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八柱
第一根柱子上，刻的是唐初書法家虞世南的臨摹；第二根柱子上，刻的是褚遂良的臨摹；第三根柱子上，刻的是馮承素的臨摹；第四根柱子上，刻的是唐著名文學家柳宗元的“蘭亭詩”真跡；第五根柱子上，刻的是唐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所寫的“蘭亭詩”原本；第六根柱子上，刻的是清乾隆進士于敏中補修柳公權所寫的蘭亭闕筆；第七根柱子上，刻有明書畫家董其昌仿柳公權所寫的“蘭亭詩”；第八根柱子上，刻的是乾隆皇帝臨摹董其昌仿柳公權所寫的“蘭亭詩”。
蘭亭八柱及蘭亭碑皆為圓明園“坐石臨流”亭之舊物，今為中山公園內“景自天成”亭重要組成部分。
【蘭亭序八柱第一虞世南】
《虞摹蘭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紙本，行書，縱24.8cm，橫57.7cm。
【蘭亭序八柱第二褚遂良】
【蘭亭序八柱第三馮承素】
【褚遂良臨黃絹本】
定武蘭亭序1
《定武蘭亭序吳炳舊藏本》墨拓 縱26.0釐米 橫66.0 釐米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定武蘭亭序2
定武蘭亭序（宋拓定武柯九思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蘭亭》由隱而彰，天下貴為法書名跡，功在唐太宗李世民。《蘭亭》真跡葬進昭陵，真跡永絕，則是其過。當年太宗下令複製《蘭亭》，賜給皇太子、諸王，還有近臣房玄齡等八人，算來十數本，幸有摹本傳出宮廷，傳摹不絕，我們今天還能看到《蘭亭》面貌。
有人說，只要發掘昭陵，《蘭亭》真跡可以重見天日。但昭陵在公元10世紀初已遭盜掘，《新五代史·溫韜傳》記載：盜人出身的後梁鎮將溫韜進入陵寢，見正寢兩邊東西廂列有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繇）、王（羲之）紙墨，筆跡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歐陽修說，溫韜只重財，將昭陵“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一部分被宋太宗趙光義購募，刻進法帖，傳於人間，“獨《蘭亭》真本亡矣”。
太宗曾孫玄宗時代，《蘭亭》已在世間傳開。時人武平一追及源頭：“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湯普徹是卑微的宮廷搨書人，膽敢私下多搨賜品外傳，難以置信。但武氏道明瞭一個事實：世間相傳的《蘭亭》來自宮廷摹本。各種古本《蘭亭》，無一例外地保持著28行的款式，行款一致，風格如一。這種現象表明，歷代相傳的《蘭亭》源於共同的祖本。
唐宋兩朝流傳的《蘭亭》，隨著歲月流逝，越來越少。今天所見的《蘭亭》墨跡名本，前三位是虞世南臨本、褚遂良臨本、馮承素摹本，皆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這名次是清朝乾隆皇帝排定，並和其他相關蘭亭的書跡合為八種，分別刻於頤和園“坐石臨流亭”的八根石柱上（20世紀移建於北京中山公園），虞、褚、馮三本依次稱為“蘭亭八柱”第一、第二、第三。《蘭亭》刻本一類，“定武本”最為著名，宋人說是歐陽詢據右軍真跡臨摹上石。這四種《蘭亭》名本，並無書寫者的名款，各自的名頭，都有一段加冕的故事。
虞世南臨本
本幅白麻紙，縱24.8釐米，橫57.5釐米。兩紙拼接，接縫在14行與15行之間，行距勻稱。歷代屢經裝裱，墨色晦暗。本幅末尾下端題“臣張金界奴上進”小字一行，人稱“張金界奴本”。張氏是宛平人，卑名“金界奴”，即僧家奴之意。他總管元朝染織雜造工匠，元文宗時主持奎章閣建築工程。此卷卷首鈐有元文宗“天曆之寶”璽，又稱“天曆蘭亭”。
明朝時，這本《蘭亭》流入民間，晚明歸大收藏家吳廷。吳廷字用卿，號江邨，歙縣（今安徽黃山市徽州區）人，富甲一方，書畫收藏之巨可與明朝大收藏家項元汴（子京）相埒。吳廷廣交文人書家，曾將這本《蘭亭》借與董其昌，萬曆二十六年除夕（1599）索回。董其昌收藏後，約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轉讓給明末儒將茅元儀（止生）。清初為大收藏家梁清標所得，而後進入清朝內府。乾隆帝題跋兩則，其中一則寫於乾隆十二年（1747）。
這本《蘭亭》稱為“虞世南臨本”，緣於董其昌。他割讓茅元儀時寫有題跋，有“此卷似永興所臨”一語。梁清標（蕉林，1620～1691）裝裱時，題了“唐虞永興臨稧帖”的標籤，貼在卷首。“永興”是初唐書家虞世南的封號，乾隆皇帝喜歡這個大名頭，題跋說“董其昌定為虞永興摹”，還為董其昌的說辭找了一條理由，“以其與褚（遂良）法外別有神韻也”。但是鑑定行家並不相信董其昌的信口之言，清朝鑑定家翁方綱（1733～1818）寫過一篇《蘇米齋蘭亭考》，認為“潁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後人稍知書法筆墨者，別自重摹”。啟功曾經屢觀原卷，贊成翁方綱之說，進而懷疑此本“是宋人依定武本臨寫者”。但學者的“精識”不敵前朝俗說，世人依然稱此本為“虞世南臨本”。
褚遂良臨本
本幅淡黃紙本，縱24釐米，橫88.5釐米。也是兩紙拼接，接縫在19行與20行之間，行距勻稱。後紙有米芾10行題詩，所以又稱“米芾題詩本”。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群賢吟詠無足稱，敘引抽毫縱奇扎。愛之重寫終不如，神助留為萬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無一似。昭陵竟發不知歸，摹寫典刑猶可秘。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紀名氏。後生有得苦求奇，尋購褚模驚一世。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北宋時，尋購“褚模”《蘭亭》成為風氣，指唐摹本為褚筆之說，流行漸多。米芾題詩譏諷了這種風氣，更沒有說這本《蘭亭》是“褚模”或“褚遂良臨本”。後人未解米詩之意，以為類似褚法，竟題為褚本。
啟功說，這卷《蘭亭》的字跡與後面米芾題詩的筆法相同，紙也一律，“實是米氏自臨自題的”。米芾得益褚書以精於摹古自豪，喜歡顯示自己臨摹亂真的本領，他來臨寫一本也有可能。他在詩中說“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似乎暗示世間好事者不要上當。
馮承素摹本
本幅白麻紙本，縱24.5釐米，橫69.9釐米。兩紙拼接，前紙13行，行距較松；後紙15行，行距偏緊。帖首前隔水上端有舊題“唐模蘭亭”四字，左邊騎縫處殘留“神龍”小印左半，故稱“神龍本”。此本遞藏於南宋內府、元朝郭天錫、明朝項元汴、清朝內府。全卷鑑藏印多達百數十方，後紙有宋朝李之儀、石蒼舒，元朝趙孟頫、郭天錫、鮮于樞、鄧文原，明朝李廷相、文嘉、項元汴諸家題識觀跋17則。
此卷所見“神龍”印，郭天錫在至元癸巳（1293）的題跋指為唐中宗的年號印。中宗李顯是太宗孫，高宗子，武則天所出，一生兩次登基。第一次在嗣聖元年（684），兩個月就被武后廢為廬陵王。武后當政時期的聖曆元年（698）召回，又立為皇太子。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病重之時，張柬之迎李顯監國，逼武則天退位，李顯再次即位，恢復唐朝國號。中宗“復辟”時，襲用武則天“神龍”年號，兩年後改元“景龍”，又三年，被韋后鴆毒而死，年55。
郭天錫把此本《蘭亭》定名為“神龍本”，認為“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他表達謹慎，只說“馮承素等”。因為馮承素之外，唐朝宮廷書人還有趙模、韓道政、諸葛貞、湯普徹等人，郭天錫不能確認究竟出自誰手，只作整體判斷。明朝萬曆五年（1577），項元汴省復為單，題為“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鑿實為馮承素。項元汴還把馮承素和“神龍”年號印聯繫起來，附會成中宗時代人。雙鉤摹搨是精細的活計，費眼力，如果貞觀末年（649）馮承素30歲，即使活到唐中宗神龍年間（705～706），當有87歲，老眼昏花，豈能從事摹搨。
這本《蘭亭》是公認的唐人摹本，比所謂虞臨本、褚臨本的影響大。啟功《蘭亭帖考》說：“這帖的筆法穠纖得體，流美甜潤，迥非其他諸本所能及。破鋒和剝落的痕跡，俱忠實地摹出。”行款前疏後密，行式上保存了王羲之原稿近邊處擠寫的狀態。“從摹本的忠實程度方面來看，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但是這本唐摹《蘭亭》過於妍媚，一些學者以此懷疑《蘭亭》的真實性。
定武本
現身宋朝的定武本是《蘭亭》諸多刻本中最著名的一種，有界欄，公認為唐朝刻本。宋人說，朱梁篡唐，原石移置汴都（今河南開封）。契丹破石晉，載石渡河而北，流落定州（今河北定縣）。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被定州士人李學究得到，死後被官府索走，放在定州官庫裡。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薛向守定州，離任時帶走原石。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薛家交還原石，置於汴京宣和殿。這本《蘭亭》石刻在宋朝北疆定武軍發現，宋人習稱“定武本”，還有“定武蘭亭”、“定州本”、“定本”、“定帖”之稱。
宋人喜好傳刻《蘭亭》，特別是南渡之後，“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按複製的對象看，《蘭亭》刻本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翻刻定武本。李學究得到定武《蘭亭》未久的慶曆八年（1048），韓琦鎮守定州，李學究獻定武拓本，韓琦索原石，李學究別刻一石上交。李氏死後，其子以原石拓本售人，每本千錢。及宋祁守定州，李氏子欠賦稅，宋祁以公帑換取刻石，藏於公庫。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薛向守定州，其子薛紹彭（後與米芾並稱“米薛”）別刻一石留定州，換走原石，並在原石上鑿損“湍、帶、右、流、天”五字作為記號。自此，拓自原石的定武本遂有“未損本”與“損本”之別。金兵陷汴京，原石亡失，此後翻刻本，率是五字“不損本”。
第二類是傳刻定武本以外的古刻本。徽宗時，米芾父子三人傳刻杜寶成家傳的唐刻本《蘭亭》，“五日模”、“善工十日刻”，號為“三米蘭亭”。徽猷閣學士胡世將在豫章所刻兩本《蘭亭》，其中一本“出於錢氏貞觀本”，估計也是唐刻本。
第三類是傳刻唐人臨摹墨本。南宋紹興元年（1131），高宗在政事堂召見官員，樞密院屬官辛道宗獻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說是出自唐朝內府，高宗令人刻於會稽。
《蘭亭》刻本極多，桑世昌《蘭亭帖考》著錄了六十餘種。定武本摹刻精工，聲譽在其他刻本之上，為世所貴。所以，宋人自藏 《蘭亭》刻本，好以定武本自雄；為人題跋《蘭亭》拓本，則以定武本相誇。定武原石出自何人摹勒（何人手筆），臆測之說頗多，有智永、歐陽詢、褚遂良、趙模、懷仁、王承規六家。後以歐陽詢臨摹上石的說法佔據上風，定武本歸到歐陽詢名下了。
宋人推崇定武《蘭亭》，不只因為有了歐陽詢的名頭，南宋藏書家、“四大詩人”之一的尤袤說：“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王安石曾孫王厚之說得具體一些：“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黃庭堅這樣評定武本，比較了他所見到的另外兩個刻本。一本“極肥”，傳為唐朝開元時代書家褚庭誨所臨。另一本“極瘦”，出土於地下，宋朝龍圖閣學士張景元所得，字畫輕瘦勁健，說是褚遂良所臨，號為“褚蘭”。這兩個本子，早已不存，黃庭堅的“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卻廣為流傳，成了鑑賞定武本的名言。
定武《蘭亭》刻本，真贗混雜。趙孟頫在定武本《蘭亭十三跋》中感嘆：“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明朝王世貞不像趙子昂那樣迷茫，他說：“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拓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真贗。而損本的然，故以為貴。”
曾經極為盛行的定武《蘭亭》，清初猶有多本流傳，現在極少，流傳有緒的名本僅有三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兩本，一是吳炳舊藏本，屬不損本。一是獨孤僧本，曾被趙孟收藏，清朝嘉慶年間遭火燒，殘存三小片，卷後有宋元明清人的題跋。
還有一本藏在臺北“故宮”，名為柯九思舊藏本，屬五字損本。卷後有宋至清題跋十餘則，元朝名家鮮于樞、鄧文原、趙孟頫、虞集、康裡子山、袁桷都留下精彩題記。此本墨拓較淡，可以察覺，石面不平，有裂紋。第1行末“會”字缺損，第7行、14行泐損。屢經傳拓，筆鋒漸禿，字口不甚清晰。與馮摹本相比，定武柯九思本字畫渾厚，特別是橫向筆畫，不是那麼側斜，更為古樸。
柯九思本第14行和15行之間，下端有一“僧”字，一般認為是梁朝宮廷鑑書藝人徐僧權的押署。梁內府鑑書藝人還有一位“江僧寶”，其名也有一個“僧”字。劉餗《隋唐嘉話》說及《蘭亭》真跡“梁亂出在外”，表明《蘭亭》曾歸梁朝內府，如果“僧”字是梁朝鑑定人的押署，可以印證劉餗的記載。這個“僧”字在墨跡古本中見不到，或許可以說，“僧”字押署是定武本的一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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