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愛花的民族。
《辭海》中如此解釋道：當事物達到最美好的狀態，便可稱之為“華”，有如大樹開花一般。
因此，在古漢語中，“華”字與“花”字，是相通的。
相傳，我們先祖伏羲的母親是華族人，這個族群愛花如命，喜歡用花裝飾自己的身體，就連祭祀時，周遭也遍佈採集的花草，因此又被稱為“花族”。
可以說，愛花、尚花的血液，自古就流淌在華夏民族身體當中。
而中國的插花藝術，亦由來已久——聞名遐邇的日本花道，也是在一千多年前，由遣隋使傳入東瀛，方才自成一家的。
那就讓我們隨著這本《中國插花簡史》，一覽中華千載花事吧。
早在新石器時代，花卉蓬勃的生命力和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態，就深深吸引了我們的先祖。
他們將花卉紋樣，燒製在各種陶具上面，期待著族群不斷繁衍壯大，繁盛如花。
夏商周時期，盛行青銅器，形制豐富，變幻多樣，為後世的瓶器，奠定了雛形。
而《詩經》的出現，則開啟了中國璀璨的花文化。
《詩經》有詩305篇，出現植物的篇章，就達到了135篇，將近半數。
中國的插花藝術，雖然以花為主體，但葉、幹、根和果實亦不可或缺。
這些在《詩經》中，被先民們歌詠的植物，成為後世插花藝術中常見的花材。
《詩經》所描繪的眾多植物，除了像《周南·關雎》中提及的“荇菜”，具有食用和印染等日常使用價值外，有些植物，還被賦予精神方面的內涵。
在《鄭風·溱（qín）洧（wěi）》中，男女們攜手踏春，互萌愛意，“方秉蕑（jiān）兮”，以蘭草示深情；“贈之以勺藥”，用芍藥訴別離。
由此可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賞花、贈花和佩花，已是常見之事——如果再進一步，便是插花創作了。
與《詩經》相比，《楚辭》記述的花草品類更加繁多，而且其詩篇更加浪漫，更加富於想象力，並且大量使用隱喻和象徵手法，常以花言志與明理。
就拿我們最熟悉的詩句來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jì）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詩句中所提到的木蘭、秋菊、芰荷和芙蓉，都是現代插花藝術中常見的花材，它們的象徵意義在《楚辭》中，便已確立。
《詩經》與《楚辭》，記述了中國大量本土花卉——清香幽靜、色彩淡雅者，比比皆是，這表明當時的人們，在花卉欣賞上，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雖然還沒有出現狹義上的插花藝術，但中國的花文化，已經日臻成熟。
隨著漢朝的建立，中國歷史迎來第一個高峰——內則國力強盛，外則絲路暢通，各種奇花異果，紛紛流入中國，豐富了中國的花文化；中國的插花藝術，也在這一時期產生。
漢惠帝劉盈的皇后張嫣，不僅嗜花如命，而且在宮苑中親自下地，種植澆灌花草，時時欣賞。
有一天，妃子集體拜見張嫣。她們深知張皇后喜歡花卉，便各自獻上準備多時的“禮物”。
張嫣“獨接蘭梅各一枝，插於座右瓶內”，然後與各位姐妹盡情暢談，心情極好——這是中國最早的關於插花的文字記載。
而中國最早的插花圖像，則出現在東漢浮陽侯孫程墓中——在墓道壁畫上，放置著一個陶盆，六朵紅花，均勻地插於其中，有一種質樸之美。
孫程因擁立漢順帝即位有功，而被封侯，所以說，他與宮廷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
以上都映證了一個事實——中國的插花藝術，始於漢代宮廷。後來由上而下，作為一種高雅藝術，流入民間，然後一步步發展。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插花藝術，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的藝術。
梁元帝蕭繹（yì）在《纂要》一書中，描繪了二十四種花材，每月兩種，與二十四節氣相搭配，這就是著名的“二十四番花信風”。
這位才子型皇帝，還留下“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的詩句——這是關於花朝節最早的文字記錄。由此推測，當時已有過花朝節的習俗。
而且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瓶供與盤花這兩種插花形式。
瓶供也叫瓶花，也就是將花插在瓶器裡，多用於祭祀和佛教供養等場所。
齊武帝第七個兒子蕭子懋（mào），在母親病危之時，請僧侶做法為母祈福。僧侶們將一個銅瓶盛上水，然後插了一朵荷花，獻於佛祖面前。
蕭子懋邊流淚，邊禱告佛祖：如果我齋戒完畢後，瓶中的荷花還沒有枯萎，那麼母親就一定能康復。
七天之後，蕭子懋齋戒完畢，發現擺在佛像面前的荷花，顏色更加鮮紅；他取出來一看，莖上還生了些許根鬚。回屋一看，母親的身體也好了很多。
蕭子懋以拳拳孝心，感動了佛祖，一時間傳為美談。
而盤花就是盛放於盤子中的花朵。
關於盤花的記載，最早見於庾信的《杏花詩》：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映村塢，爛漫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這時候的庾子山，年少得志，尚不識愁滋味。而梁帝國也如盤中之花，絢爛無比。等到花枯國滅，流落異鄉，嚐遍別離心酸的庾信，方才蛻變為一代文宗。
南北朝時期，佛教非常興盛；而花在佛教當中，是很重要的象徵之物。許多佛教經典，都以花比喻佛法，比喻祥瑞，比喻佛祖的大慈大悲。
同時，花也是佛教重要的供物——我們剛才提到的蕭子懋插花拜佛，為母祈福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佛教傳入中國後，信徒們要學習各種佛教供養形式，而“花供”被列為佛教十大供養之首，需要慎重對待。
這就讓中國原本就存在的插花藝術，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內容上，都逐漸講究起來，最終形成一門獨立的、精緻的藝術。
中國的插花藝術，在佛教的推動下，風氣日盛，變得更加藝術化、儀式化。
到了唐代，插花藝術上至宮廷，下到民間，都已非常盛行，並誕生了中國第一部插花理論作品《花九錫》。
“九錫”本來指的是古代皇帝賞賜給大臣的九種物品，作者羅虯（qiú）借用這個說法，規定了插花時所需要的九個步驟：
擋風、裁剪、用水、花器選擇、擺放方法、畫圖留念、配上樂曲、喝酒欣賞，最後作詩流傳後世。
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有很多方面，我們已經無法做到，比如，為插花作品專門作曲、作詩等。
但也由此可見，古人在插花這件事情上，是極其下功夫的，從視覺、聽覺和味覺上，都照顧到了，不愧是一門高雅的藝術。
唐人愛花，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
武則天在花朝節遊園時，心覺好花怎可獨享？馬上下令宮女採集園中之花，與米一同搗碎，蒸煮成糕點賜給群臣。
也許，也只有愛美善感的女性皇帝，才會有如此風雅之舉吧？
白居易則留下“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詩句，讓我們感受到了唐人愛花，已達到了何種狂熱的程度。
長安與洛陽的花市，聞名天下，以至於街頭出現了像花師、賣花人這樣與花密切相關的職業。
如此愛花的朝代，插花藝術怎能不盛？
到了五代十國，酷愛插花的南唐後主李煜，在宮廷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插花比賽，並張榜排定名次，而且開創了吊花、壁掛花和竹筒插花等新的插花形式。
奈何李煜生在帝王家？可惜了這一身詩意，千古才華。
而李煜的宰相韓熙載，拜顧閎中那幅《韓熙載夜宴圖》所賜，而留名中國繪畫史。
在中國的插花藝術史中，他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開創了新的賞花形式——香賞。
《清異錄》記載了韓熙載對賞花的獨到見解：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
韓熙載認為，不同的花香，要對應不同的燃香，如此方能“妙不可言”。
比如，龍腦氣味清涼，與木樨花的馥郁非常相配；四絕合香，由梨和蘋果等果皮製成，氣味清遠，與幽香可謂“情投意合”。
當時戰亂極為頻繁，老百姓們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何談插花之事？
也只有這些苟且一日算一日，享樂一天算一天的王公貴族們，才有心思和財力，專研花花草草吧？
有宋一代，“重文輕武” 是長期的國策。文人階層自趙匡胤立國伊始，迅速壯大，無論在朝堂，還是民間，都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在文人們的大力推動下，插花藝術成為四般雅事（插花、點茶、掛畫、品香）之首。
吳自牧在《夢梁錄》裡記載了南宋都城的茶館裡，幾乎家家都“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
宋人對於花的喜愛，源自於骨子裡的風雅。
當時的人們將花種在園裡，插在瓶中，甚至戴在頭上——雅稱“簪花”，不分男女。
簪花的習俗始於唐代，而到了宋代，皇帝們時常將花賞賜給群臣，男子簪花，便成為一種潮流。
在《水滸傳》中，有許多英雄好漢，都有簪花的習慣。比如燕青“鬢邊長插四季花”，蔡慶“頭插一枝花”。
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裡，為我們講述了當時插花、簪花風氣之盛：
“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邀……至花落乃罷。”
選花與品花，是中國插花藝術的重要步驟——宋人不僅愛花，而且對花的性情，有著敏銳的感知，將其擬人化，當作客人與友人對待。
出現了像“花三十客”“花十友”這樣充滿人情味的稱呼。
比如丁香因葉片呈心形，又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情人花，因此在“花三十客”中，被稱為“情客”，象徵愛情。
木槿花期甚短，“花三十客”毫不客氣地將它賜名為
“時客”，也就是在主人家中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的客人。飽讀詩書的黃庭堅，則援引陶淵明“採菊東籬下”的典故，將菊花喚作“東籬客”。
隨著宋瓷的興起和繁榮，瓷制花器，秉承宋代至簡、至純、至雅的美學觀，成為人們插花時的首選。清雅的瓷器與盛開的花卉，相互映襯，別有一番風韻。
今天有很多花器，都是效仿宋代瓷制花器的色彩和造型製作的，宋瓷花器的影響力可謂超越千年。
插花的經驗，經過前代的積累，到了宋代，已經非常豐富。宋人對於插花的創作環境、插花的技巧以及欣賞的方式，都非常講究。
樂山好水的蘇軾，寫過不少詠花名篇，也是一代插花大家。他在《格物粗談》裡大談特談自己的插花心得：
“荷花以亂髮纏折處，泥封其竅（洞），先入瓶底，後灌水，不令入竅，則多存數日。”
“梔子花則將折枝根捶碎，擦鹽，入水插之，則花不黃。”
這都是一些經驗之談，東坡居士真是會玩！
元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對漢族知識分子採取打壓政策——他們幾乎一輩子都沒有做官的可能，只能歸隱田園，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快活。
因此，元代的插花群體主要在宮廷官宦之家和文人隱居之所。
元代統治者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漢文化，但他們的水平，還沒有高到可以領悟插花藝術真諦的地步。
元代宮廷負責插花的人員，基本都是南宋遺民，承襲了前朝宮廷插花一貫的典雅風格，並沒有多少創新可言。
而文人們對待插花之事，就不一樣了——他們深知自己就算讀書再厲害，也終生無法做官；再加上亡國之恨，可以想見心情是多麼鬱悶。
只能通過插花這種方式，含蓄地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滿和期望，孤芳自賞。
南宋文學家周密生於錦繡杭州，早年看盡繁華。哪知一朝干戈起，國破家亡，這個充滿氣節的文人，到死都堅決不做元朝的官。
惆悵的周密手撫額前白髮，目見桌上插花，吟出了最能表現文人孤芳自賞情緒的一首詩：
“深深門巷老翁家，自洗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華。”
元代的文人，將插花藝術從“規範”的框架下抽離，任由主人根據自己個性和心境進行剪裁，讓它承擔起“追憶前朝”“宣洩不滿”“表達個性”的功能——這就是“自在花”。
酷愛養花和插花的詩人方回，早上起來準備磨墨寫字，擔心會“驚動”窗下的插花，因此動作儘量輕柔，可還是有數點花瓣，飄落硯中。
多情的詩人，惜花如命，馬上揮毫，為我們留下了這首充滿意趣的小詩《惜硯中花》：
“花擔移來錦繡叢，小窗瓶水浸春風。朝來不忍輕磨墨，落硯香粘數點紅。”
自在花的誕生，豐富了中國插花藝術的精神內涵，成為插花人表現個人情緒和志趣的載體。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民間疾苦，大力提倡節儉，官僚們大多不積聚鉅額財產，士人的風氣也非常簡樸。
受太祖影響，後世的明朝皇帝們，都只在重大節日開展插花活動，規模比之前的朝代小了很多，這一風氣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非常難得。
中國插花藝術的重心，也完全轉移到了民間，尤其是文人階層。
明代的文人追求思想解放，注重個人修為，除了詩詞書畫，插花藝術也是他們非常注重與喜好的藝術領域。
袁宏道不僅文學成就極高，而且是我國曆史上首屈一指的插花藝術家，他甚至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
“瓶花齋”，並寫出了赫赫有名的插花理論著作《瓶史》。這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插花理論的最高峰，推動了當時社會賞花和插花的風氣。
袁宏道將“精勁、清雅、格高”的文人插花，推向了極高的審美境界——偶一出手，即成佳作。
比如，在古銅瓶中插上寒梅、月季數枝，以示高雅高雅。
在鈞窯瓷瓶中，插上枝丫細小的水仙、玉蘭，再以兩朵豔紅的山茶倚靠一側，營造出一種非常古典的造型。
在瓶中只放置梅、竹和山茶，則構成另一個版本的“歲寒三友”。
袁宏道的插花理論不久之後，就傳入東瀛，對日本花道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到了明代，“清供插花”也開始在文人中間流行。
所謂“清供”，就是指清雅的貢品，以香花素果、文玩美器為主。
而清供插花，需要我們結合周圍擺放的古器物、繪畫、書法和室內陳設等多種物件，才能更好地、更完整地理解一件插花作品所要傳達的意趣。
明代和宋代一起，被公認為中國插花藝術的繁盛時期。
清代的宮廷插花藝術，因為歷代帝王都崇尚富麗堂皇的風格，漸漸失去了宋代的典雅和明代的簡樸，有一種流於表面的豔麗。
比如乾隆皇帝偏愛彩繪花器，有的花器甚至極盡工匠之才華，瓶上人物、花鳥、樓閣應有盡有，令人眼花繚亂，不免豔俗。
這位一生寫了四萬多首詩的“文人”皇帝，也許根本不知道瓶與花，到底哪個是主，哪個是次吧？
受此影響，士大夫的生活也逐漸變得繁縟，人們只關心那些值錢的花器，在插花藝術上停止了探索。
從流傳至今的大量插花題材繪畫作品來看，清代的插花藝術在整體上呈現出程式化、世俗化的趨勢，極少有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中國的插花藝術，不僅養眼，而且潤心，是中華民族表現對生命的熱愛、對自然的敬畏的獨特方式，是通往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座虹橋。
這座虹橋曾經穩如磐石，深深紮根於我們的生活當中，現在卻在歐風美雨的侵襲下，備受冷落。
與講體系、講傳承、講規範的日本花道相比，當代中國的插花藝術，要麼被解說成怪力亂神，要麼被講得雲裡霧裡，和古代的繁盛相比，如今呈現枯竭的趨勢，可謂羸弱不堪。
期待著有心人重拾和發揚中國的插花藝術，使社會再現愛花、尚花的風氣，讓人們從一花一瓶中，體悟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體悟大自然的偉力，體悟生命的神奇，也體悟自己的內心。
瓶中花事，四時流光，最是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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