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從1953年開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藉助政權的強制力量，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全社會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收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當時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
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1953年6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顧不得養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8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1981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鑽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志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是危險傢伙。”
統購統銷是1953年12月實行的。1954年9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1953年7月一1954年6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 ,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在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以後，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對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
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
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從實行統購統銷到改革開放期間，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 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割，拉大了城鄉差距。然而，正是中國農民這一份可貴的奉獻，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沒有農民的奉獻，也不會有“兩彈一星”。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1954—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造成了農村糧食十分緊張。國家收購的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也收購走了。超過餘糧部分稱為“過頭糧”。由於徵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返銷給農村的糧食中徵購糧食的比重達38.9%到49.3 %。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政府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放心，“過頭糧”還是年年徵。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了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430億一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一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850億斤。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徵購計劃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這次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劃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一37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35億一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裡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裡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裡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鉅，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弈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統計表。)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統購統銷可能一直繼續下去。
1978年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體。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空前提高，糧食真正多了起來。1984年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其他農副產品也大幅度增長。
此時農民強烈要求取消統購統銷。但城市職工和國家財政難以承受。國家只能兼顧城鄉利益，採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指出，“對重要農副產品實行統、派購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種不宜過多。”
1984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又指出，“要隨著生產和市場供給的改善，繼續減少統派購的品種和範圍。
到1984年底，統派購品種從1980年的183種減少38種(其中24種是中藥材)實行了32年的統購統銷開始瓦解。
1985年，國家不再對農村下達指令性的收購計劃。而是採用“合同定購”的方式來收購國家需要的糧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縮小合同訂購數量，擴大市場議購”的新方針。
然而，只要糧食價格不放開，沒有糧食市場，統購統銷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糧食市場的形成，必須由市場供求定糧價。在統購統銷實行的幾十年間，為了適應城鎮職工的低工資，農產品實行低價政策，即靠農民支付的“剪刀差”來補貼城市職工。1979年，國家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但政府賣給城鎮居民的糧食價格低於從農村的收購價。差額由國家財政補貼。1991年，糧食價格補貼400多億元。其中城市補貼200多億元。平均每個市民補貼130元一150元。用這些錢可以買好大米100公斤。但是，放開糧價的政治風險太大，遲遲不能決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麵提價一分錢，事先要層層開會，做好充分的思想動員，還讓黨員以黨的紀律保證不去搶購。1992年底，各地的庫存糧食多，庫存糧食佔壓不少資金。這時放開糧食價格，不僅不會出現搶購，還會給糧食部門減輕負擔。
1992年底，全國844個縣(市)放開了糧食價格，糧食市場形成，統購統銷才真正退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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