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於北京時間10月8日17時55分在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 Romer）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經濟學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資源。自然要素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條件，而我們的知識將決定我們如何解決這些約束問題。今年，諾德豪斯和羅默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通過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和知識的互相聯動，拓寬了經濟學分析的範圍。
關於諾貝爾經濟學獎
保羅·羅默（Paul M. Romer）
關於技術變化：羅默的研究顯示了知識將如何成為驅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當年增長率在數十年間都能保持一定增長率的時候，“知識”這個要素將改變人們的生活。
過去的宏觀經濟研究強調了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是並沒有理論模擬經濟決策和市場條件將如何決定新技術的創造。而羅默則通過展示經濟力量如何支配公司在創新創造上的意願，解決了這一問題。
羅默在1990年就發佈了這一成果，成為了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該理論既是概念性的又是實用的，因為它解釋了同一種創新想法對不同商品的意義是不同的，並且將理念變為實踐的過程，需要市場提供相對應的具體條件。羅默的理論有為促進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繁榮的法規和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研究。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關於氣候變化：諾德豪斯的研究結果涉及社會和自然的相互影響。上世紀7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越來越擔心化石燃料的使用將會導致氣候變暖，諾德豪斯正是在那時開始研究這一議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首創了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即描述全局的定量模型經濟與氣候之間的相互作用。
該模型整合了理論和來自物理、化學和經濟學的實證結果。諾德豪斯的模型如今已廣泛傳播並用於模擬經濟和氣候共同發展。它可以用於測試例如碳稅等相關氣候政策干預經濟的後果。
羅默和諾德豪斯的貢獻集中於方法論，他們的研究為經濟學提供了日後研究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因與果的基本視角。儘管這兩位獲獎者無法對問題給出確鑿的答案，但他們的發現讓我們離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另據瞭解，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唯一一個不是根據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願設立的獎項，而是瑞典國家銀行在成立300週年之際，為紀念化學家諾貝爾而設立的獎項，全稱為“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1969年第一次頒獎以來，截至2017年，49屆裡共有79人獲獎。平均年齡為67歲。最年輕的得主是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1972年獲獎時他51歲;最年長的得主是2007年獲獎的里奧尼德·赫維茨，獲獎時已90歲。
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拉格納·弗裡希（Ragnar Frisch）與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以表彰他們在計量經濟學領域特別是在“發展和應用動態模式於經濟過程分析”中的貢獻。而簡·丁伯根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於1973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儘管成功整合進了諾貝爾獎的評選體系裡，但諾貝爾經濟學獎爭議輩出。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四名獲獎人，皆曾經呼籲廢除此獎。哈耶克領獎時表示，倘若當年徵詢他的意見，肯定不建議設獎。199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機構呼籲瑞典皇家科學院廢除經濟學獎。2001年，諾貝爾家族成員在《瑞典日報》上發表公開信，批評諾貝爾經濟學獎，認為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降低了諾貝爾獎的格調。
2018年諾貝爾獎只頒發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和平和經濟學五個獎項，文學獎推遲頒發，替代方案為“計劃於2019年頒發”。
日本人又榮獲諾貝爾獎了
瑞典作為一個斯堪維納半島的北歐國家，對於大多數亞洲人來說，顯得陌生。但是當你提到“諾貝爾”或“諾貝爾獎”，幾乎無人不知。可以說，“諾貝爾獎”已經成了世界各地的人瞭解瑞典的一個窗口。
更重要的是，諾貝爾獎評選的是頂級的科學、文學成就與和平貢獻，所以，圍繞著評選，瑞典和挪威政府、皇家，還有參與評選的高校、科研機構、學者，一直處於這些領域的最前沿，與世界各地平行機構進行著密切的溝通。
截止2017年，美國有371名諾獎得主，人數位列世界第一，每百萬人有1.139個獲獎者。
同時，日本已經超過了德國、英國、法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諾獎大戶”。今年，來自美國的James P.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因發現抑制負向免疫調節的“新型癌症療法”，榮獲201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
實際上，從2001到2018年這短短十幾年間，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個諾獎。剛剛獲獎的本庶佑，已經是第27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那麼，作為近鄰，日本有啥秘訣嗎？這或許要從日本對待科研的態度說起了。
有報道稱，1898年，日本兒童入學率達到了97%，到1910年左右，日本已經完全普及義務教育了。
提升國民整體受教育程度後，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還提出“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學研究。
後來，雖然遭遇經濟停止時期，整個國家處於低迷狀態，但日本在科技等領域的預算不降反升，從2005—2015年，日本這10年的科研經費，平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明顯高於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
2013年時，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投入高達3.8%，已經位列全球第一了。
在充足科研經費的保障下，日本科學家們的待遇也相當好。根據規定，學士院院士為150人，一旦成了其中會員，享受終身制待遇。除了自身大學教授、科研機構工作人員等職業收入外，這裡的院士每年還會以“準公務員”的身份，領取固定工資和補助。
日本文部科學省曾經公佈了2015年日本學士院財務報告，其中顯示，共為院士們發放總工資高達3.34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000多萬），差旅等補助經費4.36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633萬）。
不僅如此，為了保證院士們不受經濟的桎梏，日本各大企業紛紛拿出鉅額資金，設立“朝日獎”“日本國際獎”“花王獎”等科學獎項，讓科學家們源源不斷地獲得研究經費。除了這些收入以外，有的院士還擔任了大學教授的職位，這一筆一筆的工資發下來，不得不說，令人豔羨啊。
另外，日本權威的“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曾做過的一項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的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得分83.5分，職業威望僅次於並列第一的法官、律師，社會地位可見一斑。就連日元上，也是不印天皇，不印首相，印的全都是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這類人。
這樣尊師重教的大環境，為日本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時，日本大學更注重學生的研究能力培養，學風開明、自由，不唯某幾所高校為尊，相反的是，每個學校都有獨特的底蘊和優勢。
這不，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Shuji Nakamura（中村修二），雖然讀的是排名不咋滴的德島大學，但完全沒影響人家能力的發揮，帶著對知識的敬畏與探索，照樣走在了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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