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一轉語氣說，有一些同志以種種口實輕視甚至阻撓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應當從理論上闡明這項工作的正義性與必要性,搞出一個寫作方案來；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有人問：“文章可寫多長？”耀邦說：“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響。我與胡績偉同志說好了，《人民日報》的一個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塊頭就多大。”
胡耀邦
本文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戴煌著，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出版
一天下午，他把黨校文史教研室從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識分子楊逢春，請到自己辦公兼宿舍的那座兩層的灰磚小樓，對他說：
“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過究竟寫啥？”楊逢春說。
“是有關幹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對幹部工作情況不甚了了。”
“這不成問題，我可以給你介紹情況；如有困難，還可以找兩位同志幫助你。”
“那好，我盡力而為。”
此後耀邦抽空與楊逢春、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葉楊、陳中，以及《人民日報》的幾位同志，聊了整整兩個半天，講了全國政治形勢和落實幹部政策的重要和緊迫。
耀邦說：這二十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有時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長制；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一些壞人從中撥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後遇到的一次長時期的深刻危機。粉碎了“四人幫”，本來有了徹底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態的極有利的條件，以全面恢復黨的“八大”確立的正確政治路線。很可惜，沒有迅速利用這個大好轉機。現在，黨內很多同志都急於要求利用這個好轉機；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轉，還需要一個過程。對這樣一個過程，雖不能操之過急，必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鬆鬆垮垮，得抓緊。耀邦突然問：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說從十年浩劫一開始，他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建議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這個問題。他說今後在黨校，要真正地廣開言路，真正地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還要加上一條：不裝袋子！切切不可動不動就把一些道聽途說或誣衊陷害人的材料，裝進一個同志的檔案袋！”他回憶起在延安擔任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時的生活景象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的黨集中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國民黨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黨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轉危為安，最終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國後，又湧進了更多的優秀人才，所以在三年過渡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痴”；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這樣的社會——耀邦說，還能談得上什麼突飛猛進？這二十多年在經濟上，為什麼我們會落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後面，甚至連臺灣、香港都趕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惡的界限搞混了，與我們原來的宗旨背道而馳。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就是因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訴之於神”嘛！這是顧炎武說的。做夢也沒想到，我們立志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
所以，耀邦說：現在要真正地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只有這樣，才能把數以千百萬計的被迫害的幹部解救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生氣勃勃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才能把我們白白失掉的時間補回來。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可是，耀邦一轉語氣說，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同志並不這樣看。他們以種種口實輕視甚至阻撓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應當從理論上闡明這項工作的正義性與必要性。你們可以組成一個班子，搞出一個寫作方案來；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寫作過程中如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來找我，不必讓秘書安排時間。
有人問：“文章可寫多長？”
耀邦說：“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響。我與胡績偉同志說好了，《人民日報》的一個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塊頭就多大。”
“多長時間拿出來？”
“在力求準確完善的前提下，當然快一點好。因為千百萬同志和他們的數以億計的親屬，都在眼巴巴地望著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確的指點，文章的寫作進展相當快。耀邦首肯了楊逢春、葉楊、陳中的寫作提綱後，不到一個星期，就拿到了初稿，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後來《人民日報》的同志也參與了修改，前前後後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卻讓先放著，等待合適的時候再發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動。他說，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積極籌備中；應該期待原來強調“兩個凡是”的同志，在這次代表大會之後，能夠接受黨心為上、民心為上的觀念而改變原來的態度，和全黨多數同志一起，化解人們心目中縱橫綿亙於中國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閉幕的“十一大”，雖然取得了恢復鄧小平一切領導職務的重大進展，但在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這個頭等重要的問題上，卻使人們很失望。華國鋒面對代表著當時三千五百多萬黨員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儘管也說了“幹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卻隻字不提“平反冤假錯案”，只說“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由此人們不禁議論紛紛。有人說：那麼“文革”中不是“四人幫”的誣衊不實之詞，“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誣衊不實之詞，等等，難道就應該永遠被供著嗎？
這時，耀邦才感到，發表那篇文章的時機已經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幫”的一週年，《人民日報》以整整一個版面篇幅全文刊發。
廣大讀者看得出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說：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特別重要的就是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因為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被“四人幫”們摧殘破壞殆盡。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他們打擊迫害革命幹部比其他機會主義路線頭子更兇惡、更瘋狂、更狡猾。他們大搞法西斯專政，對革命幹部進行誣衊、造謠、栽贓、陷害，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在幹部問題上的一整套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謬論和種種倒行逆施，流毒深廣，危害極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別是有些做幹部工作的同志，由於受“四人幫”流毒的影響，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線覺悟、有工作能力的幹部還沒有分配工作，許多受審查的幹部還沒有做出正確的結論，一些混進幹部隊伍的壞人還沒有處理。這些都說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仍然是一項嚴重的戰鬥任務。一切共產黨員、革命幹部，都應該積極地站到揭批“四人幫”鬥爭的最前列，堅決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絕不能採取庸俗的自由主義態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驚！一月之內，《人民日報》就收到一萬多封信件和電報，文章作者兩個月收到的可裝兩麻袋。這些來信來電者對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與擁護。有的說：“深受感動，說出了千百萬幹部的心意”；有的說：“溫暖了許多同志的心”；有人則“希望繼續大造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輿論，推動各有關單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說：“聽了廣播，高呼‘共產黨萬歲’！決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錯案上。”也有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在長篇電報上說：“我們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邊聽廣播邊流淚。認為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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