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在湖北武漢召開。來自全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圍繞“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的主題，為化解人類各種危機，走出時代困境探尋新出路。本平臺將陸續發佈參會嘉賓的論文，以饗讀者。
“第二軸心文明”的實踐——馬華楊忠禮先生的研究
謝政諭
謝政諭教授在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發表主題演講
作者簡介：謝政諭先生，臺灣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優九聯盟執行長。美國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著名學府和研究機構的訪問學者。
一、前言
1960年代“現代化”理論舉世風行，學術上普遍認為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主因在於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義精神導引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而這精神因素，正是東方儒、釋、道、神道文化所普遍欠缺的。這項巨大的比較研究，是有著當代的西方文化之子美稱的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二十世紀初所建構的，他所著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系列的“宗教倫理”作品申論不同國度資本主義發展良窳的不同文化倫理的對比性分析。哈佛大學的貝爾（D.Bell）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預言，在發展中國家的前景中，將有一個依循西方文化發展的標準化公式：亦即“工業化、現代化、西方化”。換言之，在1970年代以前，開發中國家尋求現代化只有依循西方的發展路徑。此即西方啟蒙運動以降所開啟的“工業化”“理性主義”“民主化”等所形成的自由資本主義文明的“自我”優位性之一說，如同英國小說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19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所說的：
哦，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這一對永不相遇。
直到天地並立於上帝偉大的審判之位前。
他1899年發表的一首詩“美國與菲律賓群島”，呈現出“白種人的負擔”的驕傲。德國大儒黑格爾在其名著《歷史哲學》中，將中國文化視為一成不變的“有”，將印度文化視為空虛失據的“無”，而將波斯文化視為甦醒知覺的“變”，進而達到希臘文化的“動”，做為世界歷史的開始。馬克思則將滿清帝國比喻成一具經世封閉的“木乃伊”，不論外表如何精緻華麗，一旦顯露於世界文明的光天化日之下，便會分化破裂，隨風而逝。這些話語是將東方視為落後的“他者”，而西方所呈現的是偉大與進步的“自我”，象徵與意味著“西方文明優越論”的心態與論述。
在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傳統東亞國家之所以會走向被帝國主義欺凌的次殖民地之窘境，只因東亞文明的主軸儒家文化被認為是集合各種保守、落後、迷信、封建於一身。因此，唯有儘快拋棄此一文化，方可邁向現代化。中國大陸文革前後，儒家文化普遍被西方漢學家視為已走入“博物館化”的文化。韓國學者黃秉泰亦悲觀地說：“儒學這個潘朵拉的魔盒在現代化尚在進行時，必須被牢牢封住，只有在現代化已經成為現代性之後，才能小心翼翼地把它打開”。作為韋伯忠貞學生的雅斯培，儘管非常崇拜韋伯，他說，韋伯“是我們這個時代中，對掙扎的意義有最充分與深刻認識的人”，但他們之間的情誼卻不是傳統的師生關係。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大陸翻成雅斯貝爾斯）曾對岡道夫說：“要成為一個韋伯學者（Weberian）是不可能的。”他更具體地表示：“做一個人思想上的追隨者是非常悲慘的，因為在真理之內無師承可言。”因為對雅斯培而言，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迫害，希特勒時代為他提供了一個反省的機會，他體認到哲學的確會影響政治。雅斯培覺得韋伯的作品有如“分散的片段”（fragmentary），這和韋伯認為科學作品大多“不完美”（imperfect），“可被超越”（surpassed）的想法十分類似。雅斯培晚年時期在朋友提及他自己的作品時，他也覺得它們只是“片段”（fragmentary）。雅斯培深入研究韋伯學說與歷經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迫害，讓他嚴肅地思考與深刻地反省“文明戰爭”的起因與“文明對話與尊重”的歷史與哲學的意義，而提出“軸心文明”超越西方優越的中心文明論一說。
本論文重點一方面陳述雅斯貝爾斯歷史進程與“軸心文明”的意涵，再者進一步反思“第二軸心文明”的內涵與東亞發展經驗，三者以馬來西亞華人丹斯里楊忠禮的企業精神進一步印證“第二軸心文明”的超越性以及文明相互尊重與學習的必要性。
謝政諭教授
二、歷史的進程與軸心文明的意涵
（一)雅斯培論歷史的進程
雅斯貝爾斯於1949年出版德文版《歷史的起源與目的》，1953年英文版的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出書，提出“軸心文明”的論述影響深遠，至今仍是在中西文明對比與會通上具有指標性的鉅著。他反省何以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啟蒙運動發生的地區，也就是當今的西歐文明何以導致競爭、衝突乃至戰爭不斷的？他認為中國、印度、猶太、希臘文明不約而同地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間就進到了一個“軸心的時代”（Axial Age），他將歷史文明發展分為四期：（1）史前時代——語言之產生，工具之發明以及火之點燃和應用。（2）古代文明時期——主要是文字的產生、運用與文明的累積。約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國黃河流域，產生了古代的文明。（3）軸心文明時期——公元前500年左右為中心，分別在猶太、希臘、埃及、中國、印度等地出現突破性的文明觀念。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恰恰與《莊子·天下》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韋伯有關世界宗教的“先知時代”、聞一多（1899—1946）《文學的歷史動向》有關四大文明“同時猛抬頭，邁開大步”等說法“不約而同”的出現，開啟了人類的“第一軸心文明”。（4）科技文明時期——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具有深刻影響的事件，並且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影響，開啟了人類近代科學技術的時代。他認為中國、印度、猶太、希臘文明不約而同的在500年間都有一批先知突破古文明階段，進到了一個“軸心的時代”（Axial Age），此依據“超越”（transcendent）的文明，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其觀念的突破，都躍上、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至今仍然成為這些國度人民生活價值與行動的核心。
一方面雅斯貝爾斯傳承了歐洲歷史與哲學的傳統，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在於他體認各個文明史上的哲學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他將哲學的功用分以下6個方面。
其一是歷史編年學的角度（historisch-chronologischer Aspekt）。
其二是實質性的角度（sachlicher Aspekt）。
其三是個人的角度（persönlicher Aspekt）。
其四是文化積澱的角度（genetischer Aspekt）。
其五是實用的角度（pragmatischer Aspekt）。
其六是動力學的角度（dynamischer Aspekt）。
從這些角度的分析，在哲學家的類屬上雅斯培被稱為是存在主義哲學家，筆者認為他實事求是地重視哲學內在理路的發展，同時也重視哲學思想的外在社會脈絡與功用，因此他也是軸心文明是一文化積澱的結果，以及至今仍然具有實用的價值以及對人類社會能夠產生互補、互重的動力學原理等實質性功效之所在。誠如當代中國學者湯一介所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目光投向其他文化的源頭古希臘，而使歐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輝。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在印度佛教衝擊後，再次迴歸孔孟而把中國哲學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當今世界多種文化的發展正是對2000多年前的軸心時代的一次新的飛越。據此，我們也許可以說，將有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出現，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很可能形成若干重要的文化區：歐美文化區、東亞文化區、南亞文化區和中東與北非文化區（伊斯蘭文化區），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猶太文化等。湯教授的言論一向是筆者所關注的，猶記得1992年我們第一次在西安召開的道家與道教文明的會議中見面，當年我就曾經多所請益於他，他所提到的在21世紀新的“軸心時代”文明區，就是筆者在此所強調的“第二軸心文明”。
（二）西方啟蒙運動的反思與“第二軸心文明”的提出
早在1970年代，芝加哥大學政治思想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有一段思考近代西方文明危機的話語，頗值得當前東亞在如何營造和平文化的未來作為參考座標。在史特勞斯看來，“現代性的危機”和“西方文明的危機”的實質是虛無主義的盛行。必須從西方古典的視野來全面批判審視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兩者在他那裡往往作同義詞用）。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必須首先獲得一個“超越自由主義的視野”（a horizon beyond liberalism）。這項理論的反省清楚地呈現現代性與西方文明的危機。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尤其是東亞社會的價值觀與實踐經驗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針對自由主義產生的現代性提出挑戰，證明“歷史的終結”是一誇大的、過早的論斷，東亞成功經驗，提供了“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現代性。”（non-individualistic version of capitalist modernity）不同於自由主義下的東亞發展經驗，說明了重視“家庭與工作倫理”與“效忠精神”等價值所形塑的“公民資質”是開啟東亞現代化奇蹟的最重要精神力量，這是勿庸置疑的。這意謂著“一元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歷史框架鬆動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格局。西方學者中也不乏跳出西方中心論來看“現代性”問題者，誠如鐵倫洋凱（E.A.Tiryakian）就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全球的軸心轉移的時刻，現代性的“中心”正在發生變異，即它正從“北美”向“東亞”移轉。東亞經濟超過半個世紀的蓬勃發展，一個共同點之一就是多發生在儒家文明普遍被尊重的地區，它的義理絕然不同於西方啟蒙運動、或者是基督教倫理地區的發展經驗，也就是呼應出第二軸心文明也有著創造性的經濟成果。
謝政諭教授
三、第二軸心文明與經濟發展
（一)第二軸心文明的意涵
在西方學術界關於雅斯培軸心文明的討論與文獻太多，但重要的討論會與論文集有三：
（1）B.I.Schwartz.等人所發起的第一次大型討論，並於1975年由美國人文學會的機關刊物”Daedalus”發表。
（2）1986年S. N. Eisenstadt等人所發起的第二次大型討論與出版。
（3）2001年J. P. Arnason, Eisenstadt, B. W. Florence等人所發起的第三次大型討論，並於2005年出書。
上述三次的討論都以Jaspers的論述為中心，邀請對不同文明有專精研究的學者分別從倫理學、宗教學、哲學、文化及社會科學的領域，對軸心文明及其超越展開跨文明的論說與比較，認為科學主義、科學革命時期，其文明雖突破了宗教的束縛，科學主義雖帶動後來的科技發展，發生了工業革命，以致推動西方現代化，但在雅斯培看起來科技文明仍為一間歇性的文明，非為人類文化世界的最高價值，未來人類文明的突破需要幾個軸心文明的對話與再創造，以進入第二個軸心。也就是說不以啟蒙運動為唯一的文明指標，第二軸心文明必須以第一軸心文明彼此間相互對話、吸收的精神彼此學習與包容。馮友蘭的學生，在美國任教的趙復三教授指出：“把現代化與西方化等同起來只能是殖民統治殘餘思想的產物，而不是真正科學的社會理論。世界現代化進程是世界多元化發展的進程。而不是單一化的進程。中國的現代化不僅需要發展生產力，而且需要一個“發展的文化（A Culture of Development）”。應用在本文第二軸心的觀念，也就是文明不應該獨尊，依循文明動力的發展型態也不是單一類型的，彼此間應該是相互借鑑，無論是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儒家文明都需要經過一個“新的發展式文化”的相互學習與尊重，並不斷因時、因地而有所調整與創造。
（二）文明區的分野與經濟發展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Perkins指出：文化因素、價值觀和態度對東亞經濟奇蹟的成長其重要性超過其他單一變項，如政策、世界經濟環境等。其中有關“個體主義”（Indivdualism）優先還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至上，一直是東、西思想史上的一大課題，兩種學說以及因此而形成政治體制後衍生的主流價值經常交疊輪替（alternative）在人類文明史上。經濟原理如此，政法思想也不例外。而回顧西方至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影響下的經濟發展路線，基本上與西方宗教倫理及個人主義下的競爭模式有選擇性、親近性的關係。
世界經濟因地理條件接近，或文化背景的相似，或者共同利害關係而逐漸形成區域化、集團化，無論在歐洲、美洲、亞洲還是非洲、大洋洲，都已分組成一圈圈的經濟區域，在1980年代時，世界上己有十九個經濟圈組織，囊括了113個國家和地區，如表一所示：
表一：一九八零年世界經濟圈統計表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十九個經濟圈組織的發展又有一些歸併的動作。一般認為，從本世紀至下世紀中葉的五十年間，世界將遂漸形成三個強大經濟圈，即以歐市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圈，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洲經濟圈，以及以日本東亞國家或地區為中心的亞太經濟圈。前兩者是以基督新教為中心思想的區域，第三者則是以儒家文化為中心思想的區域。到21世紀的前十年，日本在亞太帶頭領導的經濟圈已經讓渡於中國大陸。其他文化圈影響下的經濟發展，顯然尚無法居世界經濟舞臺的主角地位。
（三)東亞經濟發展的特性與第二軸心文明
日本京都學派如內藤湖南（1866—1934）、宮崎市定（1901—1995）等人研究都跳脫了西方價值論與西方發展模式命定論的影響，他們指出中、日自宋代以降與西洋的近代發展觀念絕然不同，近代的東亞是一個獨立於西方近代而發生的歷史現象。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的現代化是兩條獨立的線。PaulA.Cohen於1984年提出“中國中心論”，他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觀察、研究一個國家的發展時，承繼劍橋兩位大師Pocock和Skinner的觀點，採取歷史途徑（history approach）和整體途徑（holistic approach）。此觀念可運用於中日兩國的近代發展模式，如在研究中國的時候，不能只從“民主”著手，而忽略中國傳統訴求的“道德政治”（virtocracy），不能只套用一個便利的西方現代化模型來解釋。顧及縱向的歷史內在發展時，也不可忽略橫向的地理環境，如此才可稱之為整體途徑。從政治到經濟型態的發展，也就是要重視東亞地區背後的軸心文明——儒家文化的影響。
在近代日本發展歷程中，有論者以為，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是從“和魂漢才”轉到“和魂洋才”。但力唱《論語與算盤》的明治維新大實業家澀澤榮一（1840—1931）則反覆闡釋，以論語為商業上的聖經，一邊研究論語，一邊從事工商。他認為“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進而提出“士魂商才”——（儒魂商才）的奧義”。當日本以“脫亞入歐”所學習的西方霸道文化所帶來的結果幾乎導致日本國家滅亡、經濟破產與人民死傷慘重。這一嚴重教訓使得此後日本再次迴歸到東方和平與合作的王道文化上。當代日本溝口雄三教授就指出，日本在大戰後經濟發展的主要外在原因雖有美國的技術援助，後起國家在新型設備投資上的有利地位，以及日元比值低等因素，但與此同時，日本型企業體制的特異性（終身僱用、論資排輩、滅私奉公）是其內部要素。在當今的日本，像三越、松阪屋、高島屋、大丸等高級大百貨商店，全都是由江戶時代的衣服店發展而成的，很早就累代世襲地釀成了商業道德、信用、勤奮、節儉，或講究營業效率、積蓄利潤、進行再投資等職業意識和經營意識。而這些都激發了日本在20世紀經濟發展快速不可忽略的文化動因。
Rozman認為儒家文明至少在以下幾個領域發揮了四項影響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用。
第一，把重點放在教育的培植上，促進個人經由緊張的學習和思想的淨化，尋求自身的提升。儒家的社會準則培養了一種競爭意識，甚至於可理解為前現代範圍內樹立了一種創業精神。第二，在家族企業方面，西方哲學強調個人主義取向，而儒家學說則提倡家庭主義在企業發展上的企圖心。第三，儒家學說對企業管理的影響，形成一種個人人格至上的共同管理的新形式。第四，在儒家文明區，在東亞，其行政官員比在西方享有更高的聲譽和社會地位。
Rozman又認為，海外華人可說是亞洲的猶太人，他們何以在商業上如此的成功？關鍵就在於倫理的教育上，新加坡位居第一佔76%、馬來西亞32%居次、泰國14%、越南3%、印尼2%、菲律賓1.5%。Rozman的百分比不知如何得到。在這些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區在教育與生活的比例上，他們運用儒家倫理的觀念成為生活價值的比例恐怕會更高。有趣的是，他畫了一幅漫畫，呈現新加坡在教室裡告訴學生C是什麼呢？首先是中國文化，其次是孔夫子，第三是法庭的案件，最後是慈悲心。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其演講中經常強調人民的行為須依循儒家的原則，因此他被描述為以此干涉反對派政治人物的法庭案件。單純從教育內涵與華人的倫理行為，在在處處都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社會與西方文化所重視和產生的倫理行為是截然不同的。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逾70年，這當中東亞地區發展一者以喜、一者以憂。喜者先後有日本，以及東亞4小龍——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快速發展，被譽為是繼西方歐美基督文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功類型之外，儒家文明或東亞文明也開展了第2類型的現代性或資本主義。究其因這當中泛儒家文明的勤勞、重視家庭倫理與企業倫理等觀念絕然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如傅高義（E.Vogel）的“日本第一”中所申論之勤奮、富於耐心、律己嚴格等文化特質，是日本企業凌駕歐美的要素，值得美國警惕與借鑑。又如1979年H.Kahn亦認為“儒家後期文化”（post-confucian culture）對日本與四小龍的經濟組織成員，深受儒家傳統的薰陶所至。這段時間“儒家倫理”的探討一改韋伯《中國宗教》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生成，成為學術上熱衷的議題。
1983年金耀基教授的《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的重探》專文中對韋伯觀點一再引證相對性的看法，金教授對東亞經濟發展認為文化論與制度論都不可偏失。1985年，余英時教授在《中國近代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宏文中則從唐代以降的“新禪宗”“新道教”“新儒家”的興起引證豐富史實，說明“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對中國商人精神的積極影響。這些論述，一者說明了儒家精神被誤解的一面，再者，亦提供了儒家創造性轉化的意涵，此“和合生財”的生機意理為“東亞銳勢”提供了文化動力的養分。1970年代末，大陸隨鄧小平發展經濟的“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思想界展開了三次演化：1.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1980）；2.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探討（1985—1988）。3.伴隨而來的1980年代學界開始有“孔子”“老莊”等儒道思想的討論，各地成立傳統文化研究會、基金會、學術刊物，並有儒學與現代化關係的研究應當從“主義”轉向“問題”。儒學已成中國大陸“七五”計劃中學術研究的一項鼓勵課題。當代中國大陸，正處在世界性文化衝突的交會熱點。“交織在這裡的主要三大文化系統：一是中國和東方固有的傳統文化；二是從早期蘇聯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思潮；三是來自現代歐美和日本的西方文明”，“中國新文化的發展只能在上述三種文化體系的互動之下進行，互相碰撞，又相互滲透，既改變對方，又改變自己”。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以中國式社會主義融合了中國傳統文明的基因，同樣帶來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成果，在30年左右的時間其經濟總產值已超越歐盟與日本，跳升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吾人認為經濟發展需要正向的文化基因作為動力，東亞地區勞資和諧才能開展長久的經濟發展則為簡單的道理。東亞結束20世紀上半葉戰爭蹂躪與國族動亂，各國進入和平的大環境與勞資合作的企業文化，加上東亞民族勤勞節儉的優質傳統文化，因此創造了日本與東亞4小龍的經濟榮景，隨後中國大陸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宏觀理念領導下，也開啟了世紀以來未有的繁榮景象，究其實可歸結到東亞的“和的文化”，也可謂是經濟上“和氣生財”，“以德服人”的王道文化。
雖然19世紀中葉以後，日本社會有股脫亞入歐的思潮，但是當時日本社會對論語的研究風氣仍然頗盛。論者指出，到了十八世紀，大阪地區經濟發達，懷德堂（1724—1869）興起。懷德堂原是大阪的一傢俬塾，後來在五位商人（所謂“五同志”）的資助之下，從私塾轉化為公開性質的講學場所。懷德堂學者解釋孔子思想，就採取“義利合一”之立場。在懷德堂教育蒙童的《蒙養篇》中，就有“商人之利，士人之義也”之文具，很能反映十八世紀大阪成為日本經濟重鎮（所謂“天下的廚房”）之後，逐漸興起的“新商人倫理”。日本經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基本上呈現國困民窮，但是卻能夠在很短時間之內成為東亞經濟快速發展的領頭羊。當年日本首相吉田茂就說，日本近廿年來的建設復興，世人譽為“經濟奇蹟”系基於明治以來許多人的努力的累積，與漫長的歷史環境下所培養出來的日本人的素質，始有今天的傑出成就。全世界人意識到，日本人完全憑智慧、毅力、主動，加上立場為家的訓練和團隊的合作可以使一個千瘡百孔的殘破國家，短時間躍居世界第一流的經濟發達的國家。
年輕的澀澤一方面有自己對論語的體認，一方面也受到部分社會的影響，仍然對論語進行了研究與重視。
此資本主義的型態可以追溯到日本大實業家澀澤榮一（1840—1931，號青淵，日本明治時代的企業家，日本“株式會社”組織方式（股份有限公司)的創立人）為例，日本學界肯定澀澤榮一是一手拿算盤，一手執《論語》的儒者企業家形象，儒家倫理具“義利合一”的真精神，而株式會社則結合了西方的經營方式，東西方倫理在澀澤榮一身上得到印證。
余英時先生有次在日本研討會做主題演講時提到，清末以來中國商店“經營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論語》和“算盤”在中國經典與民間的話語中早就結合起來了。澀澤榮一的“士魂商才”說強調“仁義道德”和“生產謀利”必須互相支援，只有“以仁義道德、公正之理為本”的“商才”才能用他們的財富為全社會增加福利，不致於自私自利，最後陷溺在“腐敗墮落”之中。所以16世紀初葉時民間已流行著一個說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論者以為澀澤榮一和《論語》的關係，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大奇事。簡言之，儒家倫理是19世紀日本大企業家澀澤榮一事業成功的重要文化基石與動力之一。
楊忠禮先生
四、丹斯里楊忠禮的企業實踐
楊忠禮先生的父親清廉先生（1902—1968）是金門湖美村東堡人，為追求理想，毅然決然在1920年離開金門，隻身搭乘輪船取道廈門、新加坡，到人生地不熟的馬來半島投奔外祖母的堂兄，在雪蘭莪州巴生坡落腳，成為落番到馬來西亞打拼。他的堂兄作木材生意兼營建築材料，清廉先生幫他處理記帳及書信往來的工作。父母在1924年結婚，育有六男三女。1929年楊忠禮誕生於巴生坡，成為第二代移民。
（一）青少年時代的楊忠禮
1.儒家的啟蒙教育
雖然生活在異邦社會，但是楊家並沒有忘記中國傳統的啟蒙教育。五歲時楊忠禮的父親將他送到巴西布南邦漁村表舅的私塾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書，接下來才讀論語、大學、中庸、詩經等經書。楊家雖然家境清苦，但是秉持中國人的觀念，儘可能地讓小孩接受基本的啟蒙教育。楊先生曾說，“父親對中華文化特別眷戀，對優良的中華文化美德懷有解不開的情節。他認為華人必須先打好中華文化基礎，才可學習第二種語言。於是我選擇了吉隆坡中華中學”。這些儒家經典讓楊忠禮先生一生做人做事秉持儒道精神，成為一代儒商。
2.刻苦勤儉的家風
楊先生初期在父親的建材行工作，靠著一部簡單的“囉喱車”，除了為客戶運載貨物外，也接受一些散客搭順風車土產到市鎮中換取米糧等物品，把人力與簡單的生財工具運用到極致，“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早期的經驗智慧與毅力使楊忠禮比同齡人更成熟，更有能耐。誠如論語記載，子貢問：“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子罕》）後來楊忠禮的建築承包製造也是從很低的E級做起，並得到萬津公共工程局的信任，到1980年代他已經取得不受資金限制的A級執照。楊忠禮的長子楊肅斌說，爸爸媽媽常教育兒孫的三項庭訓：一是“刻苦耐勞、勤儉持家”，二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三是“團結力量大”。
（二）楊忠禮的四倫關係
中國傳統有所謂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關係，本文著重四倫的探討，因為今日已不是君主專制的時代，楊忠禮先生也沒有當公務員和做官的經歷。當然，君臣關係可以解讀為國民與國家的關係，此一層次的關係筆者將在另一文章論及。
1.父子之道
楊忠禮的父親楊清廉先生除了經營木板建材之外，還兼營建承包及囉哩運輸業，他經營建利棧四十多年，直到他66歲逝世為止，沒有離開瓜雪埠。楊忠禮回憶，“我的父親懷著拓荒先行者的精神，隻身先行到瓜雪埠開闢他理想中的事業，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歷經滄桑，終於為後人創下良好的業務根基”。在楊忠禮八十大壽音樂會上，他致詞道：著名的百歲老人張嶽軍先生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說人生八十才開始，精彩的人生還在後頭。我和我的夫人的精彩，在於我親愛的孩子們，也在於我們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我們願意繼續為孩子們的積極進取，穩步前行，創造更多的輝煌加油打氣，也願意和在座的所有朋友們一起分享楊忠禮機構集團更上一層樓的喜悅。這些話語將楊忠禮的樂觀積極進取精神表露無遺，這個精神讓楊忠禮的企業如同有無限的動力一般向全世界邁進，並一代一代傳承。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吉密歐、李靜編譯的《亞洲家族企業的傳承課題》（《譯世界Translating the World》）載，總部位於馬來西亞的大型綜合楊忠禮集團涉足豪華酒店物業、電信和自來水等行業。現任董事總經理楊肅斌的多名子女參與管理。今年23歲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楊恭俊如今主管楊忠禮集團的水泥業；他的哥哥、現年28歲的楊恭耀畢業於倫敦帝國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專業，目前是楊忠禮通訊的副行政總裁；楊忠禮通訊是楊忠禮集團旗下主營4G電信業務的企業。家族四代人才輩出，代代傳承，不僅守住了祖業根基，還開拓新的事業版圖，且能夠站在時代的浪頭上誰與爭鋒。正由於這種代代相傳的父子之道，楊忠禮機構才能隨著世界新興企業的腳步而不斷壯大。
2.兄弟之情
楊忠禮的事業在發展初期是兄弟一起打拼的。“1963年六弟忠勇從澳洲畢業回來，正好助我一臂之力。1964年我將楊清廉建築有限公司交給忠勇。1968年父親謝世，楊清廉建築有限公司便由忠勇全權負責經營。1986年他為兒女教育而移居澳洲布里斯本，才結束楊清廉建築有限公司的業務”。1978年楊忠禮的子女們陸續從英國學成歸來，他們各各學有專精，有土木工程、建築工程估價學、會計學、工程學、法律學甚至孫子輩都有環境生態的專業人員，他們紛紛加入楊忠禮的團隊，並分工執掌不同的部門，不斷的壯大楊忠禮機構的事業規模。這兩段話是楊忠禮的手足之情與信任之深的真實寫照。
3.夫婦情深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他的求婚信上，稱他的未婚妻是“我高貴的伴侶”。他在信上這樣寫：“從純粹內在世界的角度來看，責任倫理的思想也能豐富人的感覺，但具有責任感的愛情由於生活過程的有機變化，‘在白頭到老的過程中’也會發生某種變形。只有在雙方的相互給予和相互滿足中才能找到最純真、最高級的東西”。這段至情、至愛的話語，很貼近楊忠禮與陳開蓉的愛情故事。在楊忠禮回憶錄的首頁他這樣寫著：
獻給
伴我走過無數艱辛和歡樂歲月的至愛——我老伴陳開蓉。
是她幫助我建立起美滿幸福的家庭和促使我的事業走上成功的道路。
在商場打滾了半個世紀，我安心把棒子交給了他們。
只是我個人的平凡遭遇，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
她為子女奉獻了畢生的精力，身教言教，教導孩子們知書識禮，向善向上。孩子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與老伴的管教和奉獻是絕對分不開的。
2018年5月7號晚上，筆者有幸訪問楊夫人。楊夫人侃侃而談，從中我瞭解到楊夫人的處世名言是：公事處理要理智勝過感情，對朋友則要感情因素多放一些；一個婦女嫁狗跟著走，嫁雞跟著飛，這些真情流露，不就是傳統儒家倫理的夫唱婦隨、伉儷情深的最佳寫照嗎！而楊忠禮董事長也把他一生的成就歸功於賢內助在家庭與事業上的巨大幫助。
4.朋友關係
金門人刻苦出洋，回饋鄉里，從早期的返鄉蓋學校發展教育，到近期的捐巨資興學，這種故鄉之情，雖已經過若干年代而仍成為一種歷久彌新的精神傳承。
楊忠禮博士與好友鴻海董事長郭臺銘，立法院長王金平，三人約好2010年8月1日一起參加金門大學的揭牌典禮，後來郭董臨時不能出席，但是人不到禮到，就送了100萬美元的禮金，這充分說明楊忠禮與朋友的交情以及朋友之間兌現承諾的決心。在楊忠禮先生的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他對朋友的關懷與付出，也看到他走遍國內外，各地朋友對他的熱情招待與陪伴，真正實踐了《論語》所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三）楊忠禮集團的企業精神
1.誠信為上的經營哲學
楊忠禮的企業經營哲學處處呈現誠信的效應。他說：“我感覺到作為一個正直的商人，除了誠、信之外，還得加一個忍字。守信用才可取信於人，與人交往，讓人家不會對你存有戒心。尤其是生意人，更須堅守信用，如此則無往不利；能忍則使你雖處逆境而不喪失鬥志，沉著應戰，克服困難，必能漸入佳境。我都以誠信、忍作為座右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除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企業經營哲理之外，楊忠禮又多了一個“忍”字，在異邦社會安身立命，常常要忍他人之所不能忍。1969年“五一三”事件造成華人與巫統衝突。“我的堂兄忠臣也在這次事件當中犧牲了，事件過後修改憲法把土著的特權規定為永久性”。“五一三”事件當晚八時，警方便開始頒佈全國戒嚴令，任瓜雪縣官委議員的楊忠禮及華社領袖跑遍了窮鄉僻壤，向各族發動親善工作，勸告各族人民和諧共處。
2.與時俱進的企業文化
誠如孔夫子在論語第一篇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勇於學習，不斷上進，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利用各種機會不斷學習先進的思想和技術，貫穿著楊忠禮先生的一生。這在他的回憶錄中隨處可見，例如：我參加西太平洋亞洲建築會議的動機，是想藉此到外國考察他們的建築技術，先進的機械器材等。日本1964年承辦世界奧運會，看了日本同業的作業之後，多少激發了我心中豪氣，暗自許願，雖不敢說“此可取而代之”，卻產生了迎頭趕上的豪情。1974年暫時放下重擔，一方面前往英國探視求學中的孩子，一方面我與內子續程前往荷蘭、法國、德國、意大利及比利時等歐洲先進國家遊覽觀光，並順道考察歐洲的建築技術。為發展電力事業，也走遍歐美國家，對他們的機器質量，售後服務等向“西方取經”。正是這種“見賢思齊”的儒家精神，讓楊忠禮的企業規模不斷躍升。
1980年代馬來西亞引進日本與韓國國際跨國公司，他們挾龐大資金及高超技術壓境，來勢銳不可擋。而楊忠禮先生的建設公司必須在技術與資金上與時俱進，才能夠跟日本、韓國公司一競高下。1980年至1985年間楊忠禮陸續標到了二十樁工程，包括馬航三十八層大廈、合眾銀行大廈、麒麟大廈、回教基金會的柏金二十七層大樓、吧生中央醫院及丁加奴州中央醫院一攬子等工程”，所憑藉的就是與時俱進不斷成長的精神。
3.親如兄弟的企業夥伴
余英時先生在研究明清商人的特性時發現，“夥計”精神對商賈事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他說，“明代沈孝思在《學海類編》中說，一人出本，眾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休寧金聲（1598—1645)的《與嵠令君書》也說：“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許許多多的歷史例證說明明清商人一面利用傳統文化的資源壯大實業，一方面又把舊的宗族關係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試問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還有比親族更可信用的助手嗎？所以山西以誠實不欺著名的“夥計”才會成為其他大賈“爭欲得之”的對象。楊忠禮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得到葉天福、李水萍、陳學恆以及後來的符儒通等幾個忠實的助理人的大力協助。他們辦事忠心耿耿，能力極強，極其負責任。楊忠禮先生對他的夥計也如同對家人一般。筆者於2018年5月7號訪問興華中學副校長莫壯燕，據她回憶，楊董事長在興建科技大樓的時候，只要他人在馬來西亞，必定在週末早上一大早親自到市場買好每一位學校幹部愛吃的早餐，然後開車一個小時到學校與大家共進早餐。這種關愛同仁部屬、以身作則的榜樣得到他的“夥計”們由衷的敬佩，更激勵了全體同仁的齊心協力。2018年5月7日晚上，興華中學李平福董事長對筆者說，楊董事長夫婦做人做事講究團隊精神。楊夫人在旁邊補充道，我個人能力絕對稱不上才高八斗，我連二斗都沒有，但是“一花不是春，孤雁難成群”，強調通力合作的團隊精神，這是楊董事長一生秉持的理念，我們大家都照著做。
4.寬容與尊重多元的社會
面對多元族群與多元宗教的馬來西亞，楊忠禮採取了全然的包容和尊重的態度。楊忠禮平日篤信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宗教，但是他的子女因為在英國求學，接觸西方文化，因而篤信基督教。楊忠禮在臨終前坦然接受子女的安排，以基督教的儀式儀規來處理後事，可見楊忠禮對多元文化與宗教的敬謹接受和包容。
（四）楊忠禮集團的企業性質
1.民生實業的企業取向
五十年代初期，瓜雪的縣長是愛爾蘭裔英人波利斯先生，履任後便大力推展瓜雪的公共設施及推行教育。簡言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可以說是在英國殖民馬來西亞結束的前夕，英國地方官意圖有所作為，大力發展教育。楊忠禮以其擅長的建築業，標下了偏遠地區離島的教育工程，他以規格化的經營節省成本，一舉完成許多不可能的工程任務。他在1955年成立楊忠禮建築公司行號，並從E級建築執照進展到A級的大建設公司規模。初期從中小學校及宿舍、民眾會堂、政府推事庭、診療所等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事實上應該翻譯為民生工程才符）邁進，由於從本行業入手，做起來得心應手，使他在建築業中小有名氣。日後他不斷朝更大的建築工程努力，電力工程、英國最大的自來水公司、銀行商業大樓、發電廠工程，並向海外英國、新加坡、柬埔寨、中國大陸等地開拓他的民生企業，在90年代以後進軍大型的觀光旅遊事業。楊忠禮的企業發展基本上是從工程尤其是民生工程起步，高質量使得他的事業如同滾雪球般的拓展。
2.不以投機企業為尚
楊忠禮經常對他的兒女與朋友說，成功商人的後代若是過於被嬌寵或嬌生慣養和被溺愛，企業和後代都會被葬送。“成功不會從天而降，而是正直、勤奮、堅定不移、遠見與為實現目標而努力，不懈的意志和毅力的獎賞”。作為一個具有高尚品德的商人，我畢生奉行“誠”“信”的價值觀，我希望我的後代能世世相傳。作為一個殷實的商人，楊忠禮說，“我們應儘量避免參與一些投機，或有損社會公眾利益及對人類道德有害的商業項目。我也希望這種思想成為楊忠禮機構未來的發展目標”。這就是儒家學說的不取“不義之財”。
3.放眼國際的企業拓展
由於之前企業的信用與質量保證，使得楊忠禮機構在90年代不斷躍升。九十年代開始一攬子作業十二間核子醫院，總投資三十六億零吉。楊忠禮開始提出建築商上市集資的概念，開始集公眾的資金做大生意，賺大錢利惠小股東。他首開紀錄買下“香港錫”公眾公司，之後易名為“楊忠禮機構”。公司上市改在馬來西亞註冊，1996年2月楊忠禮機構獲准在東京股票交易所掛牌交易，成為大馬企業公司在亞洲股票市場上市的第一家。2002年5月，公司以六十七億零吉的代價收購英國韋賽克斯水供有限公司……諸多華人企業集團參與馬來西亞政府大型基建工程及房地產開發，雲頂集團、楊忠禮集團等，都是馬來西亞建築業的著名華人集團。這些華人企業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潛在合作對象。
馬來西亞楊忠禮機構是一家頗具實力的上市公司，就以在中國大陸近年來的投資為例，該公司2015年6月26日宣佈，已與中國國際電力達成聯營協議，在中國江西省投資興建發電廠，這項計劃預計投資4億美元。大陸媒體報導，2016年12月21日，哈爾濱電氣國際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哈電國際”）再次發力印尼電力市場，以良好的業績和品牌優勢贏得用戶青睞，與馬來西亞楊忠禮集團（YTL）在吉隆坡成功簽訂印尼坦竣2×660兆瓦，超臨界清潔煤電站項目百億元總承包合同，實現2016年完美收官。YTL集團主席楊忠禮先生，董事、總經理楊肅宏先生，哈電國際董事長、黨委書記郭宇，副總經理王世民等出席簽字儀式。
（五)楊忠禮夫婦的社會關懷
1.回饋奉獻鄉里的熱情
從年輕時起，楊忠禮就不斷投入社會公益與服務人群的工作。六十年代開始參與服務華社的社會工作，擔任了一些社團的理事和捐助華教，任瓜雪馬華公會區會長及瓜雪馬華青年團區團長，協助政府搞好社會福利工作，溝通官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任官委議員，任瓜雪少年罪犯調查庭院陪審員。這是服務鄉梓的工作。另外在他企業相關的建築行業裡，丹斯里楊忠禮所做出的貢獻，已獲得有關業界的認可，他先後擔任馬來西亞主要建築商公會（MBAM）終身名譽會長；亞洲及西太平洋承包商公會國際聯合會（IFAWPCA）會長及國際承包商公會聯合會（CICA）的世界承包商公會副會長等。另外被大家推舉為雪蘭莪金門會館永久名義主席、興華中學董事長、吉隆坡州立華文小學永久名譽董事長、金門大學終身名譽校長等等。對於父祖輩所在的金門，他不時帶著子孫回去省親，也重建了楊氏宗祠，為父親建立楊清廉紀念館，為金門中小學生出國演出訪問出錢出力，也反饋金門大學前後超過一億以上的資金。
2.關懷國內外文教發展的願力
據筆者所知，楊忠禮家族對國內外大學的捐贈不勝枚舉，不僅他夫婦無私奉獻，也帶動、鼓勵他的子女、媳婦、女婿克紹箕裘持續奉獻。由於楊忠禮董事長的無私奉獻，中年時就受到社會、政府、國家來自國際上的無數的殊榮。1967年獲頒賜PJK有功勳章。1968年獲最高元首陛下頒賜PPN有功勳銜。1985年榮獲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陛下封賜PSM丹斯里勳銜。1988年榮獲蘇格蘭的愛丁堡Heriot-Watt大學榮譽博士，首次頒發大馬華人的最高榮譽學位。2002年沙巴馬來西亞大學接受該大學頒發企業管理學博士文憑及沙巴馬來西亞大學的榮譽副校長。1996年獲雪州蘇丹殿下七十歲大壽封賜SPMS拿多斯里勳銜。這是最高拿督勛銜。2007年12月日本天皇授予旭日中綬章（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Gold Rays and Neck Ribbon）。2014年獲國立金門大學禮聘為終身名譽校長。2018年在楊忠禮百日追思會上，臺灣教育部致贈水晶獎座、僑委會頒贈琉璃獎座，以感謝楊忠禮一生對故里的熱愛與奉獻。2018-10-18楊忠禮董事長遽然間離世，從18—22日舉行追思期間，馬來西亞首相、政商名流、各國使節等逾12,000人前來悼念。告別式當天國內外來賓友人超過3,000人前來送楊董事長最後一程。家屬在告別式中捐出800給29個社會慈善文教團體。2018—1—9家屬再捐出三千萬給興華中學設立興華慈善發展基金，這一次捐款的鉅額開創華人教育史上的佳話。
3.深厚的中華文化情懷
楊忠禮的一生可說是完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他是實踐“我在哪裡，中華文化就在那裡”的知行合一的典範。興華中學有位老師寫了簡單的詩句表達哀悼，她說：
大衣、月餅、紅包；
慷慨、慈祥、磊落；
忠世、禮賢、忘我
楊董事長，丁酉年，在天國。
這四句詩句中蘊涵著楊董事長體恤同仁的悲憫胸懷，有他高尚人格風範的寫照，更有他淑世灑脫的意境。楊董事長的精神永留人間，他在興華中學70週年的校慶上的題字“興我中華、任重道遠”，既代表他的心志，更是我華夏子民的永恆使命。
楊忠禮先生
五、結語
20世紀初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解釋與促進產生了一定的貢獻，當代“新儒家”為主軸的東亞特色之“工作倫理”對東亞經濟發展亦產生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是不容抹殺的。檢視二十世紀的發展經驗，“基督倫理”與“儒家倫理”實可相互豐富、相互證成，面臨此兩個開放式軸心文化如同社群主義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是一自我認同與相互尊重，到相互豐富化的過程，從楊忠禮企業在馬來西亞的實踐印證了基督教文化、東亞文化、伊斯蘭文化相互充實的成功例子。199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其研究領域在於發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等方面，他關懷亞太國家經濟發展如何避免西方不良的覆轍，又能擷取西方自由經濟理論之長，從而建構一超越GNP、強調效率與技術進步及財富累積的經濟發展而忽略人類福祉的公平、正義與自由的學說。Sen提出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作為一種道德中的福利主義，一個人的成就，不只為個人自利，也為家族、鄉里、社群（community），具福利的相合性（congruence）與對他人的尊重。他又說：互賴互惠（reciprocity）和功能的計算，不能只重內在經濟利益評價，要跟道德評價的立場相對性和行為主體敏感性相結合。Sen的經濟互惠說，清楚地指出經濟發展競爭固然是要素之一，道德性的互惠合作也是經濟互蒙其利不可少的要件。中、日、臺的經濟發展，無論是產業結構也好，自然資源也罷，或者是技術層面，都存在著互補、互惠的因素。
旅居紐約的中東學者扎伊爾德EdwardW.Said生前在《國家》（TheNation）雜誌提到，Huntington文明衝突理論的問題在於他忽略了文明並非一個靜止不動與封閉的體系。文明跟文明之間也並非完全沒有交流、分享與相互影響的過程。因此，Said稱這是一種“無知”（ignorance）的衝突，而非文明的衝突。扎伊爾德提到了一個重點，缺乏文明之間的認識，也就是無知的狀態才是衝突的根源。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族群、多文化的國度。在過去100年中有外來的殖民、也有帝國的侵略、也曾發生族群的嚴重衝突。因此能夠認識、尊重各族群的生活與文化，才能夠在這個土地上休養生息進而繁榮壯大。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總會長戴小華說，散居在海外的華裔在其所在國一直面對激烈的競爭，尤其在政經文教狀況出現危機與挑戰的時刻，“華人不忘尋根溯源，從先賢的東方哲學、道德倫理中覓求智慧，活學活用，成為領航處事的指標”。儒商更應透過自己的經營理念，把中華文化優美的一面戴出來，讓先賢留給我們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天人合一”的理念成為創新世界的瑰寶，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在21世紀的價值。中華文化經歷了逆風劣勢，但終歸“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中所含優質文化具有永恆的價值，但也要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也需要不斷的淬鍊前行。
表二：儒教和清教之間的差異：
儒教和清教代表了兩種博大精深但相互排斥的理性主義。二者都追求基於某種最終信仰對人類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二者都提倡莊重自制，把一切個人和人世的事物都變成審慎考慮的對象。儒家信徒的目標是謀取和維護“有文化的身份地位”，其手段是適應現實，接受教育和自我完善，舉止文雅有理，享用而不是積聚財富，但對於清教徒來說，理性主義和積聚財富則有另一種意義。
做為多元族群與多元宗教與文化的馬來西亞正處在東西方的相遇的交會口，因此楊忠禮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特別值得研究。當代英國學者Clarke就指出東方啟蒙的意義在於我們不能直接的、完全的將西方的思想影響照搬到東方的頭上，也不能將東方學者關於亞洲殖民和後殖民社會覺醒的觀點與西方的影響過度地聯繫起來，不過我們要牢牢的記住文化互動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東方的思想在西方科學、倫理、宗教、神秘主義和哲學領域等領域都激起有意義的反思，包括東西方思想、思想家觀念和文本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東西方的思想家們不能夠一味的孤芳自賞，認為自己文化一塵不染，散發著紫檀木的香氣。他另外一本書《西方之道：道家思想的西化》，就認為《道德經》是西方自由經濟思想的來源之一，道家思想有助於西方社會擺脫基督教教義的束縛，克服身心二元論的文化傳統，從而以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當代各種思潮流行及其對社會實踐性的指引作用。這些鴻儒俊彥之論，也就成為我們在形朔“第二軸心文明”當中的重要理論指引與實踐所具深刻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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