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證券交易所。（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10月4日《南方週末》）
新財富評選的一個重大意義，就在於將分析師與手握重金的機構投資者用共同利益捆綁，具體方式是將新財富評選結果與機構的交易佣金分配製度掛鉤。
真正掌握話語權的是少數買方機構，新財富變成了一場少數人的遊戲。
券商們最大的“名利場”突然消失了。
2018年9月21日下午，誕生於2003年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宣佈停選。早些時候，中國證券業協會刊登了30家券商退出該項評選的聲明。
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原是證券行業規模以及影響力最大的評選活動，起初由《新財富》雜誌主辦，隸屬深交所。兩年前，深交所將其股權轉賣給民營企業後，停辦的傳聞就不時甚囂塵上。
對於新財富評選的功與過，業內眾說紛紜。支持者認為，新財富評選能夠讓所有分析師及其團隊的推薦與評級處於公眾的監督之下，對於完善和健全中國分析師制度，增加分析師行業透明度，杜絕分析師“黑嘴”和“莊託”現象有著積極作用。
但由於缺乏統一標準的評選方式，新財富評選的公正性又始終受到質疑。尤其在面對當選後的巨大利益時，分析師們容易與投資機構、上市公司形成合謀，想要保持獨立客觀的研究立場並不容易。
被中斷的“高考”
秦明最近失眠了。因為新財富停選，他三年的努力“打了水漂”。秦明供職於一家中型券商研究所，其團隊曾數次上榜新財富行業評選。
三年前，秦明從一家金融機構跳槽到當前供職的券商，起薪30萬，和原先職位的差距並不大，但吸引他的是職業上升通道，也就是每年11月揭榜的新財富評選。一旦上榜，用他的話形容，“這是普通年輕人實現財富自由、走上人生巔峰最快的路徑。”
如果用行話說，在A股市場只有三種分析師：新財富第一名、新財富上榜、新財富未上榜。
秦明表示，這是每一個券商分析師都想跨過的三道坎。“應屆研究員的年薪是10萬—20萬，資深分析師是30萬—50萬，新財富上榜的至少能有100萬，如果拿到第一，五六百萬起薪也有可能，還不包括佣金提成。”
跳槽、漲薪，甚至千萬收入，正是新財富評選讓所有分析師趨之若鶩的直接原因。
券商分析師的工資、獎金、聲望幾乎都與新財富掛鉤。普通分析師的底薪差距不太大，但若拿了新財富名次，不僅基本薪資迅速漲到百萬級別，名氣提升還會帶動公司和研究所的佣金收入，隨之個人拿到的獎金和佣金提成也會更高。
更重要的是，新財富為分析師們提供了向供職單位談判的“籌碼”，如果沒有高薪留任，分析師完全有可能“用腳投票”。
此前因寫出《新5%比舊8%好》《5000點不是夢》等報告而聞名業內的國泰君安前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就是在2015年獲得新財富首席宏觀分析師後，於第二年跳槽至方正證券，並以1500萬年薪在2017年加盟恆大集團，一時轟動整個行業。
每年的7、8月，也就是新財富評選開始公開徵集候選人和投票人的時候，分析師們由此進入工作旺季。此後三個多月，他們除了要跟進上市公司年中報告、撰寫常規報告，路演、調研，和投資機構、上市公司的聯絡更是馬不停蹄。因為投資機構擁有新財富評選的投票權。
秦明記得2018年最忙的一週裡，他飛了5個城市，平均每天參加4場路演，兩頓飯的時間都在和上市公司或者投資人聚餐。
“這段時間，所有分析師都打足了‘雞血’，你要向投資人展示你一年的成果，不斷向他們強調你的價值，為他們掙了多少錢、提供了多少服務。”這一過程也被業內稱為“拜票”，請客、喝酒自不用說，最好還能帶上一兩隻短期內能上漲的股票推薦給對方。
秦明自嘲，自己的體重和脫髮情況均以新財富為週期波動變化。每年新財富評選季來臨，他的體重就開始飆升，“85後”的他脂肪肝數據已然超標。他說，分析師的職業壽命不長，五年基本就算出師了，十年還能堅守一線研究的更少，這一行表面風光，實則太苦、太累，屬於高腦力、高體力的活兒，吃的就是青春飯。
然而，新財富評選消失了。
新財富決定停選的那一天，秦明還在外地路演。此前他曾聽到風聲說新財富可能停辦，但過去兩年這樣的消息屢次傳出，最後被證實只是傳言，所以他仍在做積極籌備。但是接到主辦方手機短信的一刻，秦明心中“五味雜陳”。
沒有了新財富，意味著分析師們失去自我定價的標準，失去了向公司提出漲薪的議價能力。“新財富就像我們這群分析師的‘高考’，金榜題名意味著鯉魚躍龍門，現在它說停就停了，幾年的心血付諸東流不說，未來缺乏評價系統，研究所的人力成本那麼高，降薪、裁員都有可能。”秦明擔憂地說。
買方與賣方的糾葛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形容，賣方與買方的關係就像是諸葛亮和劉備。在資本市場中，諸葛亮是賣方分析師，劉備是買方投資者。前者像提供參考的謀士，後者是做出決定的將領。
但在實際情況中，券商成立的研究所本身不做投資，分析師們只負責生產報告，供機構投資者參考。新財富評選的一個重大意義，就在於將分析師與手握重金的機構投資者用共同利益捆綁，具體方式是將新財富評選結果與機構的交易佣金分配製度掛鉤。
對券商尤其是旗下研究所而言，機構投資者的分倉佣金是其最重要的盈利來源。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類似，都必須通過券商委託進行交易，並向其支付一定佣金。由於機構投資者的體量龐大，會將倉位分放於不同券商，由此形成了分倉佣金。
機構的倉位放在哪家券商，每家比例多少，都將直接決定券商的收入。而對於委託交易，各家的佣金額差異很小。有券商銷售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數字大概在萬分之八左右，那麼券商間爭奪客戶只能更多憑藉自己的“軟實力”——研究服務。
呂晗原先供職於一家保險資管，現任進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一直是券商口中的買方。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分析師主要有三大利益訴求。首要的是佣金，這關係到研究所的收入，尤其對一些自負盈虧的研究所而言；第二是新財富的投票，這關係到自己的收入和職業發展；第三是他的研究成果能夠得到市場認可。
買方在評價券商服務時，會採用所謂的“派點制”——讓機構內部人士給不同券商打分，以此決定券商的分倉及佣金比例。換言之，研究分析團隊服務越好、越受機構歡迎，派點就越高，收入自然也就更高。
這與新財富的評選模式相當一致，即按照買方投票為分析師打分，分析師越受歡迎，他的評選名次越高。也就是說券商只要參考新財富排名，就能大致弄清哪些分析師最受買方歡迎、能為自家券商帶來更多的佣金。
齊魯資管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於分析師的價值曾有過精闢描述，他認為分析師的價值和作用在於獨特的客戶關係和影響力。一個分析師在上市公司那裡能獲得比別人更多的信息，基金經理那裡他能贏得更多的信任，這是客戶關係。而比專家學者更知道投資者心理，更懂得把握時機發布自己的研究報告，甚至左右股價，是分析師的市場影響力。
對新財富獲獎分析師來說，這相當於一個“贏家通吃”的局面。一旦獲得市場知名度，分析師就能影響公司股價，進而與上市公司形成更緊密的關係，建立起獨家信源。而依靠獨家信源，又能夠讓機構投資人更為依賴分析師所提供的服務，進而為其所在研究所增加派點，又或者將新財富選票投給這位分析師。
“這本身是機構投資者對券商良好服務的回饋，反映在實際層面，就形成了新財富的投票機制。”呂晗解釋。
然而，伴隨分析師人數增長，賣方出現了研究過甚的現象。
呂晗感覺到，2010年後，新財富評選開始由比拼研究水平轉變為比拼研究加服務。由於優質的上市公司資源有限，各家分析師的信息渠道差異不大，形成了賣方分析師研究趨同的狀態。“研究過甚必然導致對公司過度跟蹤，無法挖掘出超額信息和超額收益，那麼這時候，券商只能通過服務來彌補研究的不足。”
轉向服務競爭，也成為了新財富評選遭人詬病的源頭。
行業此時出現了一類分析師，買方稱其為“包打聽”。這類分析師的長處不在其研究能力，而在於和上市公司的關係，能幫機構投資人問到內幕消息，諸如一家公司的實際業績是多少、重組計劃是什麼。
但有時機構投資人也會上當受騙。“‘包打聽’明明沒有這個能力，為了拿好處騙說自己問到了，等到事情敗露就推說是上市公司騙他，就跟‘碟中諜’一樣，防不勝防。”呂晗無奈地說。
和買方越發緊密的利益，有時也讓分析師淪為掩蓋上市公司真實經營情況的幫兇。尤其是在中報前後，為了討好買方、為自己拉票，一些分析師甚至會隱瞞機構重倉的上市公司股價下跌的真實原因，違心出具“買入、增持”的建議報告。
被扭曲的新財富
新財富的停擺實則早有端倪。
2018年9月初，證券業協會向券商下發了《關於加強對證券分析師參加有關評選活動管理的通知》（下稱通知），對分析師參加評選活動提出了八項要求，其中包括不得進行利益輸送、不得拉票、不得“曬牛股”等。
而上述拉票方式在新財富歷史上屢見不鮮。每到新財富評選季，分析師們大多如八仙過海。2018年新財富，有券商組織的“另類飯局”爆出不雅照片和視頻，不僅幾位當事人被取消了新財富評選資格、接受調查，還被視作券商集體退出新財富的直接導火索。
高善文指出，賣方分析師行業有“名利合一”的特點，為奪排名，不少分析師開始在“拉票”環節上猛烈用功，券商遇此也順水推舟，甚至傾力為之。他形容“每年媒體組織投票之際，賣方分析師拜票之激烈、拉關係走門路之喧囂、耍嗲賣呆之不堪，令人不忍形諸文字”。
根據新財富規定，評選採用券商推薦的方式，確定候選名單；採用評選投票方填寫評選問卷的投票方式，按一定權重將各方投票結果彙總產生具體獎項。
投票方均以機構為單位，公募基金、券商資產管理、信託公司、保險公司等買方機構都屬於投票方，各機構的投資總監、投資經理都擁有投票權。投票人被要求按照名次順序填寫心中排名前五的分析師，然後按照5、4、3、2、1的權重加總某位候選人的所有評分，得出他的評選總分。
但是，每一家機構手中的票數、權重又不一樣，這跟所處行業、業務規模都有關係。
以2014年的評選為例，一直是投票大戶的公募基金公司，被要求以近一年四次季報平均值為基礎。按這一規則，基金規模越大，其投票的權數就越多，這家機構對最終評選的影響力也就越大。
“新財富的評選非常複雜，不同機構間的權重比例時不時會有調整，也不會每年都公開。如果按照規模，也就是資金量來計算權重，是一種相對合理的票源分配方式。但是會造成‘頭部’效應，真正掌握話語權的是少數買方機構，新財富就變成了一場少數人的遊戲。”深圳某私募投資總監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
類似投票機制問題，顯示出新財富評選的某種導向性，對於像公募基金這樣的券商佣金收入“大頭”，新財富會提高他們的話語權。反過來這也導致分析師越發地依靠拉選票、講關係的方式贏得評選，而不是靠真正的研究實力取勝，因為他只需要“搞定”最大的那幾家機構就能保證贏得評選。
在上述投資總監看來，比起停辦，新財富最需要的是改革，解決上述問題的方式很簡單，在目前四千多個投票人的基礎上擴大票源即可，“如果投票人擴大到一萬人、兩萬人，那他們自然不會再去拉選票，因為選票太多拉不過來，反而能促使研究人員迴歸自己的業務本質。”
15年終落幕
《新財富》雜誌原本屬於深交所，早在新財富評選之前，深交所就開始組織對券商優秀論文的評選，屬於當時業內極少數的權威評選活動。
2000年，國內最大券商國泰君安合併後的第二年，李迅雷被任命為研究所所長，對研究所定位做了改革，將其功能由原來的對內服務延伸至對外輸出。
那一年，恰逢基金行業獲得大發展，基金公司成為了券商對外服務的首個嚐鮮者。
李迅雷曾撰文回憶，這種服務理念（的轉變）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不僅得不到支持，還在實施過程中遭受到了極大的阻力。“公司養了你們，應該多為公司服務！對基金服務，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在每年公司會議上，研究所都成為其他部門批評、指責的對象。隨著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的崛起，研究所的眾多研究員們也意識到，研究所的工作不能只滿足於缺乏競爭機制的對內服務。
賣方意識的轉變，新型市場的加持，促使了券商研究業務的轉型。2000年的時候，國泰君安研究所的分倉收入只有100萬左右，到了2008年，公司分倉佣金收入已經達到了4億元。
而2003年新財富評選的誕生，無疑成了加速這一過程的催化劑。
繼2003年首屆新財富評選舉辦成功後，各券商就開始順應遊戲規則。2004年，國信證券在業內率先給出分析師市場化定價，參照“新財富最佳分析師”榜單，以年薪30萬—50萬元公開招募首席分析師，當年年末，國信證券就將同年獲得行業第一名的原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肖利娟、鄭東等十餘名最佳分析師攬入懷中。
中信證券於2005年成功上市募資後，就重金將當年榜單上“新財富最佳分析師”的4個行業第一名納入旗下，最終在2006年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中摘得12個研究領域的第一名，並此後五年蟬聯最佳研究團隊第一的寶座。
按照新財富名單高薪挖人，一度成為券商發展研究業務的“標配”。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家券商研究所的人員配置基本穩定下來。
直至2015年11月，中央第七巡視組對深圳證券交易所黨委進行為期近兩個月的巡視，針對巡視過程中暴露出深交所的下屬公司股權投資層級過多、鏈條過長、偏離主業等問題，深交所立即向旗下產業開刀。
作為整改結果，工商信息顯示，2016年12月，《新財富》雜誌大股東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將其90%的股權轉讓給全景網絡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唯一的股東就是深交所。
（應受訪者要求，秦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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