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重慶10月26日電（韓振 何宗渝 韓夢霖）很多外地朋友第一次來重慶，都會誇讚重慶城市建設有氣魄，軌道交通、高速公路、公共設施，不僅修得大氣漂亮，而且到處都是新開工或者正在建設中的項目。也有很多朋友很好奇會發出這樣的疑問：“重慶怎麼能拿出這麼多錢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是不是政府借了很多債？”
但是如果去了解一下重慶的地方債務情況，結果卻會讓人大吃一驚——2015年，重慶市政府的債務率為77%，遠低於財政部公佈的89.2%的全國地方債務率。
不靠銀行借債，不靠財政兜底，重慶是怎麼變出這麼多資本來的？其時，重慶的秘密簡單來說就是四個字——“社會資本”，也就是這兩年曾多次在媒體上報道過的PPP投融資改革。
最近，重慶再次集中籤約一批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總共34個合作項目、投資總額約1300 億元，既涉及高速公路、橋樑隧道、水利設施、市政工程等傳統基礎設施領域，又新增了園區開發一體化、體育場館、智慧城市等更符合民間資本“口味”的項目。這已經是重慶連續第三年，集中籤約PPP項目。
自2014年開始，重慶便率先在全國以每年大約1300 億元的規模持續推進PPP，計劃到2020年，PPP投融資總額達到8000 億元，接近重慶“十三五”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總額的一半。
可以說，重慶不僅是PPP改革的先行者，更是最大的受益者——
2014年、2015 年重慶簽約的PPP 項目中，已有22個開工建設。這些項目不僅拉動了當地投資增長，還推動政府性債務兩年減少4.6%。
還有一組民間投資的數據更能說明問題——
去年重慶民間投資佔全部投資的比重為49.9%，今年上半年重慶民間投資達3619.74 億元，增長9.5%，佔全部投資的比重為51.1%，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2.8%高出6.7 個百分點。
重慶大力推行PPP 項目讓社會資本嚐到了甜頭，大量社會資本的湧入又改善了當地投資環境，吸引來更多社會資本，形成了良性循環。
可以說，PPP改革改變了公共資本獨木難支的投資困局，有效改變了過去政府投資時“要麼財政拿錢，要麼政府舉債”的狀況。
比如正在建設中的的軌道10號線過江通道曾家巖嘉陵江大橋，投資超過30億元，就是以重慶以PPP 模式融資。該項目建設期3 年，運營期20年，運營期滿後移交地方政府；項目公司設置董事會和監事，其中2 名董事和1名監事來自政府部門、2名董事來自社會資本方、1 名為職工董事，以市場化運營方式開展工作；運營期間，投資方將通過收取影子通行費、大橋廣告經營權、管廊租賃經營權回收成本並獲取經營收益。
記者還了解到，在此PPP合作項目中，重慶市首次嘗試一種全新的道路收費模式——“影子收費”。所謂“影子收費”，就是道路使用者在經過道路或路口時不直接付費，而由政府按其交通流量大小定期向提供道路的投資公司支付使用費。
以曾家巖嘉陵江大橋為例，採取“影子收費”模式，就是在橋樑兩端設置測量設備，測算出車流量，然後按照事先確定的“影子票價”標準計算出一定時期內投資方“應收費”總額，這筆錢由政府按約支付。按照雙方契約，每年會根據日均行車量和銀行5年期貸款利率的變動情況實行動態調整，以保證投資方能得到合理的收益。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個問題：社會資本緣何願意做重慶的合夥人？遇到扯皮的時候怎麼辦？雙方合作的風險如何防範，又如何實現共贏的？
這一點，相信是很多人都關注的問題，PPP模式的風險那更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國，一些地方推行的PPP被“異化”了，風險由政府“兜底”，私人資本則坐享無風險固定回報。
與此同時，一些社會資本卻擔心政府部門缺乏契約精神，不遵守合同。
比如，一個工業園區採用PPP模式建設汙水處理廠，籤的合同是園區企業按月支付汙水處理費，但由於園區管委會主任換了，政策很快出現了變化，變成了每半年支付一次，由於項目用了銀行的錢，頓時資金鍊吃緊，難以為繼。
類似的情況不少企業都遇到過，即便合同寫得明明白白，到具體實施時，還是會不斷髮生扯皮。
這種情況如何才能避免？
重慶推動PPP改革要求膽大心細，不僅要大手筆推動，更要注意積極防控風險，才能妥妥地為重慶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水”。
近年來重慶通過不斷實踐，總結出操作PPP 項目的“五大原則”——
一要利益共享所有的PPP。項目，都要為政府公共部門、民營企業以及社會投資者提供保障，不能讓任何一方利益獨享。
二要風險共擔。一方面，風險與利益對等；另一方面，一旦有風險，大家一起來承擔，不能讓任何一方獨自“兜底”。
三要公共利益最大化。因為PPP項目都是社會公共服務項目，不能唯利是圖，必須充分體現和照顧公共利益。
四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能只講公共利益，沒有經濟效益，否則就吸引不了社會投資。
五要有激勵和約束對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資者來說，一定要有盈利，這樣才有積極性，但也要有約束，絕不應有暴利。
重慶實施的PPP 項目通過契約的方式，使這幾大原則得到落實。對社會資本來說，這更是一種保障。
具體操作中，重慶是一方面釋放PPP 投資模式紅利，一方面強化政府的監管作用，規定了明確的原則和邊界——
比如一些PPP 項目，名義上是幫政府卸包袱，實際上是由政府“兜底”，投資者不承擔任何風險，還有很高的收益，這種項目必須堅決卡住；
還有一些項目，比如垃圾處理、汙水處理、自來水處理、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務設施，有些社會投資者可能會為了逐利，利用自然壟斷屬性，亂收費、高收費，對此政府要建立約束機制，避免老百姓吃虧；
另外，一些PPP項目的服務價格是通過一對一談判或招投標產生的，這可能給灰色交易和利益輸送提供可乘之機，同樣需要予以防範。
PPP 項目實施過程中，社會投資者一旦出現經營危機，就會影響公共利益甚至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政府該出手時必須出手，防止出現這樣的風險；
……
歸根到底就是讓PPP模式快馬加鞭的同時，又不能讓它成了一匹脫韁的野馬，既快又好地發展。重慶PPP模式在改革實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原則和規範，讓PPP改革的紅利得到充分釋放，既不會增加政府的債務，又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PPP項目最後惠澤的是百姓民生，這一改革不僅使市場活力被激發，還讓政府、社會資本、老百姓各方面共同受益，為全國各地的PPP改革提供了借鑑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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