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人講過，國家不幸詩家幸，雖殘酷但有理。混亂年代裡，一切被打破，不尋常會變成尋常，個體與時代的錯亂恰巧成為文人寫作的重要素材。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有這麼一段混亂年代，即八年抗戰期間。當時，國民政府遷往大後方重慶，一起西遷的還有普通老百姓和流離失所的文人們，這當中也包括了沈從文。
許鞍華的電影《黃金時代》便展現了這段艱難的文人西遷之旅，她著眼於戰爭給個人帶來的傷痛，而親身經歷者沈從文的散文裡寫的卻是不受戰爭干涉的日常生活。
他寫戰爭年代普通婦人與屠夫的嬉笑打罵，寫父親對兒子前程所抱有的天真幻想，寫學生汲汲於商科，實際主義在社會蔓延。沈從文展示的是普通人的生活，這種普通的生活彷彿具有一種恆定性，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脫於戰爭之外。對待這種不受戰爭影響的日常，沈從文的態度也頗為複雜。
1938年，沈從文在昆明
昆明冬景
新居移上了高處，名叫北門坡，從小曬臺上可望見北門門樓上“望京樓”的匾額。上面常有武裝同志向下望，過路人馬多，可減去不少寂寞!住屋前面是個大敞坪，敞坪一角有雜樹一林。尤加利樹瘦而長，翠色帶銀的葉子，在微風中蕩搖，如一面一面絲綢旗幟，被某種力量裹成一束，想展開，無形中受著某種束縛，無從展開。
一拍手，就常常可見圓頭長尾的松鼠，在樹枝間驚竄跳躍。這些小生物又如把本身當成一個球，拋來拋去，儼然在這種拋擲中，能夠得到一種快樂，一種從行為中證實生命存在的快樂。
敞坪中婦人孩子雖多，對這件事卻似乎都把它看得十分平常，從不曾有誰將頭抬起來看看。昆明地方到處是松鼠。許多人對於這小小生物的知識，不過是捉把來賣給“上海人”，值“中央票子”兩毛錢到一塊錢罷了。站在曬臺上的那個人，就正是被本地人稱為“上海人”，花用中央票子，來昆明租房子住家工作過日子的。
昆明冬景
一個賣牛羊肉的，扛了方木架子，帶著官秤，方形的斧頭，雪亮的牛耳尖刀，來到敞坪中，擱下找尋主顧時。婦女們多放下工作，來到肉架邊，討價還錢。
照例婦人們在集群中向羊屠戶連嚷帶笑，加上各種“神明在上，報應分明”的誓語，這一個證明實在賠了本，那一個證明買下它家用的秤並不大，好好歹歹弄成了交易，過了秤，數了錢，得錢的走路，得肉的進屋裡去，把肉掛在懸空鉤子上。
“骨頭太多了，不要這個腿上大骨頭。”“嫂子，沒有骨頭怎麼走路?”“曲蟮有不有骨頭?”“你吃曲蟮?”
“哎喲，菩薩。”“菩薩是泥的木的，不是骨頭做成的。”“你毀佛罵佛，死後會入三十三層地獄，磨石碾你，大火燒你，餓鬼咬你。” “活下來做屠戶，殺羊殺豬，給你們善男信女吃，做賠本生意，死後我會坐在蓮花上，只往上飛，飛到西天一個池塘裡，洗個大澡，把一身罪過，一身羊臊血腥氣，洗得個乾乾淨淨!”
“西天是你們屠戶去的?做夢!”
“好，我不去讓你們去。我們都不去了，怕你們到那地方肉吃不成!你們都不吃肉，吃長齋，將來西天住不了，急壞了佛爺，還會罵我們做屠戶的，不會做生意。一輩子做賠本生意，不落得人的罵名，還落個佛的罵名。你不要我拿走。”
“你拿走好!肉臭了看你餵狗吃。”
“臭了我就餵狗吃，不很臭，我把人吃。紅燜好了請人吃，還另加三碗燒酒，怕不有人叫我做伯伯、舅舅、幹老子。許我每天念《蓮花經》一千遍，等我死後坐朵方桌大金蓮花到西天去!”
“送你到地獄裡去，投胎變一隻蛤蟆，日夜嘩嘩呱呱叫。”
“我不上西天，不入地獄。忠賢區區長告我說，姓曾的，你不用賣肉了吧，你住忠賢區第八保，昨天抽壯丁抽中了你，不用說什麼，到湖南打仗去。你個子長，穿上軍服排隊走在最前頭，多威武!我說好，什麼時候要我去，我就去。我怕無常鬼，日本鬼子我不怕。派定了我，要我姓曾的去，我一定去。”
“××××××××”
“我去打仗，保衛武漢三鎮。我會打槍，我親哥子是機關槍隊長!他肩章上有三顆星，三道銀邊!我一去就要當班長，打個勝仗，我就升排長。打到北平去，趕一群綿羊回雲南來做生意，真正 做一趟賠本生意!”
接著便又是這個羊屠戶和幾個婦人各種賭咒的話語。坪中一切寂靜。遠處什麼地方有軍隊集合下操場的喇叭聲音，在潤溼空氣中 振盪。靜中有動。他心想:
“武漢已陷落三個月了。”
電影《黃金時代》中流離武漢的蕭紅
戴著小小銅項鈴的瘦馬，馱著糞桶過去了。
一個猴子似的瘦臉嘴人物，從某人家小小黑門邊探出頭來，“娃娃，娃娃”，見景生情，接著他自言自語說道:“你哪裡去了?吃屎去了?”娃娃年紀已經八歲，上了學校，可是學校因疏散卻下了鄉，無學校可上，只好終日在敞坪裡煤堆上玩。“煤是哪裡來的?”“從地下挖來的。”“作什麼用?”“可以燒火。”娃娃知道的同一些專門家知道的相差並不很遠。
那個上海人心想:“你這孩子，將來若可以升學，無妨入礦冶系。因為你已經知道煤炭的出處和用途。好些人就因那麼一點知識，被人稱為專家，活得很有意義!”
娃娃的父親，在兒子未來發展上，卻老做夢，以為長大了應當作設治局長，督辦，——照本地規矩，當這些差事很容易發財。發了財，買下對門某家那棟房子。上海人越來越多了，到處有人租房子，肯出大價錢，押租又多。放三分利，利上加利，三年一個轉。想象因之而豐富異常。
做這種天真無邪的好夢的人恐怕正多著。這恰好是一個地方安定與繁榮的基礎。
提起這個會令人覺得痛苦，是不是?不提也好。
因為你若愛上了一片藍天，一片土地，和一群忠厚老實人，你一定將不由自主的嚷:“這不成!這不成!天不辜負你們這群人，你們不應當自棄，不應當!得好好的來想辦法!你們應當得到的還要多，能夠得到的還要多!”
於是必有人問:“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在罵誰?教訓誰?想煽動誰?用意何居?”
問的你莫名其妙，不特對於他的意思不明白，便是你自己本來意思，也會弄糊塗的。話不接頭，兩無是處。你愛“人類”，他怕“變動”。你“熱心”，他“多心”。
“美”字筆畫並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認識。“愛”字雖人人認識，可是真懂得它意義的人卻很少。
廿八年（1939年）二月六日載香港《大公報•文藝》
雲南看雲
雲南因雲而得名，可是外省人到了雲南一年半載後，一定會和本地人差不多，對於雲南的雲，除卻只能從它變化上得到一點晴雨知識，就再也不會單純的來欣賞它的美麗了。看過盧錫麟先生的攝影后，必有許多人方儼然重新覺醒，明白自己是生在雲南，或住在雲南。雲南特點之一，就是天上的雲變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時候，雲的顏色，雲的形狀，雲的風度，實在動人。
雲南的雲
雲南的雲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長年的熱風，兩種原料經過一種神奇的手續完成的。色調出奇的單純。唯其單純反而見出偉大。尤以天時晴明的黃昏前後，光景異常動人。完全是水墨畫，筆調超脫而大膽。
在這美麗天空下，人事方面，我們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論文，不通的演講，小巧的雜感，此外似乎到處就只碰到“法幣”。商人和銀行辦事人直接為法幣而忙。教授學生也間接為法幣而忙。
最可悲的現象，實無過於大學校的商學院，每到註冊上課時，照例人數必最多。這些人其所以習經濟、習會計，都可說對於生命毫無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畢業後入銀行作事。“熙熙攘攘，皆為利往，擠擠挨挨，皆為利來，利之所在，群集若蛆。”社會研究所的專家，機會一來即向銀行跑。習圖書館的，弄考古的，學外國文學的，因為親戚、朋友、同鄉......種種機會，又都擠進銀行或相近金融機關做辦事員。
大部分優秀腦子，都給真正的法幣和抽象的法幣弄得昏昏的，失去了應有的靈敏與彈性，以及對於“生命”較高的認識。其餘無知識的腦子，成天打算些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雲南的雲即或再美麗一點，對於多數人還似乎毫無意義可言的。
近兩個月來，本市在連續的警報中，城中二十萬市民，無一不早早的就跑到郊外去，向天空把一個頸脖昂酸，無一人不看到過幾片天空飄動的浮雲，仰望結果，不過增加了許多人對於財富得失的憂心罷了。“我的越幣下落了”，“我的汽油上漲了”，“我的事業這一年發了五十萬財”，“我從公家賺了八萬三”，這還是就僅有十幾個熟人中說說的。
此外說不定還有個把教授之流，終日除玩牌外無其他娛樂，會想到前一晚上玩麻雀牌輸贏事情，聊以解嘲似的自言自語:“我輸牌不輸理。”這種教授先生當然是不輸理的，在警報解除以後，還不妨跑到老同學住處去，再玩個八圈，證明一下輸的究竟是什麼。一個人若樂意在地下爬，以為是活下來最好的姿勢，他人勸說站起來走，或更盼望他挺起背梁來做個人，當然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電影《明月幾時有》中的流亡文人
就在這麼一個社會一種情形中，盧先生卻來展覽他在雲南的照相，告給我們雲南法幣以外還有些什麼。即以天空的雲彩言，色彩單純的雲有多健美，多飄逸，多溫柔，多崇高!換言之，就是雲南的雲即或不能直接教育人，還可望由一個藝術家的心與手，間接來教育人。
盧先生照相的興趣，似乎就在介紹這種美麗感印給多數人，所以作品中對於雲物的題材，處理得特別好。每一幅雲都有一種不同的性情，流動的美。不纖巧，不做作，不過分修飾，一任自然，心手相印，表現得素樸而親切。可是得到“讚美”不是藝術家最終的目的，應當還有一點更深的意義。
我意思是如果一種可怕的實際主義，正在這個社會各組織各階層間普遍流行，腐蝕我們多數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時把每一個人都有形無形市儈化。社會中優秀分子一部分，所夢想，所希望，也都只是餬口混日子了事，毫無一種較高的情感，更缺少用這情感去追求一個美麗而偉大的道德原則的勇氣時，我們這個民族應當怎麼辦?
若大學生讀書目的，不是站在櫃檯邊作行員，就是坐在公事房作辦事員，腦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飯吃就算有了出路。甚至於做政論的，作講演的，寫不高明諷刺文的，習理工的，玩玩文學充文化人的，辦黨的，信教的，......出路也都是隻顧眼前。大眾眼前固然都有了出路，這個國家的明天，是不是還有希望可言?
我們如真能夠像盧先生那麼靜觀默會天空的雲彩，雲物的美麗，也許會慢慢的陶冶我們，啟發我們，改造我們，使我們習慣於向遠景凝眸，不敢墮落，不甘心墮落。我以為這才像是一個藝術家最後的目的。正因為這個民族是在求發展，求生存，戰爭已經三年。戰爭雖敗北，不氣餒，雖死亡萬千人民，犧牲無數財富，仍不以為意，就為的是這戰爭背後還有個莊嚴偉大的理想，使我們對於憂患之來，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我們其所以能忍受，不特是我們要發展，要生存，還要為後來者設想，使他們活在這片土地上，更好一點，更像人一點!我們責任那麼嚴重而且又那麼困難，所以不特多數知識分子必然要有一個較堅樸的人生觀，拉之向上，推之向前，就是做生意的，也少不了需要那麼一份知識，方能夠把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放在同一目標上，分道並進，異途同歸!
舉一個淺近的例來說說:我們的眼光注意到“出路”“賺錢”以外，若還能夠估量到在滇越鐵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蜮成性陰險狡詐的木屐兒，圓睜兩隻鼠眼，安排種種巧計陰謀，在武力與武器無作用地點，預備把劣貨傾銷到昆明來，且把推銷劣貨的責任，派給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時，就知道學習注意遠處，實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照相必選擇地點，取準角度，方可望有較好成就。
做人何嘗不是一樣。明分際，識大體，“有所不為”，敵人雖花樣再多，劣貨在有經驗商家的眼中，總依然看得出。取捨之間是極容易的。若只圖發財，見利忘義，“無所不為”，日本貨變成國貨，改頭換面，不過是反手間事!劣貨推銷僅僅是若干有形事件中之一種。此外各層知識階級中不爭氣處，所作所為，實有更甚於此者。
所以我覺得盧先生的攝影，不僅僅是給人看看，還應當給人深思。
原載1940年12月《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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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沈從文散文》，沈從文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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