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立佳
從一開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就具有雙重目的的宗旨：讓人們接觸到藝術品原作，並通過百科全書式的世界藝術收藏來傳播和教授藝術史。博物館館藏藝術品十萬件，可以說是全世界大學博物館裡數一數二。即使在美國高校中諸多博物館中，普利斯頓所收藏的歐洲藝術藏品也是首屈一指的。
博物館學術氣氛濃郁，法度嚴謹，得益於悠久的歷史和強大的藝術與考古系，歷代校友和社會捐贈，有一流的藏品、高水平的策展能力和豐富的教育資源。有古代美洲土著藝術、非洲藝術、美國藝術、伊斯蘭藝術、亞洲藝術、當代藝術、歐洲藝術、印刷和素描、攝影等九個展館。
美國各個著名大學美術館在中國藏品方面各有所長：哈佛大學博物館藏有精美的敦煌壁畫，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則有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拳毛騧；而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在中國書法的收藏方面頗有建樹，有號稱美國藏中國書法第一名品的王羲之《行穰帖》，還有黃庭堅《贈張大同卷》、米芾的《留簡》《歲豐》《逃暑》三帖、趙孟頫《湖州妙嚴寺記》等諸多珍品。
紙本 縱30釐米，橫372釐米
學界普遍認為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已不存於世，因此現在談及王羲之作品，實際上說的都是他的摹本、複本。《行穰帖》為初唐時期的雙鉤填墨摹本，硬黃紙本，24.4×8.9cm。二行，十五字，由北宋徽宗金泥題簽和宣和之印。
王羲之的真跡如今已無片紙傳世，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館藏的唐人摹本無疑是我們最能感知其書法神妙的窗口，事實上，唐人雙鉤填墨摹寫真跡技術之高超，後人早有“下真跡一等”的稱譽，在最大程度保存了王羲之書法的原貌。
《行穰帖》曾為董其昌友人吳廷所藏，明董其昌有多處題跋，後入清宮，乾隆有題跋題詩及鑑賞印。董其昌跋：“東坡所謂‘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此帖是耶？”乾隆帝則贊它“於渾穆中精光內韞”。
《行穰帖》全文為“足下行穰九人還示，應決不？大都當任”，初一看還真是有點不知所云，因為這只是王羲之一封信札的殘餘部分而已，前後文在唐朝摹寫前就缺失了。《行穰帖》是王羲之草書中最為奔放爽暢之作，頗有雄渾圓融之氣，顯示著其書筆勢由內擫向外拓的跡象。其字與字大小懸殊前所未見，且字勢一瀉而下，體格開張，姿態多變，開王獻之“尚奇”書風之先河。
王羲之書法有多種類型，《蘭亭》《聖教》《平安》《奉橘》為一路；《喪亂》《頻有哀禍》《初月》為一路。《行穰帖》為後一類，筆筆壓紙、飽滿渾厚。書法家及書法理論家陳振濂將《行穰帖》與《喪亂帖》《孔侍中帖》諸帖看做是“忠實派”唐摹本，並評說：《行穰帖》“留下了最真實的‘晉帖古法’‘魏晉筆法’的線條形態，其它反映出了真實可信的‘魏晉筆法’的本相來。”
自古以來，中國書法的愛好者們都有很深的王羲之情結，能夠擁有一卷“書聖”的法書名跡是夢寐以求的美事。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超級粉絲，曾以舉國之力蒐集王羲之真跡，並在全國徵召一流高手到宮廷對著真跡進行摹寫複製，因此唐摹本最大程度保存了王羲之書法的原貌。
書聖真跡早已不存於世，而流存到現在的唐摹本也已屬鳳毛麟角。據研究者考證，現可見並可靠的王羲之書法唐摹本約在二十卷左右，基本收藏在兩岸故宮及日本，唯有《行穰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因此著名藝術史家傅申認為：“這是西方唯一的藏品。有了這件珍品，西方的中國書法藏品的地位隨之大大提高。”
《行穰帖》原是宮廷舊藏，上有宋徽宗招牌式瘦金體題簽及雙螭圓璽，可見宋時就已入內府，這點在宋徽宗的法書著錄《宣和書譜》中也有記載，而《宣和書譜》之中載錄的均為宋徽宗宣和時御府內收藏的名家書法墨跡。傅申對此強調：“現存的王羲之作品的複本中很少有這種無懈可擊的證據。”
明朝萬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見《行穰帖》時歎為觀止，在作品上留下了小楷題簽“王右軍行穰帖”，還在卷後作了釋文和數段跋文，以蘇東坡的詩句為跋，對此摹本不吝讚賞：“東坡所謂‘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此帖是耶？”“觀其行筆蒼勁，兼籀篆之奇縱，唐以後虞、褚諸名家，視之遠愧，真希代之寶也。”隔了五年，他又寫：“此卷在處，當有吉祥雲覆之，但肉眼不見耳！”
董其昌題跋
1747年《行穰帖》被收入乾隆皇帝的《三希堂法帖》中，“蓋章狂魔”乾隆當然不會放過它，如今全捲上依然留有乾隆的題跋彈幕及鈐印點贊，比如在黃絕前隔水引梁武帝評語題行書“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八字，下鈴“乾隆御筆”朱文方印，其後又蓋了“乾隆鑑賞”“乾隆御覽之寶”“古希天子”“八微髦念之寶”等諸多鈐印。
及至1860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圓明園遭洗劫，皇城亦受波及，留在清內府100餘年的《行穰帖》由宮內流出，流落民間。（《行穰帖》系由宮內流出，同時流出的還有鍾繇《薦季直表》和蘇軾《黃州寒食帖》等，並非被列強搶走，聯軍表示，請不要把所有流失文物的鍋都扣在我們頭上！）
《行攘帖》流落民間後，幾經輾轉，1957年張大千以一萬元美金買下此貼，並鄭而重之地加以收藏，卷中最後一段跋便來自張大千，他還在卷首蓋了個大大的“大風堂”收藏章。張大千來日本曾攜此卷並一時存放於書法家西川寧處。
張大千在卷首蓋了個大大的“大風堂”收藏章，中間那方“望雲草堂”白文印是李經邁的收藏章。
造得一手好假的張大千對王右軍的字雖然也是愛不釋手，不過顯然他的商業頭腦更勝一籌。1962年，張大千將《行穰帖》交日本京都便利堂複製了若干份，分贈友好。當然，雖然是複製品，但張大千寫題跋、蓋收藏章、做複製品，都是為了給它“加分”，不久後，他就以八百萬日元的價格將此貼賣給了一位日本藏家，摺合當時的美金為兩萬餘元。這一票，張大千又賺了翻倍的利潤。
1970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美國金融家約翰•艾略特（John Brailsford Elliott，1928-1997）在其同學方聞的指導下，從這位日本藏家手中買下了這卷書法。方聞還幫艾略特掌眼，購買了黃庭堅的《贈張大同卷》、鮮于樞的《御史箴》等數百幅中國古代書法精品。在方聞的幫助下，艾略特在短短几年內便建立了標杆性的中國書法收藏，也由此成為了北美頂級的私人收藏家。
約翰·艾略特
1997年7月25日，艾略特去世，遵照他的遺囑，這批包括《行穰帖》在內的私人藏珍都捐贈給了他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的藝術博物館，繼續供學術研究和公眾欣賞——普林斯頓是美國大學中研究中國藝術史的重鎮之一。博物館的東亞展廳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作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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