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開復對中國AI產業的樂觀預期背後，有一箇中國正在面臨的拐點挑戰：科技的創新和商業運用可以完全獨立於法治的強弱嗎？
中國“AI教父”李開復在美國不是家喻戶曉，但毫不誇張地說，這個暑假李開復是美國科技媒體圈的“搖滾巨星”，他在美國從西岸到東岸展開旋風式路演，推廣新書《AI強國：中國、硅谷與新世界秩序》。過去三個月來，每隔一兩天我便收到一個關於他的簽書會、見面會、演說的邀請函。等到 9月25日我在紐約新書上架見面會中見到他的時候，首版已經售罄，他也已經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脅”和“中國可以在人工智能方面教導美國”兩篇書摘（7月24日和9月22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人工智能革命的人性指望”（9月14日），及在TED泰德演講“人工智能如何能夠拯救我們的人性”（8月13日）。
這些密集的推書活動，在中美貿易戰火對峙激烈的氛圍中，一方面像是對於美國的“警世通言”，另外一方面又像是為中國的政策辯解。在此之前，中美之間人工智能的較勁兒已經在過去兩年得到中美媒體廣泛的注意，但是許多學者仍然認為中國人有一段超趕的距離，尤其中國的發展偏重在應用方面，對於基礎科學不夠深耕。
《AI強國》的官網對這本書的自我描述為：“一部分是科幻小說，一部分是國際驚悚片，一部分是鼓舞人心的自傳。” 李開復的見解最亮眼的地方是，藉著他接近40年來結合研究專家、商業領導、風投先驅的多重身份，跨越美國和中國的學術訓練和商業實戰經驗所帶來的“權威式”獨特視角，他認為中國看似短板的生態環境，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反而是它的長項。
但是李開復不像某些所謂“厲害體”的國內學者，以政治導向評判“實力”。《AI強國》是我這兩年來看的十幾本關於人工智能以及中美科技產業現況的英文書中，對於科技和商業應用分析脈絡最清晰的專著。這本類似“先知”的“傳道書”有一個貫穿的主題提問：在中美的人工智能競賽中，誰會贏？看看這本書的封面，從設計跟顏色上呼應了紅黃相間的五星旗，是否暗示了他的結論？
憑什麼李開復認為中國AI產業，甚至科技產業，已經超越模仿的舊模式？並且中國的AI產業五年內在某些領域將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美國對於中國科技野心的種種防範措施會不會對於中國AI的進程造成阻力？
李開復認為中國的“伴侶號時刻”是在2016年 3月，當阿爾法圍棋（AlphaGo）與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進行人機大戰，以4比1的總比分獲勝。“伴侶號”是蘇聯在1957年發射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直接催生了美國和蘇聯的航天技術競賽。
阿爾法圍棋雖然由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所研發，它在中國引起的影響卻是全國性的震撼。2017年5月在烏鎮圍棋峰會上，阿爾法圍棋與當時排名世界第一的圍棋冠軍柯潔對戰，以3比0的總比分獲勝。
中國的AI“伴侶號時刻”的震撼結果是，從2016年到2017年之間，中國風投界向人工智能初創公司投入了創紀錄的資金，佔全球所有AI風險投資的48％，首次超過美國。
在李開復看來，美國科技公司之間的競爭雖然激烈，卻不像在中國的“血搏戰”，美國公司通常不屑於模仿其他公司，所以當 Instagram佔領了它的領域時，競爭對手說：“哦，我該做別的事。我不想做你做的事情。” 反之，在中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當創業者看到一個想法時，他們會帶著一種模仿心態，但是目標不是複製硅谷，而是複製任何國家開發的任何有用的功能。
第四波自動化的AI，這個領域的AI不只是能看能聽，能分析大數據，也能動。在工業4.0時代商業的應用、無人駕駛等領域會有更多的領域。美國目前以90-10領先中國，但是五年後美國和中國各將以50-50各領風騷，而中國在無人機方面將超前。
對於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潛力，李開復表示，未來將是美國與中國的世界：美國雖然目前在技術領域領先，但中國將利用其在數據、企業文化、人才教育培訓和政府政策支持，以追趕甚至超越前者。中國領跑AI的要素有哪些？
首先是數據量，因為數據量越大就越能訓練好的人工智能，它們才會越來越智能。“數據是人工智能的推進劑”，形成彼此加強的良性循環：“更多的數據能造出更好的產品，獲得更多用戶，賺到更多利潤；這樣一來，你就能僱傭更多科學家，購買更多設備，並獲得更多數據。” 李開復表示，就手機用戶的數字而言，中國的數據是美國的三倍不止。中國人在購物時使用手機支付的頻率要比美國人高出50倍，中國的外賣配送量超出美國10倍之多。
西方分析師經常指出中國人口規模龐大（擁有11億移動互聯網設備），並聲稱寬鬆的隱私法允許免費提供用戶數據。但是李再復認為中國的核心數據優勢不僅在於“廣度”（用戶數量）和“獲取”（用戶貢獻的數據量），還在於紀錄每個用戶真實活動軌跡的數據“深度” 。
其次是大量的工科畢業生，工程和數學是中國大學的強項。雖然中國與美國在AI頂級人才上仍有差距，但中國正迎頭趕上，近年來 AI學術水平也在不斷提升，優質論文中的華人比例達42.8%。在“執行的時代”，壯觀的AI工程師隊伍相形重要。
關於AI競爭激烈的商業生態系統，李開復認為中國的優勢往往被西方分析師誤認為是中國技術主要建立在知識產權盜竊的基礎之上。這種誤解反映了文化態度與完全合法的複製形式的差異：模仿成功的商業模式然後加以調整。
在硅谷，模仿其他公司的商業模式或特徵帶來很大的恥辱感。這樣做違反了與史蒂夫•喬布斯等創新者所標榜的“不同思考”的精神。結果是開拓者經常長期不受挑戰，造成未能充分探索或利用他們所有技術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家對模仿有效的前例幾乎沒有疑慮。一旦一個概念被證明具有吸引力，數十個甚至數百個其他公司湧入該行業，掀起了一場兇猛的生存鬥爭。結果類似於進化中的自然選擇：所有公司都從家族樹的同一分支開始，但他們在產品或商業模式中進行突變以獲得優勢。那些經過調整的產品可以很好地生存和發展的公司，而適應緩慢的企業則會消亡。
對於中國政府支持AI的問題，在美國盛行的故事版本是，中國中央政府挑選龍頭企業，提供鉅額補貼，然後保護他們免受外國競爭。但是李開復認為這個詮釋誤導了西方對於中國官方支持的本質和體現的瞭解。中國模式不是基於自上而下的訂單或無限的補貼，它的基礎是鼓勵省市級的官員進行所在地區的變革，以便私營AI公司可以開發實用的產品。
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對於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這將使得AI應用儼然形成兩個不相為謀的“平行宇宙”：美國企業習慣使用基於所有權和控制權“全平臺”的方法，在世界各地推行已經受到美國用戶接受的產品模式，在海外在地的“本土化”遠遠不夠，但美國的AI典範將主導北美、澳大利亞和歐洲；而中國企業在國際擴張時追求與當地企業的夥伴關係，建立在當地的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技術，遍及東南亞、印尼、非洲和某種程度上的南美洲。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平行宇宙”將成長為覆蓋全世界的兩極AI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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