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戰亂方定，百業凋敝，民無餘財，書畫交易也相當冷清。
據《盛叔彰全畫記》記載，朱元璋曾經問裱畫工盛叔彰：“彼圖既成，鬻之於市，人有買者乎？”盛叔彰答曰：“近年以來缺，……乃世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爾。”這種局面隨著經濟的恢復發展逐漸改變。
北方在弘治、正德以後，南方在成化以後，農業、手工業日趨繁榮，逮至嘉隆萬時期（1522-1620），更是達到封建經濟的頂點，書畫交易也迅速繁榮起來。
明 董其昌《山水八景冊》（部分） 紙本設色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因此，瞭解明代的書畫定價體系是研究當時書畫交易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藝術價值決定價位高低
唐代張懷瓘在《書估》中以王羲之為例提到了書法作品的定價標準。
就目前的資料看，這種標準在明代吳門及其周邊地區被基本沿襲，如成書於1621年的《長物志》中《書畫價》一章，以及張醜的《清河書畫舫》，都有相應的記載。
晉 王羲之 《孔侍中帖》（局部）
在明代，其他書家的作品也多以字數多少來定價。如趙孟頫在世時，作品潤格為一字白銀五分。
除了字數多少，創作年代的早晚也是書法作品定價的重要因素。
關於繪畫作品的定價，與書法大不相同，同樣是時間因素，影響書法價格的是創作時間的早晚，而影響繪畫價格的還有製作時間的長短。
如仇英的畫作以工細著稱，他的畫作在當時價位最高。但他畫一幅畫所耗時日也極長，《子虛上林圖卷》繪製時間達6年（1537年開始畫，1542年才畫完）之久。
明 仇英《水仙臘梅》 47.5cm×25cm 絹本設色
1547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名價品第》中討論了古畫的定價標準。元人湯垕《畫鑑》中也有對古畫價值衡量的記錄。總的來說，作品創作年代的早晚、藝術價值的高低是一直以來被沿用的、重要的定價標準。
到了明代，唐志契在《繪事微言》中對影響繪畫價格的因素做了更為充分的總結。畫家的名聲、人品等也都在影響繪畫作品最終的價格。
項元汴如何為書畫定價
參與到市場交易中的收藏家、鑑賞家，他們的個人喜好和對書畫作品的品評，會直接影響到當時的定價標準。
項元汴喜歡在書畫作品後面寫上“其值xx金”的字樣，被孫承澤取笑為“俗甚”。然而就是這個“俗不可耐”的舉動，為我們研究當時的書畫定價標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其值xx金”記錄的不是“所買價值”，而是他的定價。
如懷素《自敘帖》真跡，他以六百兩銀子的價格從朱錦衣家購買，但其後的標價卻是“其值千金”，加價達四百兩之多。
唐 懷素 《自敘帖》（局部）
選取項元汴的標價來分析當時書畫定價的特點，主要考慮到同一個人的定價標準比較統一，作為當時最有聲望且最著名的收藏家，項元汴對當時的書畫交易價格應該相當瞭解。
鑑藏家的書畫價值標尺
李日華是明代後期著名的鑑賞家與收藏家，長期的書畫購藏經歷不僅練就了他區分真贗、評判甲乙的如炬目光，也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一把價值標尺。
李日華的這把“標尺”大體沿用了根據創作年代早晚、藝術價值高低來確定書畫價格的定價標準，對於同一時代的書畫作品來說，畫價要高於書價。
而南宋畫家馬遠和夏圭扥作品價位較低，可能是受粗疏草率的“浙派”末流連累，因為“浙派”畫家主要師法馬、夏。認為，當時的人們對於書畫有一種“重古蔑今”的態度，這也直接影響到了明代書畫定價標準的制定。
明 沈周《名賢雅集圖》（局部） 紙本設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為明代書家陳道復的一幅草書題跋時，李日華寫道：“今人重古蔑今，留五百年後酬善價。”
“重古蔑今”是對明代書畫定價標準的概括。據上，搞清楚明代書畫的定價標準，再以之作參照，去分析紛繁複雜的書畫價格，就會無往而不利。
這份來自明代的藝術品定價指南，是否為你撥開了藝術市場“金錢遊戲”的迷霧？
內容改編自《中國藝術》2018年第9期
《解析明代的書畫定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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