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的歷法一直都是由官府頒佈的。
《後漢書·律曆志中》說道：“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歷，即縮用筭上為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隋書·天文志上》也曾記載：“ 霍融 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
中國人過春節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的歷史，在民間，舊時傳統意義上的春節是指從臘月的臘祭或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日。但是，一九一三年的春節卻非常“奇葩”，活在那一年的老百姓居然在同年慶祝了兩次春節。
起初，民國政府號召全國人民慶祝了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元旦，民間稱其為“新新年”，藉此與傳統農曆新年區別開來。接近臘月的時候，北京的老百姓都在準備傳統的“忙年”，根本沒把民國政府定下的“新新年”當回事。
一九一三年是癸丑年，原本，在臘月二十三就該放假的政府，卻在傳統春節那天一如既往的運轉，到了“新新年”那天才正式放假，鑼鼓喧天得慶祝一番：“北京城上到總統府，下到黎民百姓，張燈結綵，盡情高呼國民萬歲，十分興高采烈。”
實際上，除了民國政府外，“新新年”這天民間根本沒有多少過年的氣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照常，把這一天當成普通的一天來過。元旦時，《大公報》的記者還特地走上大街對老百姓進行隨機採訪，大街上的百姓對這個節日一頭霧水：
“然而，在採訪了人民後，有些百姓不知道有‘新年’這個說法，更多人則不知道元旦在紀念什麼。”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官民不同步的情況呢？其實，這與民國政府成立初期頒佈的歷法改革有關。
一九一二年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特別強調：“從此，中華民國改用陽曆紀年，用原本農曆四千六百九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作為新的元旦。”從曆法改革來看，沿用了幾千年的老黃曆，即將被這一紙詔令顛覆了。
連當時的媒體——報紙都大肆號召老百姓過新的節日，連元宵節都得按陽曆幾年算起。老百姓們在陽曆元宵節里根本看不到圓月，一點節日的氛圍都感受不到，所以，許多人家連湯圓都不曾準備。
南京臨時政府在“新新年”的時候沒來得及準備，為了強調“易正朔”的科學性，讓老百姓更能接受新的歷法，所以，南京臨時政府決定在一月十五號再過一次“新年”。那麼，如何讓這樣的節日名正言順，讓老百姓的接受度更高呢？
既然“新新年”是一年的第一天，那麼，十五天後的節日就該是元宵節了吧。
果然，當天的報紙上極力號召老百姓慶祝“新元宵節”，當天所舉行的所有慶祝活動也都是沿用傳統元宵節的慶祝方式。上海各大學校特別為了這一天放了假，到了晚上，政府還組織花燈遊行，的確吸引了不少喜歡熱鬧的老百姓。
可是，偏偏這個“元宵節”並沒有滿月，對於“元宵節”來講看不大滿月簡直是致命的缺憾，看不到滿月吃不上元宵的老百姓當然不可能在心裡買“新元宵節”的賬。
除了節日問題外，曆法改革還給商業帶來了諸多不便。
由於曾經的商人資金往來，通常都是以年底為限，結清賬款，這一年的新年被改了日子，許多爛賬很難被清理，商人們很難習慣新的歷法。
曾經的商人做生意憑藉的是口碑和交情，往往在交易的過程中只交貨而貨款記賬，等到陰曆春節，再捧著一本賬目要錢。由於，自古以來我國就有過年不欠賬的說法，所以，很少有商人會惡意拖欠。
可是，這一年原本還有一個月才到算賬的時間，政府卻強行將新年挪到陽曆一月一日，讓商人們很難週轉資金清還貨款，措手不及，不論欠錢的還是要錢的都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由於民商商人們的強烈抗議，上海總督不得不想出一個周旋的辦法，下令：“上海所有商人的往來貨款，仍按照從前的農曆十二月三十日結清。”
有了地方官的指示，商人們也就按照舊制辦事，也不再把新的歷法放在眼裡。各個商人雖然在表面上遵照政府的命令，可是，暗地裡卻各行其道。某些藉著高利貸漁利的不法分子，趁著年關將至四處要賬，還不起錢的老百姓還沒來得及躲債，放高利貸的就已登門拜訪，打著新曆法的旗號堂而皇之的敲門逼債。
所以，在老百姓的眼中，新曆法只是“政府的新年”，並不會影響日常生活。時至今日，民間仍稱陽曆為“官曆”。民國政府的新曆法最終脫離了人民，這也就成了最終新曆法未能取勝的關鍵之處。
從這一點就能看出，陽曆的新年，其實只是民國政治的新年，舊曆的新年才是老百姓的新年，陽曆從推行之初就被掛上了民國政府的標籤，所以，時至今日仍改變不了官派色彩。
這裡再說一個題外話，其中，現實中也確實有過兩個春節的時候，比如說：一六四零年就出現了第一次一年中國兩個春節的情況，因為，這一年是“閏正月”。所謂的“閏正月”是指一年中有兩次正月。例如：我們現在的閏月，特指農曆每逢閏年增加的一個月，而閏正月就是閏月裡比較特殊的閏月。
如果，農曆沒有進行修改的話，下一次出現“閏正月”的年份為二二六二年。
『《後漢書·律曆志中》、《隋書·天文志上》、《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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