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自蘇聯解體獨立後並未變得更為富裕，而是在社會激烈動盪下陷入經濟災難。2017年2月5日，烏克蘭阿夫傑耶夫卡市陷入軍事衝突，數十名平民傷亡，數百人撤離家園，圖為當地居民排隊領取食物。新華社/法新）
當前，總有一些人認為，我國經濟要想更為發展就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比如私有制、民主制等，只有這樣才能激發經濟的活力。但是，看看埃及、蘇聯東歐等國家的經歷便可發現這種認識其實非常片面，潛藏風險。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權決定論認為，只要建立私有制、民主制等西方制度，所有國家都能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共同富裕，但在實踐中該理論所述的結果並未實現，反而導致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形成了對相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以埃及為例，其原為糧食生產大國，從羅馬時代就是歐洲的糧倉，但在美國以西方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的遊說下，埃及逐漸放棄種植糧食而選擇能夠在國際市場中獲得更多青睞、更多利潤的棉花。而自從埃及選擇使用更多耕地種植棉花以後，自身國民的口糧就變得更為依賴美國糧食的進口，受美國的控制程度也越來越深。因此，埃及政府只要是外匯短缺、金融動盪，馬上社會就會跟著動盪。對此，有埃及民眾指出，雖然國家採用了西方“比較優勢”理論但並未給埃及帶來多少好處。如果埃及在以前能夠多修水利工程、保證糧食自給，現在埃及政府將要強大得多，在處理一些國際問題上將更為主動。
再如菲律賓和蘇聯東歐國家，全盤採用了西方國家的制度也沒能獲得經濟方面的騰飛，社會民生反而發展滯後。以菲律賓為例，在1950年新中國建國時，菲律賓人均GDP是中國的2倍以上，人口數量在東南亞也是大國，它全盤採用美國製度，憲法之類的都是從美國抄的。儘管如此，菲律賓的經濟也沒有多少發展，它的人均GDP現在已掉得只有中國的一半。而在蘇聯東歐地區，隨著蘇聯解體和自由化的推進，各國毫無例外都陷入到經濟災難中。許多國家的GDP下滑超過10%，甚至達到20%-30%，降幅最少的土庫曼斯坦也達到5.3%。1994-1998年解體後遺症高峰時期，塔吉克斯坦、格魯吉亞、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烏克蘭等國GDP降幅超過了解體時的2倍。另外，蘇聯的盧布和東歐國家的貨幣因進入西方市場而陷入貶值。蘇聯盧布貶值了幾千倍，打個比方，如果原來的國有資產值為7000美元，最後相當於1美元就易手了。烏克蘭更慘，其貨幣貶值了一萬幾千倍，失去了往日在軍工系統的強大地位，變成了政局動盪的國家。
由此可見，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盲目跟風並不能帶來經濟方面的發展，反而有可能形成依賴經濟，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
（參見：《埃及、東歐告訴你，中國經濟不能依賴美國》《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赤裸裸的貧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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