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

編者按:2018年9月15—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在湖北武漢召開。來自全世界十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圍繞“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的主題,為化解人類各種危機,走出時代困境探尋新出路。本平臺將持續發佈參會嘉賓的論文,以饗讀者。

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

——孟子的心性學

孫寶山

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

孫寶山教授在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發表主題演講

作者簡介:孫寶山,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尼山聖源書院秘書長。

摘要:軸心時代在中國開始的標誌是孔子創立了儒家,建立了仁和禮並重的哲學思想。孟子繼承了曾子、子思一派的學統,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心性學代表了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以性善論為基礎,以修養論為歸結,對後世儒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理論來源之一。不管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都把孟子的心性學作為其理論展開的依據。以心性學為核心的孟子思想不僅塑造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品格,還將啟迪中國文化的未來方向。

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

西方所謂的“軸心時代”大致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代是中國哲學的形成時期,中國哲學實現了從西周初期觀念的產生到基本類型的確立的跨越,為以後的發展、變化及走向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軸心時代在中國開始的標誌是孔子創立了儒家,建立了仁和禮並重的哲學思想。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各立學派,有“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之說。孟子繼承了曾子、子思一派的學統,所以有“思孟學派”之稱。這一學派比較重視心性問題的探討,將儒家的哲學思想推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對後世特別是宋代以後的儒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說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那麼孟子則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心性學代表了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所以,宋代以後人們往往將孔子和孟子並稱為孔孟,將儒家學說稱為孔孟之道。孟子的心性學內容豐富,層次繁多,總體而言,是以性善論為基礎,以修養論為歸結,以下筆者主要從這兩個方面加以闡釋,並在此基礎上對其後世影響加以概述。

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

一、性善論

關於仁的問題,孔子從多方面進行了解說。那麼仁的理論基礎是什麼?此外,還有義、禮、智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孔子都沒有論及,孟子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性善學說。關於人性的問題,孔子只是簡單提及:“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他認為人的性是相互接近的,而習氣則相差很大,至於性的善惡問題,他沒有作出明確的評判。而孟子則打出了性善的招牌,四處加以宣揚,所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所說的“性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人的本性生來就是善良美好的,其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概括起來大致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一)性善是指人皆有道德意識

孟子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四種道德意識,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惻隱之心即同情心,孟子也稱之為“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是從肯定方面說的,意思是對別人受苦受難表示哀憐。不忍人之心是從否定方面說的,意思是不忍心別人受苦受難。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為什麼這麼說呢?他從直觀的心理體驗角度加以解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同上)怵惕即恐懼,也就是說,現在有人突然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裡,都會產生恐懼哀憐的心。這種意識的產生不是要和孩子的父母結交,也不是為了在鄉里朋友中間博取名譽,它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不是出於任何利害關係,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純粹是同情心的表現,這種同情心就是惻隱之心。這裡特別應當注意的是“乍”字,乍即突然的意思,“乍見”就是沒有任何思索的間隙,在突然之間看到。如果有思索的間隙,就可能夾雜利害的因素,比如說存在報復的心理或博取名譽的心理,這時候就不會體驗到惻隱之心了。至於人皆有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沒有進行特別的論證,但從他上面的論證可以推知,人在沒有利害干擾的某一瞬間還可以產生可恥可憎的心,這就是羞惡之心,還可以產生謙恭推讓的心,這就是辭讓之心或恭敬之心,還可以產生明辨是非的心,這就是是非之心。

(二)性善是人的根本特性

孟子說:“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人與禽獸只有一點點的差別,而這一點點的差別就在於性善。孟子的朋友兼論辯對手告子主張“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即生而具有的自然本能就是性。這是從性的本義而言的,因為性與生原本為一字,告子追根溯源,所以有此種論調。並進而推出:“食色,性也”(同上),也就是說,飲食和生育(即生存和繁衍)是性。孟子認為告子的觀點是實際上把白羽、白雪、白玉一切白色的東西都認為它們的性質是白,把“犬之性”與“牛之性”與“人之性”混同起來。就白而言,白是一切白色東西的共同特點,如果因此就認為白色東西的性質就是白,這顯然是抹殺了事物之間的區別。就生存和繁衍而言,這是人和其它生物的共同本能,並不是人所獨有的根本特性。如果因此就認為人性就是生存和繁衍,這顯然是將人性與其它生物的性混同起來,無法把人區別於其它生物的根本特性揭示出來。所以,孟子反對告子籠統的“生之謂性”的觀點,而主張性善是人的根本特性。他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人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沒有這“四心”就算不上人,所以說性善是人的根本特性。

(三)性善是仁、義、禮、智的起點

孟子認為性善表現為人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種道德意識,而這四種道德意識分別是仁、義、禮、智的起點。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端即開端、起點。也就是說,同情心是仁的起點;羞恥心是義的起點;謙恭心是禮的起點;是非心是智的起點。由這“四端”(即四個原點)出發就會培養出仁、義、禮、智的道德品格來。所以,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並非由外界所塑造,而是人本身所固有的。由此,他就將仁、義、禮、智建立在了內在性善的基礎之上。

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

二、修養論

孟子雖然主張性善,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但他並不認為人的善性每時每刻都會毫無阻礙地顯現。現實中的每個人都是堯舜,但人在外界各種事物的影響下可能會迷失善性,不但不會成為堯舜,甚至可能成為桀紂。這就需要一套修養工夫去恢復人的善性,用孟子話說就是“求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人要像去尋找丟失掉的雞犬一樣,把自己迷失掉的善性恢復過來,使其重新發揮功能。由此,他就引出了修養論。孟子所提出的修養論主要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一)反身內求

反身內求就是內省。這是孔子、曾子以來儒家一直堅持的修養方法,孟子在孔子、曾子的基礎上又加以了繼承和發展。他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他強調人凡是在行為上出現了問題首先都要反省自身,從自身尋找問題,不要怨天尤人。假如有人對我蠻橫無禮,那麼一定要反省自身,我是不是不仁?是不是無禮?如果反省自身符合仁和禮,而對方對我還是蠻橫無禮,那麼一定還要反省自身,我是不是沒有真心待人?如果反省自身一切出於赤誠,而對方對我還是蠻橫無禮,那麼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沒有頭腦、缺乏修養的無知狂妄之人。這樣的人和禽獸有什麼區別呢?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可責難的呢?“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離婁下》)不僅如此,他還提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縮即不理虧,只要自我反省而不理虧、符合道義,那麼前面即便是有成千上萬人在阻擋,我也照樣前行,這體現了“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豪氣(《孟子·滕文公下》),這比但丁的“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神曲·序言》)更加豪邁。所以,反省並不是無止盡的自我問罪,否則就變成無謂的消極自虐了。以上可以說是從日常行為方面進行反省,除此之外,孟子還從人生的修養境界方面進一步拓展了反省的含義。他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他認為,天地萬物都可在人身上體現出來,如果反省自身真誠無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那麼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反身而誠”可以說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了。

(二)持志養氣

持志養氣就是堅定意志、修養正氣。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公孫丑上》)志是氣的統帥,氣充滿了人的身體,志到哪裡,氣也隨著到哪裡,所以說要堅守住志,不要擾亂了氣。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堅定意志、修養正氣。為什麼說是正氣,而不是別的什麼氣呢?孟子認為天地之間充塞著“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這種氣不是一般的中性氣,而是與道義結合在一起的具有價值意義的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同上)。但他在這裡並沒有點明這就是正氣,直到文天祥才明確說這種“浩然之氣”就是天地的正氣。“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正氣歌序》),並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他認為,天地之間存在著正氣,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世間的各種事物。在地下就是河流山嶽;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這種正氣在人來說就是浩然之氣,它氣勢磅礴,充滿了天地之間。文天祥的功業一般,但他用生命而去實踐了孟子的浩然正氣,所以後人才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持志養氣的關鍵時間點是清晨和夜晚。清晨之時,白天的喧囂尚未開始,內心清新寧靜;夜晚之時,消除了白天的煩擾,內心又恢復了安寧。故清晨和夜晚正是持志養氣的最好時間點,孟子稱之為存養“平旦之氣”和“夜氣”。持志養氣只是修養工夫,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其最終目的是達到“不動心”的境地,也就是完全實現自己的善性,在任何時候,面對任何事物,都能做到毫不動搖,不使自己的善性受到遮蔽,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情。孟子說他四十歲修成了“不動心”“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丑上》),一般人恐怕得需要更長的時間了。

(三)修養心性

這裡所說的“修養心性”是指孟子直接關於心性修養工夫的論述,它包括寡慾養心、存心養性、盡心知性、知性知天四個階段。如果就一般的意義而言,反身內求、持志養氣也都屬於心性修養的範圍。

孟子認為人皆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而這“四心”是性善的起點。那麼,如何修養這“四心”呢?他提出“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盡心下》)的主張。慾望減少,外界的干擾減少,內心就會變得平和,“四心”也就會常常顯現出來。而慾望增多,外界的干擾增多,內心就會變得浮躁,“四心”也就會很少顯現了。所以他認為修養內心的最好辦法就是寡慾。減少慾望可以說是一切從事修養活動所必須的,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老子》第48章)意思是說,從事學問研究每天都在增加知識,而從事修養活動則是每天都在減少慾望。至於佛法修持就更是主張控制慾望了。只是儒、道、佛三者的最終指向有所不同,老子希望達到“無為”的境界;佛法修持是為了最終的解脫;而孟子則是為了修養內心、恢復善性。但寡慾養心在孟子的心性修養中還處於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存心養性。孟子認為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仁、義、禮、智善性的起點,當這“四心”在某一瞬間忽然閃現的時候,要立刻把它們把握住保持好,由此入手來修養仁、義、禮、智的善性,這就是“存心養性”(《孟子·盡心上》)。第三階段是盡心知性,也就是要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不斷地加以擴充、拓展,使它們最終發展為仁、義、禮、智的善性。第四階段是知性知天,也就是要由人的善性向上溯源到天,認識到天是人的善性的最終來源,使得人與天相互貫通,這就達到了最高的修養境界。

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孟子的心性學

三、後世影響

孟子的心性學是軸心時代儒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儒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理論來源之一。不管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都把孟子的心性學作為其理論展開的依據。

程朱理學由孟子的性善論和修養論引發出“性即理”的本體論和“窮理”的工夫論,認為“理”是宇宙間的普遍法則,是貫通所有事物的統一原則。“理”既存在於外在事物,也存在於人的內心,在人的內心即體現為孟子所說的人人所具有的“善性”。每個人內心雖然都具有天所賦予的“理”,即天理,但常常受人慾的遮蔽而無法發揮作用,所以要通過“窮理”來去除人慾、恢復天理。由於“理”在人的內心受到人慾的遮蔽,所以窮理不能直接向內心去求,而應當向外在事物去求,經過不斷地尋求,最終實現內心之性與外在之理的相互貫通,這樣應事接物就會合理得當。程朱理學的“窮理”是一個由外至內的過程,最終還是要從外物落實到自身,切實認識到天地萬物之理就是人之性,這樣才算實現了內外貫通的目標,這正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的最高修養境界。

陸王心學更是直承孟子的性善論和修養論,建立了“心即理”的本體論和“發明本心”“致良知”的工夫論。陸象山首倡“心即理”,這也是心學的標誌性學說。他認為宇宙的普遍原則就存在於人的內心當中,這就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意識,即孟子所說的“四端”“本心”。(《孟子·告子上》)人的道德意識就是宇宙的普遍原則,宇宙的普遍原則是超越時空而恆久不變的。人的道德意識也同樣如此,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人的內心處於不受外物遮蔽的原本狀態,那麼人的道德意識就會顯現,宇宙的普遍原則便會彰顯出來。象山從“心即理”這一基本理論出發,走上了與程朱不同的“發明本心”的向內求理路徑。“發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先立乎其大者”(同上),也就是通過講學去除內心的遮蔽,使其恢復原本狀態,這樣理自然就會彰顯出來,天人就會相互貫通。他希望通過“發明本心”使人建立起內在的動力,由此再經過不斷的積累,最終實現成賢作聖的目標。王陽明倡導的“良知”也是來源於《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良知指的是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意識,實際上就是“四端”“本心”,但孟子並沒有挑明。到了王陽明,則明確地將“良知”與“本心”統一起來,把良知視為人人具有的成賢作聖的內在根據。不僅如此,他還把“天理”的觀念引入到了“良知”當中。天理體現在人的內心中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在人的內心中的顯現,良知是就本體而言的。他又進一步把孟子的“良知”與《大學》的“致知”結合起來,提出了兼含本體和工夫的“致良知”主張。良知雖然人人都具有,但由於受到私慾的遮蔽並不能發揮作用,這就需要去除心中不正的意念,將私慾的遮蔽徹底清除,使良知完全呈現出來,從而發揮指導人們進行道德實踐的功能。“致良知”是陽明思想的一個歸結,通過致良知就可以實現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目標了,他與弟子由此而推演出的“見滿街都是聖人”(《傳習錄》)的論題也就可以成立了。

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雖然學問路徑有所不同,但都將孟子心性學發揮到了極致,代表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最高成就。我們今天要開創新的軸心時代,還要回溯歷史、取法孟子。以心性學為核心的孟子思想不僅塑造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品格,還將啟迪中國文化的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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