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崛起要追溯到2005年，那時候《百家講壇》才剛剛興起，可能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帶動了人們對於文化的需求，所以所有人都特別喜歡這個節目，于丹在其中對《論語》的講解更是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在這個節目上，好多人都得到了觀眾的認可，比如易中天，比如閻崇年，但為什麼只有于丹被人趕下舞臺呢？
梁宏達對此事有一針見血的見解，他說于丹都是端著肩膀講話的，意思就是說她總是將很通俗的東西講成很很高端的東西，把常識弄成高高在上的存在，這樣很容易引起大眾的反感，文化本來就是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民眾的文化素養也都開始變高，于丹的這種行為，讓很多人都覺得是故弄玄虛。
我們雖然不可否認于丹在中國文化傳播上所做的貢獻，但是也反對明明不懂卻要假裝自己特別懂的行為，于丹的行為無異於是在止步不前，她將自己自有的文化當做了文化的尖端，這麼多年來不進步不發展導致她所講的東西都是別人已經知道的常識，這是傳播文化的大忌。
于丹只是把很簡單的東西假裝很高深的來說嗎，不，不是這樣的，她還經常說錯一些文化常識，比如她曾說王安石主持了慶曆新政，蘇東坡表揚了青苗法，而史實是王安石主持了熙寧變法，蘇東坡痛斥了青苗法，如此重大的史實錯誤，實在不該是一個文化傳播者身上應該出現的，作為一個文化傳播者，于丹首先應該保持對學術文化的嚴謹性，在這一點上，她不適合當一個學術傳播者。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傳播傳統文化的節目很出名，比如各種大賽，比如《漢語橋》、《最強大腦》等等，這些節目都在創新形式的基礎上更好的向觀眾傳播難度適中的傳統文化，像這樣的節目才更好的完成了從經濟與文化的結合。
于丹經歷了從一個文化教育者到一個人人唾棄的小丑的局面，除了她自身的不嚴謹外，這也從側面反應了我們時代的進步，經濟發展使文化更大眾化，如果沒有真才實學，就不要出來丟人現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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