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王寅
金宇澄：寫人與人永遠的不同
本文首發於總第866期《中國新聞週刊》
“長錦號”劃開灰色的濁浪，由上海駛向北方。低沉的雲頭幾乎垂落海面，寒風刺骨，甲板上星星點點的軍綠色，在此刻陰霾的天空下略顯黯淡。這群十六七歲的年輕人，身著上海市政府發放的棉衣四件套，從上海出發，在大連上岸，四散至長春、齊齊哈爾、牡丹江方向，然後去向各處的田野⋯⋯
1969年，東北、內蒙古、貴州、雲南、安徽、江西等各省代表在上海錦江飯店開上山下鄉動員大會，每個中學老師去聽，然後回校動員，必須做選擇，“場面等於招商會。”金宇澄對《中國新聞週刊》笑著回憶。
前往黑龍江務農，“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裡”是該省代表描繪的風景，因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選軍墾單位，金宇澄最後去了黑河地區嫩江的農場。一起出發的上海青年們，來自盧灣、靜安、閘北、普陀等“上只角”“下只角”，離開他們熟悉的新舊里弄、石庫門和工人新村，這些中學生，小學輟學者，無業閒散青少年野⋯⋯泥沙俱下，帶著樟木箱，老式皮箱、繡花絲棉被、父母塞到行囊裡的上海吃食、地下交流的翻譯小說，夥同他們的青春，投放到幾千裡外陌生油黑的土地。
從16歲到24歲，金宇澄在嫩江度過了自己黃金時代的八年。他的新書《碗》，以及中短篇集《方島》，即取材於這一代人的體驗。
“不響”
數千名上海小青年，從大連港下船，轉乘火車、解放牌卡車一路向北分散，金宇澄來到了此次的終點站嫩江。這裡是國內最大農場， 蘇聯專家設計，擁有13個各佔地1500公頃的分場，俄式紅磚大禮堂，可容納五百人的食堂，宿舍是睡四五十人的大通鋪。
金宇澄回憶這些，彷彿一切就在眼前。
“到達後第二天就開大會，上海幾百號男女，哈爾濱、天津小青年，坐入大禮堂，領導在臺上說：‘家裡有問題的站起來’。有五六十人起立吧。”金宇澄回憶。在互不認識的情況下，陸續有青年人開口表態，決心與“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限云云，表明心跡，主動站隊的聲音在禮堂激盪。金宇澄“不響”。
當時表態應該是成熟生活的標誌，“對於接下來的工作安排，相對就好些，在倉庫當保管，或管理食堂，麵粉廠做班長。我是務農，閒時打雜，蓋房子、裝窯、砌火炕，做豆腐、粉條。”金宇澄說。
他幾乎進入了當地所有的人家，修火炕、修爐子。“走進老鄉家，有時根本無法呼吸，每戶都養豬，飯鍋和豬食鍋在一個鍋臺。我記得有一家的女人，做油餅非常有名，她生了小孩，那孩子當時拉了一泡屎，我就在旁邊，女人隨手擼起炕蓆上的稀屎，一把就甩在地上。我無法呼吸就跑出房外。我的同夥追出來說，跑什麼啊？過會兒人家就給我們做油餅。”
金宇澄的童年在上海“上只角”度過，那是外祖父買在陝西南路的洋房，很長一段時間，他熟悉街上的白俄麵包房、牛奶房、鋼琴店，附近的教堂、花店、影劇院，都讓他以為整個上海都是如此。
他儘管努力，也難以真正融入鄉下的環境。部分上海小青年在黃昏議論上海的生活細節，他排遣寂寞是靠讀書寫信，相互交換從上海帶來的小說，普希金、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基督山恩仇記》《悲慘世界》。
農忙時參加割麥，留守農場的“刑滿釋放”者“手把手”教這些小青年如何握鋤，辨別豆秧和雜草、如何磨刀，如何割倒麥子、捆紮、碼垛。
金宇澄把這些過程寫在信裡，朋友建議他可以寫小說。而直到近二十年，他才動筆，取材當年，以中短篇的形式發表，很多篇章超出一般生活的經驗，奇異，如天方夜譚。
蟄伏
1977年高考恢復，不少青年志在一搏。他身邊一些“情緒低落”者卻沒有報名，他們仍然不相信好事會落在自己頭上。最終他以“病退”回滬，成了里弄鐘錶廠的一名工人。
“我師傅姓秦，鐘錶廠八級鉗工，額角戴一隻鐘錶放大鏡，講寧波口音上海話。1980年代初，上海尚有無數鐘錶工廠，我隨秦師傅踏進車間，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日光燈下做零件。” 金宇澄曾在《史密斯船鐘》裡這樣寫道。
進廠幾年，計劃經濟節節敗退，鐘錶業走下坡路。本不擔心銷路的產品被香港電子錶和不再緊俏的瑞士表取代，研製熱門的洗衣機定時器，工藝並不複雜，但需要不同的技術設備與材料，單靠八級鉗工的雙手做的模子，精度遠遠不如日本產品。沒有洗衣機廠要這樣的貨。
如今回想，金宇澄感慨：“這裡有多少內容，都被城市淹沒和吸收了。上海是大海，容量非常大，看起來平靜無波。”
這些機器、師傅們以後陸續消失了。工廠拆了，改做房地產，其間他因為寫作，進入區文化宮。
一年上海下雪，讓他想起北方的鵝毛大雪。那時他一個人躺在北方發電廠的露天冷卻池裡，被溫暖的池水包裹。第一篇稿子就寫北方的雪，一投即中。
他寫了六七篇北方記憶題材的短篇，《失去的河流》《方島》獲1986、1987年《萌芽》小說獎，《風中鳥》獲得1988年《上海文學》小說獎。金宇澄調入作協，成為《上海文學》小說編輯，每週上幾天班。
初來乍到，老主編周介人要他編一篇老作者的短篇，那是手寫稿的年代，他用紅筆，最後把稿子改成大花臉。“那稿子確實差，周老師非常吃驚，說沒見過敢這麼改的人。”他回憶。
這期間他仍然寫小說，《輕寒》發表在1991年的《收穫》上，隨後逐漸進入寫作的瓶頸——職業編輯的挑剔習性，是雙刃劍，對人對己都如此，白天當編輯，晚上寫作，往往第二天再看自己寫的句子，感覺不順眼，改來改去，最後也就擱筆了。這是一種選擇，要麼寫作，要麼編輯，金宇澄選擇後者，做了近三十年。
攝影/王寅
“新腔”
2011年5月，金宇澄偶然進入“弄堂網”論壇，這是上海網友的平臺，世界各地的上海人在此聚集，七嘴八舌聊老上海“事體”。瀏覽中不免手癢，於是，金宇澄化名“獨上閣樓”，用上海話開帖，每天更新這部《繁花》初稿——當天即引動網友關注，不時有人跟帖搭訕：爺叔是誰的馬甲吧？爺叔，後來呢？後來什麼情況？受網友鼓勵，金宇澄欲罷不能，寫到陶陶出場賣大閘蟹，意識到這麼寫下去，是長篇小說了。暫停兩天，做了一個結構大綱。此後是以每日打卡般的自律，近七個月完成全文。
“《繁花》是通過一個自由自在的過程寫出來的”，可以隱匿自己，等於換了一個人，到一個陌生地方，面對一群陌生人，脫掉一身束縛，嚐到一種自由的狀態，無所顧忌，迴歸母語，可以做各種實驗，可以用鴛鴦蝴蝶派的舊詞，可以隨時修改人物名字，最重要的是，可以隨時觸摸到讀者。
金宇澄比方這種狀態，等於“一個小孩子當街翻跟頭，周圍越有人叫好，孩子就翻得越來勁，這是一種寫作激勵，天天寫，天天得到認同與疑問。” 這形式吸引他進入，吸引他放下長期職業編輯的狀態，最大化輸出自身的所有能量。讀者的即時反饋，讓他投入更多的熱情與警覺，讓他知道閱讀的各種角度，發現讀者中臥虎藏龍。“長篇寫作，一般是孤獨面壁數載，成稿後也是一對一的孤獨關係，編輯給一個千字意見，已算認真。而網上始終是眾聲喧譁，天天有各種觀感，所以，我這樣的寫作，極為奢侈。”金宇澄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網友日日催促，作者熱情也日益高漲，不吐不快、甚至到寢食難安的程度，必須每天保持更新。一次他去外地出差，電腦故障，天矇矇亮只能找到一個網吧去寫，這是他每天的寫作時間。
金宇澄對《中國新聞週刊》感慨：“我原來一直特佩服民國時代的連載作者，天天寫了就發，其實習慣以後，是不難的，因為你已經時時刻刻在考慮想表達的內容，這也是我們已經遺忘的文學傳統，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都是每天寫一節就發。魯迅《阿Q正傳》也是這樣的連載，這方式讓你更有寫作熱情，也更警惕，對讀者更瞭解，等於你如果每天要直播，內心就更冷靜，考慮也更多，更有想法。如果決定這樣做的話，你經常就是超常發揮，無所畏懼。”
《收穫》主編程永新和金宇澄是老同事，三十年來在一個大院裡上班。得知長期擱筆的老金，不聲不響寫出這麼一個大部頭，決定配發兩篇評論，予以同期刊發，這在《收穫》歷史上是首次。發表以後，程永新第一時間就收到不少作家微信，找他聊《繁花》。再以後，《繁花》成了口口相傳的熱門書，甚至娛樂圈小鮮肉在“丟書大作戰”中丟《繁花》，立刻被贊有文化。
也因此，金宇澄被人們認為是小說界的“潛伏者”，他的總結，是長期的編輯經驗，修正了他的寫作路徑，“小說家看得最多的是名著，編輯看最多的是稿件。因此我更多瞭解當下的寫作狀態，什麼樣式可以不寫了，什麼可以寫，哪一種形式和內容是少見的，如何顯示個性。”
“《繁花》並不是提倡滬語寫作，假如大家都已經這樣寫，肯定沒這本小說。”金宇澄說。他認為《繁花》的特色，是脫離了普通話北方語系的寫作，從頭到尾用蘇州口音的上海話，因為金宇澄父親是蘇州人，這種上海話更雅緻些，“崑曲就是蘇崑，是蘇州話的說唱，言詞文雅，特別通文”。
此外就是少見的“話本”樣式，完全區別於常規的西化小說面貌，“這我知道沒人去做，從頭到尾讓一個人說了張三慢慢拉出李四，讓一個人複述很多雜七雜八人說的話，話中有話，綿綿不斷，是我一直喜歡的中國味道，完全和西式小說不一樣。揚州評話名家王少棠先生，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因此整部《繁花》的狀態就是：一個評話先生在說，永遠不停地說。
上海主持人曹可凡說，《繁花》不好朗讀，用普通話朗誦怪怪的，純用上海話讀也拗口。金宇澄覺得這就對了，這是一本“可以在心裡發聲”的書。
《繁花》用改良滬語，是他精心修訂的策略，將過於地方化的字詞如“儂”完全刪去，使得《繁花》沒有第二人稱，讀者卻很難發覺，保留上海韻味和短句式，保持一種閱讀普適性，目標是讓北方語系的讀者能看懂。
金宇澄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受了改編電視劇、電影的影響，“作者通常會更重視故事的完整性，而不是文本、語言的特徵個性。”對於影視的改編，後者會完全被抹去，“但是小說最重要的，始終是語言，不是內容，你拿起一本小說，首先看的就是語言的狀態，語言有沒有個性是第一時間的感受，而故事要等讀完才瞭解。”他提到周作人譯的《枕草子》特別有個性，而林文月的同題翻譯“很嚇人”，這都是語言的作用。
“或許還是跟我當編輯有關，編輯這一行的，做夢都是在想哪一天可以忽然收到一篇語言特好的稿子，讀三句就著迷。” 金宇澄說。
跨界
從一定意義上說，金宇澄更注重形式，不僅體現在文本和語言，也體現在生活方方面面，在朋友眼中，他懂生活，懂審美。
朋友毛尖說，“很久以前跟金爺吃飯，第一印象這就是上海老克臘。”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金爺在紐約購物，凡自己提溜回來的東西，到家就嫌棄了。跟著金爺一起買的，回來後人人誇。
如今，金宇澄畫的插圖，也成了招牌，筆觸細膩，富有言外之意，跟金氏小說一樣，打上了濃厚的個性標籤。
他畫的範圍，還原熟識的生活，上海、東北；弄堂房子、麥田、連綿如波的屋脊，他畫了上海最大舊貨商場、國泰電影院；各種手工示意圖、城市版圖、街景變遷圖野⋯⋯他筆下的畫，常常有奇情。高樓之上，伸出一隻翻雲覆雨手；靜安寺安靜地蹲在一個簸箕裡；麥田裡低頭的向日葵，使他聯想到低垂的照明燈頸，乾脆給畫中的每個人，都安上一頂向日葵燈帽。金宇澄覺得，
“一幅畫，可以讓人看到時動一下腦筋。”和《繁花》的緣起相似，金宇澄的畫是玩出來的，是不經意間超常發揮。開初只是在打印過的A4紙背面，用普通圓珠筆塗鴉。《收穫》副主編鐘紅明看了他為《繁花》繪製的街道示意圖，建議他出書時自畫插圖。就此他畫了《繁花》20圖，《洗牌年代》27圖，一發不可收。此次為新出的《輕寒》《碗》《方島》，畫了書封和自畫像以及近30幅插圖。
金宇澄說，他以前讀到的東西方小說，都有插圖，“文學和插圖是緊密相連的，而如今很少有這出版意識了。但我仍然認為，這是有意思的事。另外是讀者買你的書，作為作者，應該盡其所能。”每次出版，他會為每幅插圖編號，附註，來回修改多次，細緻講究，一如他修訂《繁花》不厭其煩，已然是一種本能。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可看見手繪封面的各種設計稿，交出版社的蠅頭小字逐條標註對封面構圖、色調，字體顏色、大小、位置、文案種種細節。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金宇澄說，也許，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他曾經陪老父親到上海龍華機場老機庫，去認領家中曾經被抄的書的經歷。巨大的倉庫內，幾乎是書籍墳墓，滿目狼藉，滿地碎紙，來人都找不到自己的書。父親心痛之際，見一個小青年將整函線裝書隨便拆散，邊走邊扔，不由出言阻止。或許幾十萬破書的“流離失所”給金宇澄留下深刻印象，他覺得，書，應該有它最完美的顏值。
“八卦”
金宇澄並不認同“宏大敘事”。他曾說“細節是細微的時代史”。無論小說、散文都從細微的日常入手。金宇澄覺得“作家的位置在改變，托爾斯泰時代過於閉塞，讀者都在茫茫黑夜中，無比需要聽一個巨人說話。而今是信息爆炸時代，碎片化閱讀時代，作者還站在高高神壇上是可笑的，也因為讀者的臥虎藏龍，讀者比作者更懂文學。”
“智者是非常少的，上帝是非常少的。上帝已死，個人的範圍都那麼窄，誰能看清亞馬遜森林裡到底有多少動物？我特別不信全知視角、高高在上的姿態，個人能理解什麼，寫你熟悉的內容就夠了。我除此以外什麼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人物心理，我活到60歲了，連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都沒搞清楚，包括我怎麼來批判，我們一般意義的批判還少嗎？”
金宇澄願意放棄“內心層面的幽冥”，保持“不響”，讓人物自己七嘴八舌，各有各的主張，他認為這才是真實的世界。
“文學就是記錄生活細部，記錄人物的關係。看《金瓶梅》是看當時的人怎麼相處，怎麼吃飯睡覺，怎麼吵架罵人。如果沒有這本書，我們不知道明代的生活現場，文學起的是這個作用。”國人愛在飯局上說話，多少膾炙人口的立場和圖畫，誕生於流水席，然後消散於無聲。他常常設想，如果有人用錄音，選一百個飯店，每晚開錄三個小時，請小說家整理出來，就是鉅著。
或許在某種意義上，金宇澄就是錄音的人，他發現飯局上每人的言談，都進入一種創作狀態，才能講出有意思的內容。“從古到今，人都這麼生活，這麼愛聽愛講，這才是人性的特點。包括八卦。如果沒有八卦，社會將是鐵板一塊，八卦是潤滑劑。中國傳統最漂亮的小說、筆記體都是八卦。” 他感興趣的是“不太有人注意的人群”，《繁花》避開知識分子，其實是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小市民，“《圍城》寫了小市民生活，還是知識分子？” 他反問。
行文不斷納入縱橫的比較，冷靜剖析幾代人的狀態，表現人與人永遠的不同，記憶與經驗，時代帶有的雜質，沉澱之後，花開花落，是金宇澄寫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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