聲聲反彈回來禍害了自己。
早年我就認為他雖讀書不少，至心朝禮於藝術殿堂，他終究是個剛愎的草澤莽夫，酗酒，罵人，在任何時空世界中都是“完”。愛音樂，音樂可不是這樣愛的。
十一
樂濟者，並不是我在“杭高”時的學生，是後來由紀蒙引見的。他學畫，兩次考美術院校都落第，終於入了廈門大學的英語系，常來信，字跡纖秀，詞句優雅，在集體主義的洪流中，他細細心心保持著個人主義的一葉扁舟，言必稱托爾斯泰的日記，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我感到麻煩，這是感傷而乏味的，但又不能不尊重他的“唯我獨清”，他悲嘆時勢的荒謬暴亂，只能以追求“心靈上的成就”為信念，為指歸。
一年後樂濟受命調往北京大學改修梵文，遇上“反右運動”，人人自危，個個出擊，嚇得他硬是把身體搞壞，取得醫生證明，因病退學，回上海來休養。
當時我在上海市區工作，於是與樂濟合租住處。
至此，他坦言自己之離北大，實在是“看破紅塵”逃避現實，政治運動的卑汙殘酷，非人性之所能忍受，他情願找個微末的工作以求活命。
可算是一種覺悟，但這樣的逃避現實是不現實的。
樂濟找不到工作，生計日窘，只好回“北大”復學。
這一去，就變了，他結婚入黨，寫些媚俗有方的文章頻頻發表，儼然菁英名流，他要“成就”，不要“心靈”，一步兩個腳印走得起勁，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反過來說更對：既有當初，何必今日。
十二
這幾個人都健壯，只有韋仲瘦弱，患肺結核，不能升學，便來浦東租房與我鄰室，養病，準備投考上海音樂院，照說這也是正常的想望，而對於韋仲，那是渺茫的，他極愛西方古典音樂，頗善詮釋，但要論作曲，他沒有控制全局的魄力和才能。韋仲又與生俱來地愛文學，很會講故事，遍閱世界名著，孰高孰低眼光也很不錯，我期望他成為小說家。
韋仲生性隨和，極易坦誠相處，唯其病弱，尤其寬容體恤。年幼喪母，父因歷史問題在農場勞役，幸後母待韋仲不薄，供他養病生活之所需。
他總是在寫，告訴我新得一篇小說題材，那無疑是梅里美一路的，也近乎普希金，人物的頭像已經畫出來了，男的女的，名字叫起來好聽，幾個字也好看……
幾天後我想看這篇小說了，他說寫不下去，廢了，不過另有一篇已經開好頭。
十三
齊弘生得長身軒昂，寬肩緊膂，方圓臉龐，膚色鮮潔，舉手投足這也青春那也青春，加之憨孌善應對，即之粲然，其實他是一個孤兒，父母當年去了臺灣，且已仳離，大陸只有一位姨婆，還能供養齊弘讀書，老人積蓄有限，漸漸顯得吃力，只待齊弘成家立業，可是他愛音樂，愛大提琴，還得進學校長期修練。
西湖，莫干山，浦東海濱，有齊弘在就笑語不輟，宗教哲學文學音樂繪畫等等，若有疑題，我總可以用俏皮話對付得他滿意，然而他問：
“那麼雞蛋的水份，打開來總是正好，不太稀不太稠，什麼道理。”——我無詞以對。
“老師，你說『超人』，當世界黑暗時，要作個光明，那麼世界是光明的時候，是不是要作個黑暗？”
“世界黑暗，要作光明，世界光明，要作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
齊弘說：“相比之下，世界又顯得黑暗了。”他很滿意他自己的補充解釋。
十四
紀蒙的信上說，齊弘愈來愈驕傲，樹敵日多，怎麼辦呢——如果不把別人當一回事，就太驕傲了。
人情之涼薄往往緣於世俗生活的渾噩，“生活”就是這樣地無遠見、無預謀，“生活”是不知伏筆的，是宿命的隨波逐流，前之因不知有後果，後之果早忘了前因。
傳聞齊弘對我的最新評價：“他呀，娶個胖胖的太太，當一輩子中學教師算了。”
也許有人要挑撥離間我與齊弘的交誼，而辨語氣，倒象是他的口吻，他和韋仲本來就曾諷刺我常要發“托爾斯泰病”（指階段性的反思），而那“胖胖的太太”呢，自然是以索菲亞作模特兒的。
是現實的時空限制了我的作為，我不會甘心，至多是死心，而死也不甘心。
欠公平的是，我從來沒有小看過齊弘。
我又自作排遣——當年他們幾個人中，我對維珂的關切每每尤甚，齊弘是深感委屈的，這倒好，日久見人心，維珂被否定，齊弘當然是“首席”。
有一天我將向齊弘道歉，解開他的心結。
許多所謂得大學問成大事業的人，其心理底層都彆著一口氣，我沒得大學問成大事業，也為了爭一口氣，表面上可以裝得光風霽月，心底裡陰暗可笑，但，確實。
十五
一九五六年夏，我受人誣陷而入獄，釋放後在臥病的日子中，想念齊弘，寫信寄廣州（他畢業後分配在廣州交響樂團），很快接到覆函，他慰安了我，有難無災還算是好的，也傾吐了一己的苦悶，青壯年華，為那些討厭的樂曲，就這樣消磨在這幾根琴絃上了，曾有蘇聯指揮家欣賞他的技巧和格調，邀他去蘇聯深造，但他的“家庭出身”使他“行不得也”，悲嘆道：“我沒有家，但為家庭出身受累無盡。”
一九八一年（廿五年過去了），我因公出差到廣州，行前決意要與齊弘會晤。
廣州市街景無足觀，想到齊弘常年行走生息在這裡，油然感到親切，快將面對面了，不知這位漂亮朋友見老了沒有，舊雨故知之所以可貴，就在於“無論如何總是信得過的”，一定能前嫌盡釋，三十年代的老歌：“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
匆匆辦完公事，尚有兩天可逗留。
問路找到了“廣州樂團”，是一組舊式平房，石階石欄，門窗緊閉，杳無人影，是夏季歇業呢還是外地演出，突然我不想見到齊弘了，功不成名不就，我的虛榮心不能滿足我也不能滿足他。走下石階，混入路人之中，街道零亂猥瑣，炎陽高照，我心中一片淒涼。
十六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美國，八三年夏從零開始寫作，八四年春第一本文集出版，這該是寄贈給齊弘的禮物了。
他是我的文學作品的首席讀者，因為我所寫的都是從前與他談過的，其中不乏是他的意思，很多印象和主見是莫分爾我的，而且他想不到我會用這樣形象和方法來寫，所以讀來自有直見性命之感。
我住處的鄰室是廣州來的留學生，我著意善待他，然後請他在寫家信時為我要個廣州樂團的地址，最好問明大提琴家齊弘是否仍在樂團，如已調往別處或離開退休了，那就要新地址。
總該先通信，然後贈書，否則就顯得張皇浮躁。
推理和想象，齊弘可能也在海外自由世界，而其父母可能回大陸找他，一家團圓了，也可能遷徙到臺灣繼承產業，我曾經給他描述過阿里山、花蓮港，他是很嚮往的。
還有兩首大提琴曲要題贈給他，許多文字所不逮的情愫，唯音樂繾綣可表，音樂是形上的，隔一層的，所以宜於題贈，其實是慈悲的愛，廣袤的同情，再要遠，那是一片藍天了，姑且標作“海風一號”、“海風二號”。
穩定、慵困、甘媚、憂傷，不用p，不用f，始終mf，時而堂皇，又轉消沉，反覆而前展，音域是有限的，力度矜持不可稍減。
齊弘說：“老師，人家是成則濟世，敗則獨善。而你，你是成則獨善了。”
“請看《詩經演》《子好》，最後兩句。”
也許在音樂廳，也許就在我的書房，燭光熒熒，齊弘輕鬆靈腕，宏亮沉重的大提琴聲：
Sea Breeze No.1 in F major Allegro
Sea Breeze No.2 in E minor Andante
十七
鄰居青年說：“信已寄出了，我要姊姊親自去一趟，問詳細，說不定會見到你的學生。”
我心安然，甚至不妨可以先寫起信來，一得地址即付郵。
十多日後，叩門，那青年站在門口：
“回信來了。”
噢！
“他不在。”
哪裡去了呢？
“他不在了。”
不在中國，在外國嗎？
“不在世界上了。”
怎麼？
“文革的時候，跳火車死了。”
十八
齊弘不會自殺。
從學生到音樂工作者，其機敏識時務，足夠保護他自己，而且有妻有子女，他不會率爾輕生，在“文革”中我曾為種種朋友估計可能的遭遇，想到齊弘，沒有問題，順利過關比誰都容易。
三十六歲，是個大限，多少天才人物都喪於這個年齡，我不欲貿然稱齊弘為“天才”，但他無疑是屬於“天才型”的一位俊彥，他的驕傲是禍根，在樂團中結怨樹敵必多，平時他能言善辯技壓群倫，奈何他不得，“文革”來了，他的“家庭出身”先就使他落入絕對劣勢，當時，父母在臺灣，那還了得——他一定是劇烈搏鬥以求生存，但殺機已成，他跌落在火車的鐵軌上。
教齊弘以文學音樂哲學……未曾教以“兵法”，在十年浩劫的荒謬時空裡，唯深諳韜略者才可能免於一死，現代亂世，還得用古典哲學應對周旋，來勢剛之又剛，我便柔之尤柔，忍無可忍，忍之毋誤，理念已經簡化到“生”就是勝，“死”就是輸。
當時生死大事，視同兒戲，齊弘之死，死於“革命”兒戲。
十九
藝術是泛愛的，而其中每有一份私人性。此者，可不是“世界”、“人類”的概念所能慰藉補償得了的。
齊弘的妻子，兒女，我將去見他們，詳盡問明齊弘的生，死，死後……盼望能得到他的照片，他用過的小物件，他穿過的T恤。
古人用“百身莫贖”四個字，表示哀悼之痛切——我寫，我畫，作曲，就“私人性”而言，都是白費心機了。
設有世界著名的大批評家，對我的藝術橫加讚美，怎抵得上齊弘輕輕的一句“我喜歡”。
藝術與人類的關係是意味著的關係，沒有別的關係。古希臘古羅馬的壯士，戰死不丟盾牌，齊弘之離世，使我盾牌落地。
那年，我已走到廣州樂團的門口，想見齊弘又不願見，其實他去世已快十年……
二十
散文集、詩集、小說集，以新的筆名一本本地出版，寫的都是與我無涉的“他人”，其中的“我”，也是他人的第一人稱，但書的封面卻是作者的相片。
敏特，他在朋友家瞥見了我的書：“啊喲啊喲，這是我的老師，很早就給我們講尼采講華格納。”——他是長沙藝術學院音樂系的教授，以交流學者的身分來美國密西西比大學活動。
此人一到紐約便來電話：
“老師您好，我是敏特。”
我約略對答幾句便問道：
“齊弘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不清楚，聽說有可能不是自殺，是他殺。”
“誰殺齊弘？”
“齊弘在隔離審查中，不知怎麼他到了上海，那邊派人來押解他回廣州，在火車上，激烈爭辯，推攘到兩節車廂交接口，把齊弘推了下去。”
“此事有否查證立案？”
“我只是聽說，真相至今不明，之後……噢，老師，我想來拜望你。”
“以後再說吧。”
齊弘不會自殺，那殘害他的人必是平常嫉妒之尤者，甚至是兩三人聯手將齊弘扔下車去，口徑一致：“齊弘畏罪自殺。”
二十一
幾天後敏特又來電話請求晤面，我大聲道：“不見面比見面好。”
在擱掉電話的前一瞬間，聽到他怪戾的苦笑。
可以誣陷出賣，又可以重獻殷勤，尤其是敏特，天生是個攀龍附鳳的能手，他以為我氣度恢宏，不知我在人格的要求上是特別小心眼兒的，覆水難收，何況他可能是毒水，他能升為教授派作交流學者，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可以又一次成為他的“賣點”，他的“祭牲”，不見面比見面好，這筆生意做不成。
究竟三十年來敏特變成了何等樣人，也許他有所懺悔。
“懺悔”來了，他託人轉交一封信，上海音樂院出的證明書：以前那件“小集團”案子，敏特是檢舉揭發者……
那麼，他何必要見我呢，見不到，射來這樣一支巧箭，可知三十年白活了，毫無長進，愚蠢得令人吃驚。
二十二
到了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回中國時，“杭高”的一輩學生中只剩韋仲一個了，敘舊、懷舊，唯有他諳熟種種私家“典故”，誠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還是要住在外灘的“故居”，那是一幢德國式的老公寓，四層，陰暗而莊重，像走進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悲歡離合四十年，老公寓積滿了我的紅塵記憶。
而也很想去韋仲那住住，比較明朗活潑，重溫曩昔在浦東時共理食事的溫馨舊夢。
行前我沒有先通知韋仲，豈不更可使他驚喜。
這年的隆冬臘月上海氣候溫和，我果然如願在故居安頓下來，主要的傢俱存在，也見老些，它們是我的物證，我是它們的人證，生活，是一樁無罪的罪案，往事如同隔世，當年齊弘他們七個，也曾在此眠食，徹夜劇談，山高水長，不知前途命運為何物，所謂哀樂中年則已是天各一方了。
鄰家的一位大弟與韋仲熟識，從前韋仲來看我，觀劇看電影無不邀約大弟同行，還有一位韋仲的學生也總是形影相隨，與大弟年齡相仿，談得很投契，所以大弟聽到我要去看韋仲，便說應得由他先與韋仲通電話，約定見面的時間地點，只是他與韋仲已久不來往，怕電話換了號碼。
大弟回家打電話，轉來時面色晦如，悻悻地說：
“韋仲變了。”
“變什麼？”
“我說先生回來了，他問住在哪裡，我說住在這裡，他說啊喲還是住在老地方！”
我覺得很怪異，很冷，怔怔地聽大弟說下去：
“我說我們也想見見你的學生，韋仲說：喔唷，他是很忙的，你要見他，要事先電話約好的。”
我用力思考了一下，反應為：“以後他有電話來，你別接，請你媽媽說，搬走了，不知到哪裡去了。”
四十年貧賤不能移，韋仲做得到。十年浩劫的威武，他屈節，把我寄藏在他家的文稿繳了出去，改革開放，生計好轉，這不能算是富貴，怎麼就淫得不像人了。
翌日清晨，韋仲來電話，鄰居遵我所囑，回絕。
晚上又來電話，不應聲，擱斷。
二十三
第三天收到韋仲的信——希望能會晤，彼此年歲已高，這可能是最後一面。
這是實在的，但接下來就不像話了，把我的文學比作西貝流士、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又說：“你終於成為藝術家，我成不了藝術家，但我是欣賞藝術的藝術家。”一派胡言，天下哪有此等便宜事，聽聽音樂看看書就成了藝術家，倒是說明：有著這樣沒出息的想法，所以沒出息。
一路來他聽音樂讀文學，是否真有領會，因為藝術的第一要義是誠實勤勉地去作個藝術家，而韋仲只是虛榮、疏懶，整整四十年遊離不著邊際，“我是欣賞藝術的藝術家”，那是什麼，那是賴倒在地了。
不以成敗論英雄，必以藝術品論藝術家，但成不了藝術家還可以是可親可愛的朋友，一定要住五星級旅館才算夠格，那我寧願獨守老公寓寫我的懷舊十四行。
我帶來的要贈予韋仲的禮物是：我的九本文集，三本畫集，旅行世界的照相集，以及一匣莫札特故鄉薩爾斯堡的巧克力——我的意思是較完整地把我十五年的經驗和成果讓他有個縱觀，沒有什麼誇耀，我所做到的不過是誠實、勤勉。
想不到這個弱者已變得這樣的強了。如果他在信中自認錯言失禮，我還是會見他的。如果他直接找上門來，我還是會招待他的。
茶香燈明，圍著圓桌，誰怎樣了，誰還在，誰已不在……這是狄更斯的夜晚，從前的韋仲最動衷於這樣的小說結局。
我清晰記得，四十二年前，上海浦東的河邊小樓，齊弘、韋仲、我，三人討論“同情的中斷”，感佩福樓拜用辭的精當。
“是愛而非同情”，這本是尼采的嗓音卻由紀德吐露出來，尼采是烈酒，紀德是葡萄酒，而我們，我們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沒有上半葉那樣的闊氣了，我們哪有臉面說“是愛而非同情”，晴空遊絲般的同情也中斷而飄失。
他人給予我辛辣，我回報了加倍的辛辣，不過在感知的層次上他們的淺，我深，因為我比誰都弱，呆，畏於承當摧殘。
曾經良善到可恥，我不再良善到可恥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
本文收錄於臺版《溫莎墓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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